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

采访组：杨厅长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任职期间，您曾在福鼎县担任主要领导。请您谈谈在他领导下工作的感受。

杨有志：从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对福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我敬佩的有两位。一位是时任省委书记项南同志，他拉开了福建改革开放的序幕，对福建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位是习书记，他以亲善、和谐、真诚的形象深入人心。他当时刚刚30多岁，却沉稳成熟，扛起闽东摆脱贫困的重任，脚踏实地搞调研，深入基层接触群众，表现出赤诚的为民情怀。他在宁德主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给宁德的干部群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习书记具有极强的科学决策能力。我们福鼎这个地方，地处宁德最北端，与浙江的温州市接壤，是福建省3个重要的省边界窗口之一，另外两个是南平市浦城县，靠近浙江西部;漳州市诏安县，靠近广东汕头。虽说是接壤，但经济发展水平却和温州相差很大很大。那时候，温州改革开放势头很猛，乡镇企业发展很快，到处生机勃勃。习书记到福鼎调研后对我们讲，福鼎要主动靠向温州，搞活边贸，通过边贸脱贫致富。他让我们主动去温州学习取经，认真研究如何“引进来”“走出去”。

根据习书记的指示，我们主动对接温州，用温州经济发展的动力来带动福鼎的发展。“引进来”，主要是引进企业和物资;“走出去”，主要是把我们福建生产的物资销往浙江。同时，我们还发挥福鼎“不夜城”的优势，积极发展餐饮业、太姥山旅游、旅馆业，吸引浙江温州、苍南人来这里游玩消费。到1990年左右，边贸发展拓展了将近1个亿，两三年就翻到5个亿，福鼎的经济迈上新台阶。这充分证明了习书记的英明决策给福鼎带来了发展的春天。

除了搞活边贸，他还要求我们振兴福鼎的工业。福鼎以前二轻工业基础不错，但后来逐渐走了下坡。习书记经过调研，认为福鼎应该把轻工业振兴起来。县里根据他的指示抓紧研究，专门成立了振兴领导小组，提出重振二轻工业雄风，对各个厂、各个系统进行分析，向省、地两级汇报扩大规模、提高质量、拓展销路的方案。我们采取措施，充分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采取工业农业两轮并转的方式，发展了啤酒厂、农机厂、味精厂、液化气厂、农药厂、汽车配件厂等。现在福鼎的工业发展势头很好，在整个宁德也是重要的工业区之一。

众所周知，宁德交通很不发达，当时浙江在修杭州到温州的铁路。习书记就想，应该把宁德到温州的铁路也修起来，这样宁德就“活”起来了。他交代我去邀请温州市委书记刘赐荣到宁德来，他们两人专门在福鼎开了会，商讨怎样把这条铁路打通。商谈结果是，温州负责把铁路修到温宁边界，宁德负责修建自己境内的这一段。虽然这条线路还没开工，习书记就调到福州去了，但后任领导接过了习书记手中的接力棒，一任接着一任地沿着他的计划实施。2005年温福铁路动工，2009年6月30日通车，宁德地区不仅有高速公路还有高铁，连接了福鼎、霞浦、福安、蕉城，最终给宁德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兴旺和福祉。

第二个方面，习书记有很强的魄力和领导能力。1989年，全国各地掀起学潮风波，宁德地区也未幸免。当时，有一批温州的中学生搞“串联”，准备从福鼎入境福建，汽车上都刷着刺眼的标语，情势特别紧张。我当时感受到压力很大束手无策，就请示习书记，怎么办?习书记态度鲜明地跟我讲了两条：第一，要认定中央，跟定中央，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第二，要阻止学生进行串联，汽车车身上的标语更不能进入福建、宁德传播。我们根据习书记的指示，在汾水关设立检查站，一是劝说学生回各自学校继续上课，二是把汽车的标语通通洗掉。从后面中央对此事的处理来看，习书记当时的决定既果断又正确，稳定了大局，稳定了人心。

他的这种胆识和魄力还体现在反腐工作上。当时宁德地区干部违规违纪建房现象非常严重，我们福鼎甚至出现了“干部街”，就是一条街都是干部利用特权盖的新房。对此，老百姓意见很大，甚至写信向中央纪委反映情况。他来了以后不久，就下决心开始清房，而且从领导干部下手，房屋该拆除的依规拆除，干部该惩处的依法惩处。当时福鼎的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均受处分，在整个宁德产生了很大影响，老百姓反响很好，干部队伍作风也得到整饬。

还有一次，习书记刚到福鼎，就想去海岛调研。调研当天，赶上风浪大作，船在浪里不断起伏摇曳，非常危险。我们劝说习书记：“这么大的风浪，就不要登岛了，太危险了。”可他却很坚持，说既然决定要上去，就一定要见到群众才可以。就这样，我们在风浪中又搏斗了几个小时，最终还是登不了岛，他当时还批评我对海域气象了解不够，太扫兴了。大家都被习书记的勇气和心系偏远群众的情怀深深折服。

第三个方面，习书记很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并与他们交朋友。他到宁德之初，一直在基层开展调研，把注意力放在抓经济、抓政治等方面，对宣传报道这方面注意力相对就少了一点。在一次干部会上，宁德地区通联站站长翁德云同志站起来“开炮”，公开向习书记提出批评，指出地委对新闻工作缺乏重视。翁德云胆子很大，大家听了替翁德云担惊，不知道习书记会作何反应。没想到习书记听完之后，欣然接受他的批评，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而且后来还和他成为好朋友，经常就新闻宣传的问题和他交流。习书记的胸怀宽广，坦诚待人，在整个闽东都传为佳话。

采访组：从您个人经历看，习近平同志还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杨有志：习书记对我个人可以说有再造之恩。1984年，我在霞浦县当县委书记。当时闽东地区只有霞浦一个小口岸开展对台贸易，受中央精神的鼓励，在地委要求之下，我们开始把对台贸易扩大，大胆试大胆闯，但没想到一下子“冒”了。当时规定，大陆和台湾做生意单笔不能超过3万元，也就是小额贸易，但是我们做了一笔500万元的蘑菇罐头交易，也就是闻名一时的“杜国桢案”。杜案当时影响很大，处理结果是把我由县委书记降为福鼎县委副书记，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客观地讲，这个案子对闽东干部的改革开放热情打击很大，大家都背上了思想包袱，不敢往下闯了。习书记到宁德以后知道这个情况，对我非常关心，一直鼓励我：“不要紧，你是一条汉子。只要你大胆工作，干出成绩，组织还会关心和重用你。”当时，大多数人对于我们这种犯了错误、受过处分的人都既同情又敬而远之。习书记非但没有如此，反而对我体恤备至，愿意给我这样犯过错误的同志重新投身事业的机会。跟着这样的领导干工作，哪还能没有动力、没有干劲呢?1988年《福建法制报》刊登了一篇我的访谈文章《放胆书记话放胆》，我讲了这个看法。后来我老婆得了白血病，习书记还专门来看望慰问。在当时那样的情势下，习书记的宽容与信任犹如春风化雨，感动和激励着我们再次出发。

习书记对干部的关心爱护，不仅体现在对像我这样犯过错误的同志身上，更体现在他对干部的使用上。过去大家有一种观念，闽东穷又缺干部，必须把干部留下来。但习书记却主张把干部输送出去，通过多岗位历练，培养和锤炼干部，他们不仅能为闽东未来的发展助力，更能在更多领域发挥才智。而且这样一来，本地的干部也能一批接着一批地脱颖而出，成长成才。现在看来，他这种干部队伍建设思想是极有远见的。

虽然习书记在宁德时间不长，但宁德人民都把他放在心里，他和宁德的感情是很深的。习书记调任浙江省长之前，到福州机场去送他的人当中，三分之二是闽东干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提出了“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的理念，您对此是如何理解的?

杨有志：宁德各方面条件非常艰苦，但习书记当时满怀信心，要带领闽东干部群众改变命运，所以他结合实际提出了“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两个理念。

当时，宁德干部的精神状态不好，因为经济一直是“老九”，干部提拔没有机会，待遇最低，所以觉得发展无望，提不起干劲。习书记提出做到“弱鸟先飞”“滴水穿石”，首先就是为了激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这两个理念，就是强调不要跟别人攀比，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要接受落后的现实，但决不能自甘平庸、无所作为，而要鼓起干劲，要有“先飞”的劲头，有“穿石”的韧劲，坚持不懈地干下去。习书记这样一点拨，大家都受到启发，精神状态就很不一样了，干劲儿就起来了，而且也有了久久为功的韧劲。习书记走了以后，陈增光同志接任地委书记，提出“人一我十”，人家付一分力量，我们要付十分力量，拿出这样的精气神来发展闽东经济，这就把习书记“滴水穿石”的精神传递了下来。习书记在闽东虽然时间很短，但他的精神财富得到了发扬和传承，这个是实打实的。在闽东人民的心里，习书记的影响是扎下了根的。

采访组：您后来到省直部门工作，习近平同志是省委领导，您和他还有工作接触吗?

