安东尼奥尼的不可知论：《放大》

一个人在偷窥Hemmings，被发现后转身跑走。

我们看到无数个镜头，诸多Hemmings在看着东西的镜头，这些镜头使我们不由得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想知道这些镜头的意义。这部电影的主要目的在于找出真相的意义何为。真相是否存在某种意义，Hemmings后来将公园拍的照片的一些细节不断放大，试图查出公园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接下来的场景是游行的镜头，它充满着政治意味。安东尼奥尼在乎的似乎是60年代以及50年代满怀忧虑的年轻人，他在这个场景中有一些特定的政治暗示。有意思的是，他让游行者将写有政治标语的牌子插在车后座，当他一加速，标语牌就飞出车外了，似乎这就是他政治承诺的限度。这和他前面给Ron看的那些摄影作品——平民窟里艰苦的人们相呼应。他拍摄这些作品，反应这些现实，犹如政府做的表面功夫，他的跑车永远不会和这些充满诉求的标语共行。改善社会的政治承诺并没有那么深入，而是流于表面，是一种形式主义。

回到摄影工作室场景，公园里的女人来找Hemmings了，她表现得非常局促和不安。她说她的“private life in amess”，指出照片只关乎她私生活。但后来影片却将故事引向了一起谋杀。

Hemmings给了女人假的照片底片，而女人则给了他一个假的联系方式和一个亲吻。送螺旋桨的人打断了他们预备上床的行为，接着他们的对话又和先前的艺术思考衔接上。

Hemmings指螺旋桨：“Nothing. It’s beautiful.”这是简洁的康德美学，它没用，但它很美。他还探讨了艺术的本质：”Perhaps I’ll put it there like a piece of sculp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