杨有志：我1994年到省海洋渔业厅工作，习书记那时已经是省委副书记，分管农村工作，海洋渔业属于农口，所以我们接触还是比较多的。在他当省委副书记和省长期间，我感到他有三件事对福建贡献很大。一是着眼未来，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数字福建”，开启福建大规模推进信息化建设的序幕。二是治理餐桌污染，狠抓食品安全，特别是农副产品安全，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三是大力提倡保护自然资源，这与我们海洋渔业厅工作密切相关。海洋污染、超强捕捞能力导致的海产品资源破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自然恢复很难。习书记当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高度重视，还亲自参加在闽江放流中华鲟。

还有一点，当时我们福建的海产品生产量已经上来了，但加工、销售、流通等环节还没有大的突破，产值一直不高。习书记在全省提出，生产环节上来之后，很关键的就是流通与加工，要在这些方面花大气力，这样农民才能够增收。实践证明，海产品深加工大大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老百姓得到了增产增收，形成了良性循环。

采访组：那么，习近平同志留给您怎样的印象?

杨有志：习书记为人很朴实，从不为个人的事提特殊要求。在宁德时他的办公条件很简陋，很小的一间办公室，连卫生间都没有。可就在那里，他读书、工作，擘画了闽东振兴的蓝图。我先后在习书记领导下工作了十几年，从没有见他发过脾气，是一个性情非常温和的人。

2013年，习书记回到福建，和我们这些老下属叙旧。当时我们都已经退休，他就像朋友一样和我们拉家常，热络地聊天。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闽东九个县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名字，有的我们都叫不出来了，但他记得牢。这虽然是一个小细节，但折射出他对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的深情关心。

习书记对老同志一向敬重，老同志和他的关系都很融洽。有一件小事。习书记在福建任省委副书记时，有一个老革命离休以后赋闲在家，养了几只鸡。老同志拿了两只鸡，专程给书记送去。其实老同志不可能再有求于书记干什么，更不涉及什么送礼问题，就是想表达一份很朴素的心情：他敬重书记、喜欢书记，想让他吃点家养的鸡补补身体。老同志也曾送给另一位同志，但这位同志断然拒收，可习书记见了，立马向老同志表示感谢并欣然收下，还说这就把鸡宰了吃。这个老同志见习书记这么痛快，感到自己的一番心意得到了理解和接受，也非常感动。这是习书记很家常的一面，是很有人情味的一幕。

习书记对老百姓很亲切很关心，能够帮助的他就尽力帮助。当时曾有一段佳话，就是宁德三任地委书记，也就是吕居永、习近平、陈增光同志联袂回闽东视察经济发展情况，这一方面反映了三任书记的团结和谐，另一方面也看出他们对闽东的共同深情。那次，他们详细视察了宁德海产品、茶叶加工、农副产品加工情况，并提出了发展意见。当时他们都已经在福州市，有的早已退休，有的是省领导，但他们对宁德这个贫困地区仍然如此牵挂，对闽东百姓念念不忘，让宁德的干部群众很受感动、很受鼓舞。

习书记还在平潭专门资助了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他每次到平潭调研，都会专门去看望这个孩子。这件事没有多少人知道，因为他从来不声张，只是把事做在实处。他总是让人感到既敬佩，又亲近。我深信，在习书记这样领袖人物的带领下，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充满希望，人民一定会更加幸福。

采访组：谢总您好！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是1988年到宁德任地委书记的。当时您就在宁德工作，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谢作民：好的。习书记是1988年6月到宁德工作的。当时宁德的经济状况很差，不通高速公路，更没有铁路，从宁德到福州乘汽车要走4个小时。整个地区贫困面很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又很保守，农业发展都很困难，更别提上什么工业项目了。可以说，习书记到宁德上任，宁德的干部群众对他是寄予很大期望的，大家都以为年轻有为的习书记一定能烧起“三把火”。可他到了宁德以后，并没说什么“豪言壮语”，而是很快到各个县跑了一圈，对宁德整体面貌作了深入了解。困难比他想象得更大一些，他认为既不能给干部群众泼冷水，还要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总体思路，就是“滴水穿石”。我们当时以为“滴水穿石”是不要急、慢慢来，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慢慢悟到，“滴水穿石”是建立在闽东当时实际情况基础上提出来的客观而深远的发展思路。就像习书记当年说的那样，宁德这样一个“老、少、边、岛、穷”地区，谈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地理因素等各方面的制约，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要摆脱贫困，就要靠一种持之以恒的态度，一种敢字当头、义无反顾的精神，一任接着一任干，任任干给人民看。有的工作可能要做七八年、十来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没关系，只要我们目标一致，矢志不移，日复一日地干下去，就一定能够创造出奇迹。不管是习书记后来提出的“四下基层”也好，还是整治干部违规建房、倡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好，都是希望我们宁德的各级干部摒弃不良的价值观和作风习气，拧成一股绳，为了闽东经济振兴和发展，为了“弱鸟”得以“先飞”，发扬不怕吃苦、不怕困难的精神，创造出一个“滴水穿石”的奇迹来。我认为，这种思想是习书记到宁德工作期间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创新，也很大程度影响了他之后的从政经历。我总觉得，他对宁德、对闽东大地有一种特殊的情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采访组：那么，他在宁德任职期间，给宁德干部群众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谢作民：前面我提到了一点，习书记在宁德扎根基层，深入群众，这种客观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是他留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事情，让我们感触很深。

习书记当时是宁德的“父母官”，但他从不搞特殊，坐的汽车是用前任书记的，司机也是用前任书记的，住的房子里只有电风扇，下乡走山路也都是自己拄一根拐杖，路再难走，都要走到群众中去，走进老百姓家里。

还有一个，就是使用干部坚持五湖四海的原则，走群众路线，坚持公正公道。大概是1990年初，宁德地区搞干部民主测评推荐。经过推荐、民主测评等几个程序，准备安排我到宁德市（注：当时的宁德地区宁德市，即现在的宁德市蕉城区）当书记。他亲自来考核我，听了我的汇报，又了解了大家对我的评价，觉得很满意。他对我说，做干部要德才兼备，但更重要的是德。你们为官一任，就是要重视品德修养，带领一方百姓过上好日子。他的话我一直铭记于心，我后来在使用干部上也沿用他的这个标准，重能力更重品德，而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谁和领导靠近就提拔谁，谁不靠近就不提拔谁；谁送东西就提拔谁，谁不送东西就不提拔谁”。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1990年离开宁德到福州任市委书记，在推动闽东经济发展上仍然尽心尽力。您了解这方面情况吗？

谢作民：的确。习书记到福州以后，仍然念念不忘闽东。这一方面是因为闽东人民的热情、淳朴给习书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有着一颗不改变贫困地区面貌誓不罢休的执着初心。

习书记非常重视区域经济联合与协作，我记得是1992年，福州市正在搞旧城改造，习书记通过秘书打电话给我，要我们带人去福州学习旧城改造的经验，回到宁德以后加以借鉴运用。当时，我就带了我们宁德小市的副市长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起到福州去学习。他亲自打电话给福州市鼓楼区、台江区的负责同志，请他们向我们介绍情况和经验。我们学习回来后，按照福州的方法开始搞旧城改造。1994年他专程回到宁德，了解宁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情况，实地调研宁德小市小东门的旧城改造工作，还察看了群众安置点，感到非常满意。他还促成了宁德小市和福州福清市、马尾区结对子，发挥各自优势，协作发展，共同进步。双方定期互派干部交流锻炼，我们的同志在福清工作期间学到了很多经验，对于反哺宁德小市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我们深深感到，习书记对闽东怀有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决不是对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的一种“特殊关照”，而是为了帮助广大闽东群众摆脱贫困的一种拳拳之情。

采访组：福建是沿海省份，船舶工业是福建的支柱产业。您后来离开宁德，出任省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请您谈谈当时船舶集团的情况，以及习近平同志对福建船舶工业的关心。

谢作民：我1996年4月从宁德到省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船舶集团”）工作，那时候习书记已经升任省委副书记。他对船舶集团的发展非常关心，而且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时，省船舶集团旗下有三大骨干造船企业，就是马尾船厂、东南船厂、厦门船厂。这三家船厂都是国家船舶出口基地重点企业，马尾船厂更是历史悠久，1866年清政府重臣左宗棠在马尾创办福建船政局，在中国近代工业近乎空白的土地上，建船厂、造兵船、办学堂，成为远东最大的造船基地。可以说，一个马尾船厂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工业跌宕起伏的历史缩影。

我到省船舶集团任职时，船舶工业已经出现了步履维艰的状况，船市不景气，干部职工思想不稳定，再加上马尾等三家船厂设备陈旧，没有资金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在国内造船行业中的地位越来越落后，出现了没落的危机。

那时候船舶工业竞争非常激烈，全国像马尾这样的船厂至少有几十家。马尾船厂虽然是百年老厂，但福建作为战备前线，长期没有资金投入，很快就被一些船厂赶上和超过了。当时马尾船厂已经资不抵债，发职工工资都很困难，尖端人才留不住，而且稍有不慎就容易引发群体事件。有些人提议，要不就让马尾船厂走破产的道路。我坚决不同意，像这样的百年老厂，如果在我们手中破产了，那我们就是千古罪人。

采访组：的确，马尾船厂是福建的重要名片，不能轻言破产。那么，习近平同志是如何支持马尾船厂发展的？

谢作民：习书记到省里工作以后，曾多次到马尾船厂考察和指导工作。

1997年4月6日是他第一次到马尾船厂调研。当时，福州市要修一条江滨大道，有一段想取道马尾船厂的厂区，横穿船厂，如果这样就严重影响了船厂的生产布局。当习书记了解到这些情况，他认为江滨大道从船厂穿过确实不合适，但也不能因此不发展公路，于是就提出采用高架桥的方式，从船厂上空通过。建设虽然给船厂带来一些不便，但并没有影响正常生产。

2001年5月15日，习书记已经担任福建省省长，在省市两级领导的陪同下到马尾船厂调研。他先登上3.5万吨船台，仔细察看了正在建造的一号、二号700箱集装箱船生产情况，又驱车到码头，察看正在舾装施工的两艘1.76万吨轮，向正在繁忙生产的工人们问候和致意。

在接下来的汇报会上，我向他汇报了省船舶工业的发展状况，也讲了马尾船厂遇到的困难，希望省政府能够给予扶持帮助。习书记在会上给我们打气，肯定了我们这些年的发展成绩，特别是赞扬了领导班子和工人的精神状态。他也开诚布公地讲，省政府在全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中，有意把造船工业的调整作为推动发展的一个重点。

习书记针对造船企业的资本金注入、贷款担保和对创汇企业的技改贴息问题，一一作了政策性阐述。他表示，今后省里在财政资金安排上，将继续对马尾船厂安排适当的投入。同时希望马尾船厂要开辟多元化投资渠道，多方面融资，甚至可以尝试走合资办企业的路子。他鲜明提出，马尾船厂要搞债转股，要先甩掉负担，才能轻松上阵，再创辉煌。几经联系，福建华融集团出资9925万元，占41.29%股份，马尾船厂以固定资产入股，评估为1.34亿元，占55.79%股份，剩余股份由其他3家企业出资。同年12月21日，马尾船厂成功实现改制，12月23日正式挂牌运营。

从那以后，马尾船厂重新焕发生机。银行贷款顺畅了，流失的人才也回来了，大家都对发展前景充满希望。我们也开始积极到国际市场寻找商机，渐渐有了来自丹麦、德国的订单。多的时候，单从一个德国客户手里就陆续接了26艘轮船的订单。像马尾船厂这样的情况，当时要是一年能生产3到4艘船，全厂的费用就能很好解决，如果能生产7到8艘船，那就过得相当不错了。因为造船设施是固定的，生产的多，相对来说管理费用自然就少了，利润也就高了。债转股之前我们一年也就生产二三艘船，改制以后，我们两个船台一年就能生产七八艘船。负担减少了，资金活起来了，工人积极性也越来越高，整个福建省的船舶工业也因此走出低谷，得到振兴。

采访组：除了马尾船厂，习近平同志对船舶集团发展还给予了哪些支持？

谢作民：习书记对福建船舶工业发展的支持是全方面的，不仅给予了资金支持，而且提出了许多至关重要的发展思路。

在他主导下，省里每年无偿划拨2000万元给船舶集团公司作为资本金投入，在技术研发和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省里全力支持我们参加国际性的海事会，一方面增长见识，另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中寻找商机，拓宽发展渠道。

2001年6月23日晚上10点多钟，台风“飞燕”在福州登陆，把马尾船厂停靠在码头上的两艘1.76万吨级船舶的缆绳刮断了，船产生移位，搁浅在附近的江畔。当晚我和船舶集团的几个同志刚好在厦门船厂，得到消息立刻往回赶，凌晨4点钟才到达马尾。不久后，省海事局领导就赶到马尾，这是习书记专门给他们打了电话。他也专门打电话给我，对船厂的损失情况十分关心。当时天还没亮，他的一通电话让我们非常感动。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2000年4月25日，习书记到厦门船厂调研指导。听了我们的汇报后，他非常满意地说，厦门船厂造船能力达到了国际水平，接单能力也有所提高，三年完成了异地搬迁，实现了从建造千吨轮向万吨轮的跨越，创造了我国造船建设史上的奇迹。

他接着说，发展船舶工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我省船舶工业已经有了很好基础，要在调整产业结构中考虑如何进一步扶持。政府资金可以支持一些，计委、财政、经贸委也要争取从技术改造、结构调整等资金中给予支持。但是，政府的钱只是杯水车薪，根本出路在于改制。现在企业有前景，相信会有人愿意参股，解决投资主体多元化问题。

习书记的一番话给了我们很大鼓舞，也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先后找了闽东电力公司、厦门建发公司、重庆钢铁厂等企业，共同参与改制。由于资金缺口很大。习书记了解以后，帮助我们专门给宁德领导打电话，看闽东电力能否出资。没想到联系之后，闽东电力很“给力”，同意入股8000万元，占股份32%，加上建发出资5000万元，占20%，加上重钢以及一家民营企业均出资500万元，各占2%，剩下的由船舶集团以厦门船厂自身资产评估1.1亿元入股，占44%，一共筹措2.5亿元，于2002年3月28日成功实现改制。我们深知，没有习书记的关心指导，就没有厦门船厂后来的发展，更没有船舶集团的发展。

采访组：看到福建船舶工业的发展变化，习近平同志作出了怎样的评价？

谢作民：习书记没有与我系统地谈过这方面内容，但我能感受到，他对船舶工业、对马尾、对福建造船行业的关心和厚爱。

我记得2002年6月的一个星期日，马尾船厂有一艘出口德国的700箱集装箱船即将交付使用，我专门邀请他过来看看。他一听，欣然答应。一早，习书记轻车简从，只带着秘书来到马尾船厂，还特意让我不要告诉宣传部门。他看得非常仔细，从底舱看到驾驶室，走到船长居住间时还连连赞叹，说这里就像五星级酒店一样，非常高兴。他问得很仔细，造船用料怎么样，国产占比有多少，等等。我说主要的设备以及导航系统都还是靠进口。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造船工业要想真正发展好，还是要把重心放在提高技术水平上，不要总干“苦力活儿”，要着眼高精尖，解决国产化，掌握主动权。我想，对一个行业最大的关心，莫不是帮助它从根源上找到症结，提出对症下药的良方。习书记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关爱我们的。

我们也能感受到，习书记把船厂当成福建的一种骄傲，非常乐于向外推介。有两次，宁夏和江西的领导来福建学习考察，习书记还专门陪同他们到马尾船厂来，向他们介绍船厂的发展历史。

采访组：我们还想再问一个问题，从您与习近平同志交往的这些年看，您认为他给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谢作民：你们谈到这个问题，我很感慨。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吧。我在宁德小市当书记的时候，世界知名良港三都澳就在我们这个市，当时讨论得沸沸扬扬的三都澳开发的事情就在我的任上。我们要开放，要发展，当时很多人就把三都澳港和荷兰鹿特丹港相比，认为我们的自然条件比如水深、港阔等方面都比荷兰鹿特丹港强，只讲自然条件，没讲基础设施和其他条件。为此，我还专门请了专家过来“把脉”，其中有个专家实地看过之后，笑了笑，问我：你去过荷兰鹿特丹港吗？我说我没去过。我听出来他的话里有一丝嘲讽的意味，当时心里还有些不服气。可后来，我到省船舶集团工作，有机会出国谈业务，有一次真的到了鹿特丹港口，现实给了我很大的打击：我们的三都澳怎么能跟人家的港口相比？！鹿特丹的港口，地理位置优越，吊车林立，铁路、公路、航空四通八达。可我们的三都澳，空有长长的海岸线，什么交通都不通、配套也没有，怎么能一下子就开发了呢？

这些事给我的教训很深，我也越发觉得习近平总书记上世纪80年代在宁德任职时就提出“滴水穿石”的精神，是多么的务实和深刻！我们都能体会，他有一份雄心壮志，也恨不得闽东能迅速摆脱贫困。但他也非常冷静地认识到，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抱上“金娃娃”，必须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最终才能成事。我记得2010年9月，他回到宁德，专门和宁德的领导和老同志相见，又谈起当年闽东人的三大梦想，虽然当时不能实现，但一任接着一任干到今天，宁德建市、温福铁路都实现了，三都澳也在开发之中。这就是“滴水穿石”的力量。这是习书记留给我们闽东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19年6月19日第3版

 采访组：邢台长您好！我们来福建之前，就听说习近平同志当年在宁德工作期间，和您接触比较多。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什么印象吗？

邢常葆：我是从1983年开始做电视新闻记者的。当时宁德还没有电视台，也没有报社，我在地委下属的电视宣传中心站工作，相当于福建省电视台宁德记者站，工作地点就在地委办公楼里。当时整个宁德，做电视这一块只有我一个人，9个县也只有我这里有一台设备，我自己拍、自己编、自己剪、自己配稿，定期给省台送过去。

习书记1988年6月到宁德上任，一来就直接下乡搞调研去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个多月之后，他到市直机关各单位走访，和大家认识一下。那天我正在办公室里编一个叫作《太姥情》的音乐片，想把工作几年来积累的一些素材编辑成一部音乐片，借此宣传一下闽东的好山好水。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和我打招呼，还看了我编的这个片子。他看完之后很高兴，对我说：“闽东的山水很漂亮，以后你们要加大宣传。”我觉得这位新来的地委书记既年轻，又亲切，没有大领导、大干部的那种距离感，很平易近人。

后来，因为我是宁德唯一的电视记者，所以他的会议活动都是我去跟访，对他在宁德期间的工作情况比较了解。又因为习书记这个人非常随和，喜欢和基层干部、和我们这些媒体记者交朋友，所以一来二去，我们就熟识起来了。

采访组：请您讲讲当时宁德的基本情况。据您了解，习近平同志对这些情况有什么评价？

邢常葆：当时宁德的经济状况是比较落后的，总体的财政收入刚刚过亿，县财政大都在两三千万左右，一些大的县，财政勉强够发工资，小的县可能会有40%到50%的缺口，像周宁县、寿宁县就更加入不敷出了。很多干部出差，过了一年半载，差旅费单据还揣在裤兜里面，就是因为单位拿不出钱来报销。很多县都如此，不是一个县两个县的事情。

再就是路程远。从宁德城关出发，没有一个县是可以两个小时到达的，最近的福安县也要两个半小时。交通状况差，没有一条柏油路，都是土路，那时候要是下去出个半天差，眉毛、头发、全身都是白灰和泥巴，恨不得到了那里就先洗个澡。

所以，习书记刚来的时候，我们宁德的干部也好、群众也好，都对他期望值很高，毕竟穷怕了，我们想靠他的资源“抄近路”尽快致富。但是，宁德这种现状，硬件软件都跟不上，连最起码的路都不通，能引进什么项目？习书记进行充分调研之后，提出要给宁德的期望值降火，要以“滴水穿石”的精神推进经济发展。他首先肯定了闽东过去取得的成就。从历史上看，叶飞同志曾在这里北上抗日打游击，闽东人民帮助做了大量工作，有一次叶飞同志遇险，也是闽东的少数民族群众把他救下来的。解放后闽东的贡献也很大，比如古田溪水电站就不是供应宁德本地，而是供应全省的。他说：“宁德具有革命老区人民的坚韧精神，让我很感动。过去闽东人不是没有做事情，也不是完全在等靠要。但闽东的现状制约着我们，一下子就做成事情是不现实的。”他教育广大干部不要有过高的期望值，要脚踏实地总结经验，查找落后原因，实打实地做好基础工作。

采访组：您提到当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出席的各项会议活动，您都跟访，请您回忆一下他当年施政方面有哪些事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邢常葆：我讲几个具体的事情吧。第一个就是1988年12月在霞浦开展的首次“地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活动。习书记来宁德不久，就了解到这个地方交通情况不好，群众要想到地委来反映情况，都要有大半天浪费在路上，事情办不办得成还难说。他就想出办法：与其群众跋山涉水上访，不如我们干部直接下访，几个干部下去，总比那么多群众上来要强一些。

那一天，习书记得了很重的感冒，一直在打喷嚏、流鼻涕，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出发到了霞浦。他亲自坐镇，接待群众，一个一个了解情况，问得很详细。

当时有一个小学老师，家里两代人都在边远山村里教书，已经有十几年了。他对习书记讲：“我现在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其他一些毛病，在县里住着不方便，书记能不能想办法给我一个进城指标？”习书记了解情况后，觉得老人家很不容易，而且两代人都奉献给教育事业，于是就和县里讲，这位老人的事情要想办法解决。这个事情就真的解决了。

后来，习书记提出了“四下基层”制度。各有关部门的规定动作是一年到基层去两次，能当场解决的就把问题终结在基层，不能当场解决的就带回来限时解决。他自己也以身作则亲下基层，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如果上半年从山区走就从沿海回来，下半年就从沿海开始走，再从山区回来，一去好几天，带着市委行署班子成员、财政等部门负责人一起去，访真贫、查实苦。遇到一些不能当场解决的问题，他就和涉及的几个部门说好，哪天、哪个时间，几个部门凑到一起，一次性现场办公，老百姓办事简便多了。他说过：“‘硬’的我们缺少些条件，可以多讲‘软’的，比如简化手续、改善服务质量，这些方面我们就很有一篇好文章可做。”

当然，他参加的其他一些下乡活动就更多了。在他的带领下，宁德干部深入基层已经成为一种传统。

再一个就是关于林业建设。周宁县有一个造林大户，早些年率先搞多种经营，针对林木生长期较长的问题，在树林间套种魔芋、马铃薯等作物，搞长中短结合，成效显著。习书记到当地了解情况以后，非常高兴，让这个造林大户直接到地区干部大会上作经验介绍，让大家都来学学他的创新精神。一时间，“农民给干部上课”在全省都留下美名。

习书记的大胆创新之处还不仅体现在此。有一次，时任省长王兆国同志来宁德调研，习书记向他汇报关于林业发展问题。当时造林大户要想扩大规模，就要向银行贷款，但没有可以抵押的资产，政府虽然想帮助农户，但又不能干涉银行的贷款政策，十分发愁。习书记就向王兆国同志提出一个思路：“我们能不能用活立木贷款？老百姓种的这些树虽然现在还没长成，但再过二三十年，就是参天大树，价值不菲，能不能就拿这个作为资产去贷款？”他讲的这番话我记得很牢。最终这个方法到底有没有采纳，我不得而知，但我能深切感受到他那种迫切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情的心情，能深切感受到他为了闽东发展大胆开拓新路的勇气和魄力。

第三个事情，是关于建数字基站。1989年夏天，邮电部准备在福建选址建机房，最初意向是建在南平，但也到宁德进行考察。习书记听到这个消息，认为宁德经济落后，通讯不能再落后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于是他决定找邮电部的同志好好谈一谈。当时，邮电部的同志住在邮政招待所，习书记早上早早起来，也没叫驾驶员，走路走了20多分钟才到。他到的时候，邮电部的同志还没起床，他也不急，就站在门口的操场上等。等到他们起来，洗漱完，出门一看，习书记已经等了那么久，非常感动，也非常佩服习书记的工作作风，所以在考察之初就对宁德留下很好印象。最终，经过多方努力，基站终于在宁德建成了。所以你看，我们宁德的区号是0593开头，仅排在福州、厦门之后，这也一直被我们宁德人当成一种骄傲。

还有一点，就是他对修志工作的关注。1989年8月，全地区召开地方志工作会，我去做新闻报道，他讲的很多话都令人印象深刻。他说：“你们做方志工作，很辛苦，一直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埋头文海，搞学究。但是，你们做这些事情起码还可以留下你们的芳名，是谁写的就会留下谁的名字。你们看，我的秘书、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这些领导起草报告或是讲话，最后落款写的都是我的名字，而不是他们的。从这个角度讲，你们做这件事情应该更有动力。”他还说，修志是一件“非常‘得志’的事情”，希望修志人员“刻苦学习，顽强工作，真正进入角色，钻进故纸堆，从浩瀚的档案资料中挖掘珍宝”。在他之前，从来没有哪一任领导像他这样重视地方志工作，都觉得边缘、觉得不重要，可他却发现宁德有搞地方志的传统，还主持专门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对这项工作作出具体指导，确实非常了不起。

习书记在干部工作上也有独到之处。他深刻认识到，闽东要发展，人才是决定因素。在他的影响下，闽东也确实出了一批优秀干部。他在位两年期间调整的县委班子成员，都称得上是历史上最精干的，工作上、作风上都很过硬。他用干部也很老到，既结合实际深思熟虑，又大胆起用新人，敢于做一些尝试。有的干部“其貌不扬”，习书记提出“放到基层去试试看”，结果一干工作，风生水起，就是他看中了这个人的潜力，通过大胆使用、强压担子，让人才迸发活力。他总说，当干部就要心正、气正，不能一想到提拔就想哪里有好肉，先啃下来再说。到目前为止，他任上提拔的干部都是兢兢业业、干干净净的，没有一个犯错误，没有一个出事情。

采访组：您多年从事新闻工作，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对宁德的新闻工作提出过哪些发展思路、采取了哪些举措？

邢常葆：习书记对闽东的新闻事业发展非常重视，强调新闻工作要把握时代脉搏，要认识到当前形势所赋予我们的任务、职责。他提出要在闽东办一份报纸，建一个电视台。他让我了解一下办一个电视台需要多少钱，我找了一位懂技术的领导询问，电视采、编、播加上覆盖，可能要300多万。那时候的宁德，拿出300多万来做一件事是天文数字。习书记对我说：“还是先办报纸，电视台的事你也再问问，能不能走‘捷径’，少花一点钱。”

就这样，1989年11月，《闽东报》先办起来了。其实宁德原来就有《闽东报》，“文革”以后停刊了。习书记来了之后提出恢复，召集一些有经验的同志，再从各县临时抽一些新闻报道骨干，再请《福建日报》资深的同志把关，这样就把一个报社的架子搭起来了。当时的《闽东报》是小四开，还是个小报，习书记专门写了一个复刊词，当时在宁德引起很大反响。

宁德电视台是1990年12月办起来的，当时习书记已经调任福州市委书记。但他离开宁德之前特意开会，强调宁德电视台一定要办起来。他说：“闽东一定要加强对外宣传，如果只躲在这个山沟沟里，有多好的东西别人都不知道，人家只知道我们穷，只知道我们基础设施差，那还怎么引进项目？还怎么发展经济？”当时因为经费困难，按照他提出的“走捷径”的想法，我们只花了100多万，暂时不做信号覆盖，节目做完了就送到宁德差转台，依靠福建省电视台的力量，等他们的新闻播完，再插播我们宁德的节目，每次10分钟左右。当时条件也很简陋，只有两三台设备、五六个人，每周做一两档节目，插播一次。后来才慢慢做小覆盖，再到现在，发展成为100多人的队伍，也实现了9个县区全覆盖。我还记得1998年筹建电视台大楼，2000年底习书记来宁德调研时得知我们资金缺口较大，专门批了150万给我们，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习书记不仅关心新闻事业，而且懂新闻，对新闻工作者有很高的要求。他说过，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关系很密切。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那时候，他喜欢和新闻记者聊时事、谈看法，地委的各项工作会议活动，他都邀请各路记者去参加。我们这里有一些老记者，有时候有抵触情绪，因为当时新闻版面有限，有些活动参加了，也不一定能报道出来，大家比较为难。习书记打消了大家的顾虑。他说：“我叫大家来开会，不是一定要你搞报道，你们可以从这些会上了解到第一手资料，有的事可能刚刚有意向，刚刚起步，这时候你们不用报道，可以关注、追踪，再过几个月，‘火候’到了，来龙去脉你们都掌握了，相信就能写出厚重的稿子来。”那时候，除了研究人事问题的常委会，其他各类会议他都破格让记者参加，尤其是经济发展方面的决策性会议，都对记者敞开大门，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从这一点看，习书记考虑问题着眼长远，也有创新精神。记者们在他的鼓励和调动下，都很积极地在会议活动中选题，也能沉下心来写稿子，为闽东发展鼓与呼。他也从来不在记者面前摆官架子，不是说我是地委书记，你是记者，必须我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你写什么就写什么。他真诚地和我们交朋友，还经常和我们讲：“你们新闻报道工作需要地委行署做什么，可以跟我说，我们全力支持！”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闽东文化事业发展做了哪些工作？

邢常葆：习书记慧眼识珠，发现闽东文化特色非常突出，应该宣传和弘扬出来。他说，闽东具有红土地文化、畲族文化，还有很多好的民俗民风，还有山海的旅游资源，风光很美。但当时财政经费有限，他觉得要加大宣传，必须采取土洋结合的办法。他提出制作一部名叫《山海的交响》的电视音乐片，背景素材采用我和其他同志之前拍的一些风光片，比如太姥风光、鸳鸯溪风光等。音乐部分由彭丽媛老师邀请音乐家和歌唱家来作曲、演唱，这就叫“土洋结合”。当时我们自己的制作水平很有限，还要动员省台来参与制作。最后制作很成功，传播也很广泛，习书记很高兴，说这比我们自己嘴巴讲讲强多了，外界一看闽东是这样一块风水宝地，都会对这里产生兴趣。

采访组：听您这样介绍，习近平同志对宁德各项事业发展确实倾注了巨大的心血。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日常生活中他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邢常葆：习书记在生活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过去我们地委大院的办公条件很艰苦，干打垒的石头房一到夏天就很闷热，干部开大会只有电扇，没有空调。习书记办公室里的窗式空调，开机以后像拖拉机一样突突的响。你们现在到地委大院去看，门口那条斜坡路都是水泥路吧？那是在习书记手上才修好的，以前就是一条破土路，旁边还有条水渠，又脏又臭。他来了之后组织机关干部义务劳动，把那条水渠盖起来，这条路才拓宽，好走很多。

当时彭老师没有跟在习书记身边，他每天下班吃完饭，就跟秘书还有班子里面的一些同志一起，在隔壁的军分区操场散步，然后回来，有会议就开会，有工作就继续工作，没有工作就回宿舍。他住的地方也很简单，屈指可数几件家具，看上去空荡荡的。厨房里装了一个液化气灶，但他从来都不用，不会给自己“开小灶”，都是彭老师来时才会炒几个菜。过去宁德也没什么酒店，就一个招待所，算是还有几个像样的饭菜，其他都是街边小炒。可这些地方，我都没见他去过。

他最喜欢看书，搬家到宁德来时就带了一大堆书。我们跟他出差的时候，经常一忙就忙到中午1点多，吃完饭就2点多，下午3点接着开会。就这么一点时间他也不放过，要到街上转一转，一转就转到新华书店，偶尔买一两本书。有时候看到一本书，连北京都买不到，就特别高兴。

我刚才讲，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很随和，接触时间长了，才感到这个人也非常沉稳，对自己、对身边人要求非常严格。他和秘书定好下乡的时间，说几点钟就是几点钟，如果晚了他就会批评秘书。在基层调研，他都是按惯例吃食堂、交伙食费，每次由秘书和当地结账，每半个月他再和秘书集中“结算”一次。下乡的伙食标准是早上1块、中午1块5、晚上1块5，一顿午饭基本就是吃碗面条，如果菜做多了，他不吃，还会提出批评，让他们拿下去。有一次我和他去屏南县调研，回来路过虎背乡，在那里吃午饭。吃完饭，习书记的秘书照例去交伙食费，乡党委书记怎么也不肯收，我看他们来回推了好几次。临走时上车，习书记问秘书：“伙食费交了吗？”秘书说：“交了，但是他们不要。”习书记说：“那怎么行？赶快去交，还要让他开收据，不然口说无凭，有收据才证明人家真收了。”你看，他这人就是这么“较真儿”。

照这么算，习书记每月的工资是不够花的。当时他的收入只有170多块钱，这样一天4块花下来，一个月就是120块，他还要买书，还有其他开销。所以那时候彭老师也支援他。可就是这样，他也从不违背自己的原则，更不是做做样子就完了。

虽然他对自己很严格，但对宁德百姓总是一片赤诚。有一年冬天，一个畲族村发生泥石流，死了二三十个村民，经济损失也很重，我陪他一起去慰问。各项事情都安排好了，慰问礼物也都准备好了。这时候他突然发现，有个农户居然还在打赤脚，马上掏钱在村上给这个农户买了双鞋。那么多基层干部都没发现的细节，他却一眼就发现了，还立马采取行动，我相信老百姓对这样的领导干部，没有不佩服的。

还有下党乡党委书记杨奕周，我们都叫他老杨，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农民。可习书记跟他关系很好，后来到省里当省长还和他保持联系。那一年，老杨的孩子考大学没考上，就跑到福州习书记的家里去找他帮忙。他跟习书记说：“我小孩现在没书念了，你是省长，能不能帮我搞个名额？”习书记问清楚之后说：“高考是大事，也有严格规定，我不能一口答应你。我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再给你答复。今天别走了，就住我家里。”其实，老杨从基层来，习书记完全可以让秘书给他安排一个宾馆，但他没有，他觉得这是私事，私事私办，公事公办。虽然他没有答应老杨的私托，但还是拿老杨当亲人看待，这说明习书记这个人，既讲原则，又重感情。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总是亲切地叫您“阿葆”，您和他之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邢常葆：习书记来之前，我就有一部上海牌的二手车，还是从胡平省长那儿“讨”来的。因为我做电视记者，又要扛摄像机，又要背充电器，还要带灯光，每次下乡都得买好几个位置的车票，非常不方便。胡平省长认识我，就给我拨了一辆车，方便我跑新闻。宁德交通状况不好，我又经常下乡，车子颠来颠去的，没几年就坏了。习书记来了以后，我就找到他，希望能给我解决一下交通工具。习书记马上找来常务副专员问财政上还有没有钱，副专员说上半年的钱都安排出去了，下半年的钱还没动。习书记就讲了我的特殊情况，请他解决一点经费。习书记说：“新闻工作讲究时效问题，而且搞电视采访的不像文字记者，要带着一堆机器，没车不方便，咱们还是想想办法支持一下。”最后，行署花8万多块钱给我买了一部新的上海牌汽车，还带空调，这可真是解决了我的一大难题。

有一年初春，我陪习书记去福鼎县调研，住在当地的招待所。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发现他穿的涤卡中山装的手肘位置破了，长长短短的线头都露出来，像胡须一样。我跟他说：“书记，你这衣服都破得不像样了。”他低头一看，还真是，看来是破了好久了，另一边同样位置也一样，只不过没有那么严重。我说：“我给你处理一下吧。”当时手边也没有针线，没有剪刀，我灵机一动，说：“你信得过我的话，我用打火机给你烧一下。”他很痛快地答应了，抬起胳膊让我烧。我一打火，点着线头儿的尾部，刚冒点火苗我就赶快闭火儿，线头顺着余火，很快就烧没了。他一看，很满意。虽然这样不能治本，但只要不细看，乍看上去还是好多了。我心想，习书记对群众打赤脚都观察得那么仔细，可自己的衣服破了那么久都没注意，可见他是把全部心思都放在群众身上了。

他对闽东这片土地和闽东人民的感情太深了。他知道我以前拍过很多纪录片、汇报片，都是以闽东贫困面貌为主题的，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他让我把这些录像带拿给他，带回北京，给家人看，给朋友看，给一些国家部委的同志看，希望他们能够为闽东的发展提供一些机会。他家里人看了之后都掉眼泪，觉得闽东这个地方太穷了，也都非常理解习书记想帮助闽东摆脱贫困的迫切愿望。

采访组：听说习近平同志的家人和您也很熟悉，也对您有过帮助。请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邢常葆：习书记比我大两岁，在我眼里，他就像个老大哥，我有什么心事都愿意和他讲。我刚才讲到，1998年，我们宁德电视台大楼开始动工，这个项目是在我手上做的，我直接管基建。那时候，大楼选址的位置是一片滩涂，一打桩就像打在蛋糕上，为了能把楼建好，我没少花心血。可没想到，有人告我，说我拿工程款、吃回扣，我又生气，又委屈，就和他诉苦。习书记听了，就对我说：“身正不怕影子歪，我们都理解你。你可以请组织、请纪委出面调查，查清楚你就没事了。”我对他说：“你连下乡调研都主动交伙食费，我们这些做下属的受你影响，怎么能不自觉自律呢。况且，我要是真为了一点利益就贪污受贿，你也瞧不起我了。”

习书记和彭老师他们一家都是非常谦虚、低调的人，待我好像家人一样。习书记在宁德期间，彭老师来的次数不多，因为他们各有各的事业，各有各的任务。有时她演出经过福建，就空出两天到宁德来。习书记从来没有派车去接过，她都是搭便车过来。有一次我开车去福州送片，正赶上彭老师坐火车到福州，我就去接她。那天接上她已经中午一点钟了，我说：“彭老师，我们去吃个便饭吧。”她说：“不用了，我在火车上简单吃了一些，直接回去就行。”我知道，她这么说是怕我花钱。我只好买点面包、矿泉水给她垫垫肚子，开着车直接回宁德了。

彭老师在宁德的时候都是自己买菜，自己烧饭，给习书记改善伙食，也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我们在一起做饭是这样子的：习书记负责包饺子，彭老师烧清蒸鱼，是她在广东出差时学的手艺。我负责个别不好处理的海鲜，比如我们福建有道特色菜是爆炒章鱼，章鱼要洗得很干净，刀功也有讲究。所以我们各显神通，有多少本事就使多少本事，谁会做什么就干什么，氛围非常融洽。

彭老师人好，心也很细。有一年，习书记已经到福州工作，他们一家在福州过年。我正好到福州办事，就去拜访他们。彭老师见我来了，很高兴地说：“阿葆，我记得你家小孩是属狗的，我给她做了一双鞋，小礼物，你收下。”我一看，鞋子上面绣着两只小狗，特别可爱。然后，彭老师就用塑料袋给我装起来，放在我包里。回家后，我女儿打开一看，非常喜欢。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在我和家人看来却非常温暖。在我们眼中，他们都是不平凡的人，可他们却以平凡、朴素的心对待我们，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实在太感动了。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也曾多次回到宁德，他和您见面期间对闽东的发展还讲过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话？

邢常葆：其实，习书记在宁德工作只有一年11个月，可他离开宁德之后，在福州市、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又先后来过17次，以各种方式帮助宁德发展，比如要福州与宁德联谊，搞帮扶政策；介绍企业来宁德考察，搞对接项目，等等。他情系闽东，虽然知道闽东不可能马上富起来，但他时刻都在开动脑筋，以“滴水穿石”的精神和韧劲，努力把闽东的资源发挥出来，潜力激发出来。他多次讲过“闽东不富，天理难容”，表达了他对闽东强烈的感情。现在，很多领导干部翻开《摆脱贫困》那本书，看到他30年前讲的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路与方法，都由衷地为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大胆创新的勇气魄力而心生敬佩。

2010年，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习书记回到宁德，就下榻在这个三都澳迎宾馆。原本市委安排的是他和过去的班子成员见面，他和彭老师还专门提出来想见见我。见了面，他还是老样子，没有官架子，和我拉着家常。我用手指着窗外的一片地对他说：“你还记得这片地方吗？当初我们挑化肥上山去劳动，就是这里。”他看到原先的一片荒地，现在已是高楼拔起，非常高兴，对我说：“‘滴水穿石’可不是老牛拉破车啊，能看到宁德发生这么大变化，是领导干部带着群众一任接着一任干出来的。但是宁德跟发达的地方比还是距离很大，所以还得继续花气力认真地去做。”

我知道他的话是由衷的。我们还要跟着他，撸起袖子加油干下去。

学习时报：蔡局长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担任地委书记时，您是古田县委书记。请您谈谈第一次和他接触时的情形。

蔡天初：好的。第一次见到习书记，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对古田县非常关心，高度重视库区工作。我先讲讲当时古田县的基本情况吧。古田县是福建一个非常特殊的县，“库区”是古田县最大的县情，库区建设和移民工作是古田县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工作。上世纪50年代，国家“一五”计划将古田溪水电站列为全国第101个重点建设工程。1958年，库区建成，淹没了一座千年古城和4万多亩良田，形成水域面积37平方公里和大小岛屿36个，4万多搬迁移民需要安置。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当时全县包括扶持资金在内的各项补偿资金不足5000万元。又恰逢“大跃进”运动，提出了“三年搬迁任务，一年完成”的口号。移民搬迁，采取“先后靠、后外迁，先本区、后外区，先本县、后外县”的政策，造成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现在的古田县城就是1959年在人工湖旁边建起来的“新城”，到2019年正好60年。所以我们常说，古田县既是一个千年“古”县，又是一个甲子“新”县。

第一次搬迁30年后，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国家“七五”计划提出要建设水口电站。1989年，古田县又面临第二次库区移民，涉及两个条件较好的临江乡镇黄田镇和水口镇，需要移民2万多人。两次水电站建设，古田县累计移民和需要移民6.3万人，淹没村庄69个。第一次搬迁遗留的问题还没有全部妥善解决，又面临着建设水口电站新的搬迁移民任务，工作压力特别大。

习书记到宁德上任不到1个月，也就是1988年7月2日，他第一次到古田县调研。这也是他上任后到基层走访调研的第一站。

在得到习书记要来古田县的消息以后，我和班子成员都感到十分兴奋和激动，同时也有些紧张。激动的是习书记第一站就到古田县来，说明他对古田县的工作十分重视。紧张的是我1987年8月才从福安县委副书记任上调到古田县担任县委书记的，担心吃不透县情，汇报不好，心里十分忐忑。于是，我马上召集班子成员开会，就“如何汇报、汇报什么”征求大家意见，并准备了一份汇报提纲。

我是在汇报会上第一次见到习书记的。没想到一开场，习书记跟大家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这个古田是闽东宁德的‘古田县’，不是闽西龙岩上杭县的‘古田镇’，普通话要是发音不准，还会把‘莆田’和‘古田’混在一起。我这次来古田县，是‘看准了’才来的。”听了习书记的开场白，在场的干部都笑了起来，感到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我紧张的心情也很快平静了下来。我原本准备向习书记逐一汇报古田县的各项基本情况，没想到习书记紧接着就说：“我知道古田有一座很大的梯级水电站，是一个库区大县，现在库区移民的生活、生产情况怎么样？”习书记短短几句话，就直奔主题，讲到他关心关注的古田县的重点。

听习书记这么一说，我便抛开汇报提纲，如实汇报了库区移民存在的三个遗留问题：一是沿库后靠定居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出路问题；二是县城城关的市政建设和社会配套服务问题；三是各类移民房屋和土地的补偿问题。习书记听了以后说，民有所呼，官必有所应。我们要正视困难，不要回避问题，新官要理旧账，干部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要敢于担当，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班子成员更要拧成一股绳，团结带领干部群众，把一个一个问题都解决好。习书记的这番话给了我们很大信心和鼓励，他心里时时刻刻挂念着群众、关心着群众，还关注着干部队伍的思想情绪，让我们感到特别温暖。

汇报结束后，原本我们向古田溪水电站借了一艘大船，想请习书记上船沿湖转一转。习书记说，乘船游湖就不去了，我们还是到基层、到库区走一走。说完就让我带队到安置搬迁移民的黄田新镇去视察工程施工情况。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后来还曾再到古田县调研走访，请谈谈他对古田县的建设和发展还提出了哪些要求和设想。

蔡天初：我记得习书记一共来过古田县3次，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一次，第二次是1989年7月10日。当时，建设水口电站形成的库区淹没了闽侯县、闽清县、古田县和南平市的部分村镇。时任省委书记陈光毅和省长王兆国带领省直机关有关厅局负责同志共40多人，沿途视察水口电站的建设和库区移民情况。到古田县库区时，习书记和行署专员陈增光陪同视察。

第三次是在1989年8月，习书记来古田县开展专题现场办公，专题调研古田县应该如何搞好食用菌产业发展。习书记专程前往食用菌新品种生产基地，从装料、杀菌到接种、培养，每个流程都仔细察看，详细了解食用菌新品种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等情况。习书记3次到古田县视察工作，提出了很多先进发展理念，作出了很多重要指示，很多都是我第一次听到，让我印象极为深刻。

习书记说：“古田县不要把库区工作看成难事，只看到困难重重，更要看到并发挥库区本身的优势。”他指出：“古田县发展山区经济要坚持因地制宜、综合开发的方针，要把新老库区的工作装到一个盘子里考虑，新老库区一起开发，通过改善移民安置区的生产资源条件、基础设施条件，扶持移民发展生产，使其形成良性循环，具备自我发展的条件，将重点工作放在发展生产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从库区工作的角度来谋划古田县发展定位，而“新老库区”这个概念也是由他第一次提出来。习书记站在全局高度来概括古田县的经济发展，给我们指明了方向，给了我们很大启迪：不是说搞水口电站淹没了两个村镇，我们就只考虑把这两个村镇建设好，而是其他事情也要一并考虑进来，新老问题都要解决、一起解决。

习书记还对我们说，搞好库区工作，特别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群众提出来的问题不要怕，不要回避，一定要深入到基层去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你越是害怕困难、回避困难，困难就越多，群众意见就越大”。他指出，抓好移民新村安置问题，必须坚持“三靠”：一靠政策，做库区工作不能离开国家出台的相关规定、条例和文件，而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二靠党员，要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干部的骨干作用，不能只靠县委书记一个人、只靠领导班子几个人，要把广大党员干部动员起来。三靠群众，要走群众路线，坚持库区事务公平、公正、公开，民主决策。后来，我们按照习书记的指示要求，专门开展县领导驻乡信访接待活动。1989年6月15日，首次县乡两级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在凤都、凤埔两乡进行，有数百名群众前来上访，县里通过信访接待，了解了情况，解决了问题。我们组织骨干力量，组成援库工作队下基层，还组织县直机关各口包村工作队下乡入户，对群众关心的重大利益问题，采取公开公平公正的方法研究解决，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1989年8月16日，我们在黄田镇尝试用抽签方式分配宅基地，一块宅基地规划好以后张榜公布，进行两轮抽签，第一轮抽序号，第二轮按序号抽宅基地，杜绝了“打招呼”“递条子”“走后门”的现象，避免了很多矛盾和纠纷，得到群众欢迎和好评，取得了很好效果。此后，包括“安置选址”“三通一平”以及各项补贴发放也都坚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处理。习书记提出的“三靠”工作法，让我们尝到了甜头。

谈到发展古田县经济，习书记说，要搞好综合性立体开发，搞以种养为主的开发性生产。“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古田县，耕地资源匮乏，是个名副其实的山区农业大县。习书记分析了古田的粮食、食用菌、水果等农业产业优势，侨台优势，文化优势，以及潜在的旅游等优势后，他指出，古田县山区多是劣势，也是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要扬长避短，尽其所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区特色农业和加工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才能更好地推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更快实现脱贫致富。在召开全县库区开发性生产工作会议上，县委落实习书记指示，提出搞好四个开发，即“山上开发、田园开发、庭院开发、科技开发”。除了抓好庭院食用菌生产和3000亩“造田计划”外，还根据古田水域面积大的特点，做好“库湾养鱼、池塘养鱼、网箱养鱼”工作。为了落实好开发性生产，县里组织建设食用菌专用房、种植古田特色的绿麻竹、搞湖面库湾网箱养鱼、扩建食用菌农贸市场、开山种果办果场等。如今，古田淡水鱼的养殖已获得省授予的无公害产品标志证书；山地果树开发项目，在库区建设了几个万亩水果基地，甜橙、水蜜桃、油奈、柿子、杨梅五大品种成了古田县的品牌水果；古田的油奈还被引入省“星火计划”发展项目，等等。

习书记到库区黄田、水口新镇调研时，还提出发展库区经济要因地制宜。水口新镇原计划迁至朝天桥，后选址在象鼻山和西瓜洲一带。在夏季，仰仗大山深处独特的气候和地理条件，闽江水面上雾气升腾、高洁而优雅，水流又在弯口村360度神奇“调头”，宛如一幅风韵别具的水墨画卷，悠然神秘。习书记见到这样的景象以后赞不绝口，说水口真是一个好地方，水库可以防洪、发电、灌溉、供水、水产养殖，也可以搞旅游开发、建立摄影基地等，发挥综合效益。他还说，要巩固传统优势，扩大现有优势，发挥潜在优势。言下之意，就是传统优势、现有优势、潜在优势，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丢，要统筹兼顾、齐头并进。习书记对古田情况十分了解，他还给我们出主意，结合黄田镇和水口镇历史上是“铁路、公路、水路交通枢纽”的特点，发展“水陆运输、中转搬运、养殖捕捞、饮食服务”和“食用菌产业”相结合，多管齐下，多轮驱动，把各行各业都带动起来。

习书记还对县委工作和县委书记工作提了明确要求。他在一次谈话时说，对于一个县来说，不要随随便便就提什么国际发展战略，要建设什么一流大都市，还是要踏踏实实做好基层工作，不要空谈战略规划。习书记告诫我们，做事一定要务实，要反对空喊口号。习书记还要求我们县委书记要有全局观念，要严格要求自己。他说，县委书记身边常常前呼后拥，大家都跟着你干，责任非常重大，一定要有全局观念，要严格要求自己，要到基层去。特别是在闽东宁德这样的贫困地区，主要的工作就在基层，就在农村，要常到基层去走一走看一看，才能解决问题。当时，由于库区淹没了大量土地，堤坝的地基都是新的，针对这个情况，习书记提出了“三防”，即防洪涝、防崩塌、防事故。他说，库区工作就是要务实，要到基层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是要修多宽的马路，建多漂亮的房子，钱不能花在表面文章上面。目前看来，最重要的还是要把钱花在“三防”上面，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降低群众生产生活的风险。

采访组：菌菇种植是古田县的支柱产业，习近平同志当时对这一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哪些工作思路和明确要求？

蔡天初：古田县原本耕地条件有限，又由于水电站建设淹没了大量土地，耕地面积更加不足，群众为了生存，就开始搞食用菌生产。当时，我们古田县在白木耳（即银耳）的人工栽培上取得了突破，又在香菇产业上取得了进展。靠着食用菌产业，古田县库区移民的生计有了保障，心也渐渐安定了下来。习书记非常支持古田县发展食用菌产业，他说，库区工作遇到这么多困难，就是要有开拓创新精神才能解决群众面临的问题，才能稳定群众的思想。

然而，人工栽培食用菌要利用阔叶林做原料，在当时也有人反对我们，认为这样破坏了环境。习书记对古田县食用菌生产中产生的“菇林矛盾”十分关心，因为他一直十分重视环境和生态保护。他指出，食用菌促进了闽东的经济发展，但必须处理好食用菌和其他产业的关系，特别是和林业的关系。食用菌发展比较快的地方，可以搞林菌挂钩。于是，我们尝试着用新疆的棉籽壳来代替木材，还充分利用秸秆类、果树枝丫类、木材加工厂的下脚料、麦麸等进行人工种植，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样既充分利用了土地，减少了树木的砍伐，又缩短时间，还提高了产量和产值。习书记非常支持这些做法，他肯定食用菌生产是古田县一个很重要的产业，要大力推动。随后，古田县的食用菌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就是习书记非常重视食用菌生产的科研。他说，要先掌握好食用菌生产技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才能够占领市场。我们要开展好国有的科研，民间的科研也要大力支持。为落实好习书记的指示，我们下大力气组织县科委、科协搞食用菌生产研究，特别是鼓励民间成立“食用菌研究所”，攻克人工栽培的难关。通过这些举措，在菇棚的搭建、菇段的排放、菌种的生产、新品种的开发等方面，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很大突破。后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古田县的食用菌产量这么高，全世界的白木耳基本上都是古田县产的，还有很多人慕名前来参观学习白木耳生产技术。我告诉他们，在我们古田县，光是研究食用菌生产的民间机构就有30多家，他们不断开发、不断研究，1989年10月成立了县竹荪技术研究会，不光成功研发出人工栽培的食用菌第三代新品种“竹荪”等，还先后研究出茶树菇、蘑菇、黑木耳、姬松茸、猴头菇、草菇、金针菇等60多个品种的人工栽培方法。我们的民间科研力量这么强大，首先要感谢习书记，这正是他对民间科研大力支持的结果。水口镇朝天桥村是经历过3次移民的特殊村，全村90%以上家庭种银耳，光这一项收入每年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从“上访村”变成小康村。黄田镇双坑村，是全移民新村，县农技人员带技术下村，帮助群众种绿麻竹，这项种植人均年收入超过1000元。习书记后来总结说，古田县的群众探索出了一套工厂化栽培食用菌的生产技术，形成了一个个专业村，这是古田县人民的创造和发明，是一项重大科技成果，一定要进一步推广和发展，其他山区县也可以学习古田种菇和经济作物的经验。

1989年8月底，习书记打破常规，召集地委、行署班子成员和9个县委书记专门到屏南偏远的大山里举办一期读书班。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县委书记谈发展一县一品”。我汇报了菇棚升级改造问题，也就是用先进实用技术提升食用菌生产方式，拓展食用菌产业发展。记得习书记听完汇报，肯定了古田食用菌产业发展壮大取得的成绩，还对市场作了一番精辟的论述：“要用智启动市场、用力拉动市场、用情激活市场、用品征服市场。”后来我们就按这个指导思想来开拓食用菌市场。1989年10月，在开发区兴建古田县食用菌市场，周边安排60多家配套行业，还设立展览厅和业务洽谈室等服务设施，成为国内第一个食用菌市场，日客流量千人，成交量20多吨。乡镇也相继建了16个食用菌专业市场。

习书记在总结古田食用菌产业发展时指出，古田县坚持一县一品，以食用菌特色产业带动县域经济发展，路子对、效果好。要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扩大宣传推广、创新营销手段、形成特色品牌；要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拓展物流、包装等上下游产业；要注重产学研对接，做好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要提高产业组织化程度，努力推动食用菌产业做大做强做出特色。在习书记的支持和指导下，我们动员移民家家户户种植食用菌，既抓安居，又抓乐业，走“食用菌开发的路子”。在当时，就实现了全县年种植食用菌11亿袋、产值60亿元，有20多万农民从事食用菌相关产业。古田县也逐渐成为“中国食用菌之都”，古田也有了“四个乡”的美名：“水电之乡”“食用菌之乡”“华侨之乡”“文化之乡”。现在，古田县的食用菌产业，特别是人工栽培银耳，占据了全国95%、全世界90%的市场份额，对于古田这样一个库区移民县来说，这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都得益于当年习书记对食用菌产业的支持和指导。

关于搞好综合性开发，习书记还讲，要敢走出家门，去外面闯天下。那时候海南刚刚建省开始搞开发，古田县当地有一个农民叫张钦灿，他想组织一批古田人去海南岛种植食用菌，问我能不能去。我把这事情向习书记作了汇报，习书记说，要鼓励大家走出家门，出去闯天下。1989年，这个人就去了海南种植香菇、白木耳等食用菌。现在他已经在三亚建设了一个综合性农场，还种芒果、香蕉、菠萝等，有5000多古田人在那里创业。他还成了海南省的劳动模范，企业也被评为海南省先进典型。现在，古田县大约有3万多人在外从事食用菌产业的营销相关工作。

记得习书记第三次来古田县现场办公的时候还指出，只搞农业食用菌生产还不够，还要搞更多的开发性生产型工业建设项目。1990年1月6日，按照他的指示，我们在黄田镇烟台岗兴办古田抗生素厂，于1992年6月30日投产，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习书记还非常关心古田县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先进典型。我们有一个专门搞菌菇栽培研究的技术能手叫彭兆旺，被称为“袋料菌棒栽培香菇”技术创始人，研究出人工栽培菌菇技术，并无偿提供给广大农户。这项技术使香菇生产周期从2-4年缩短为8个月左右，成本降低50%-60%，产量提高5-6倍，使得古田县的食用菌产业一举超过日本。日本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说在日本生产食用菌又是盖房子，又是装空调，还要用计算机控制温度和湿度，而你们古田县就在田里面盖一个草棚，就能够生产出食用菌来，真让人感到非常惊讶。彭兆旺为了研究人工栽培食用菌技术，花了8年时间到四川成都附近的菇林去研究食用菌的生长。后来有一天，他在闽江边看到有一个菇菌掉到水里泡了以后，长出菇来。他茅塞顿开，原来人工栽培菇菌要在适当的时候用水泡一下再拿出来，由此他攻克了人工栽培食用菌的技术难关。习书记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和福建省委副书记期间，曾两次专程到彭兆旺的生产基地视察菌菇生产情况，对他开展的食用菌生产科研十分支持，鼓励他“让山区农民摆脱贫困，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彭兆旺在上海成立了菌棒制作基地，国内完成80%的工作量后直接出口。他们出口的香菇、白木耳都不采摘，直接装运，因为轮船航行还需很长时间，这样菌菇可以在船上继续生长，等到岸以后直接采摘上货架，这样不仅更加新鲜，还节约了生产时间和成本，开创了“移动农业”的先河，大大提高了效益，为世界食用菌生产技术发展作出了贡献。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蔡天初：印象最深的就是1988年11月27日，宁德召开地委三级扩大会，习书记在会上的讲话可以说是“让人震撼”“耳目一新”。在这次会上，他提出了“滴水穿石”“弱鸟先飞”“四下基层”等几个十分重要的思想理念。关于“滴水穿石”，习书记指出要“根本改变贫困、落后面貌，需广大人民群众发扬‘滴水穿石’般的韧劲和默默奉献的艰苦创业精神，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关于“弱鸟先飞”，习书记说“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我们的群众都要来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四面八方去讲一讲‘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辩证法”。“四下基层”，即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当时在宁德干部队伍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任干给一任看”。习书记把这句话改成了“一任接着一任干，任任干给群众看”。

习书记很看重党员干部作风问题，在宁德狠抓反腐倡廉，对干部的要求相当严格。当时地委发了许多文件，要求整顿作风，以严肃态度清理干部违规建房。当时古田体育场四周有不少违法违规建房，群众反映强烈，占地盖房的很多领导干部都是本地人，甚至个别县领导也包括在内，中间关系网非常复杂，拆除的阻力也很大。我向习书记汇报了此事，习书记说，反腐倡廉没有死角，要惩治腐败，就要抓到位。这番话让我们感受到了他抓廉政建设的意志和决心。习书记告诉我们，不要有顾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有了习书记做后盾，我们一口气把所有违规建设的住房全部拆除掉了。

习书记爱读书、爱思考，特别爱看县志。记得他第二次到古田调研时，晚饭后，他问我，能不能找一本《古田县志》，他想读一读。我当时也不太清楚，就嘱咐县委办公室的同志去找一本《古田县志》。过了一会儿，办公室同志拿来一本民国时期出版的县志，我当时就觉得，习书记交代的这个任务应该是完成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习书记对我说，“古田县志有3种版本，一本是民国的，一本是清乾隆年间的，一本是明朝万历年间的”。我当时就愣住了，我在古田县当县委书记，都不知道这些。这说明他看书不只是看个大概，而是看得很深入。他还告诫我，要多看看县志，能从一个侧面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变迁，对工作会有很大帮助。他说现在的县志都是表格资料性质的，不像过去主要是记载事件和历史，所以过去的县志和现在的县志都要看。事后，我专门去了县档案馆和图书馆找了几种不同版本的县志，认真学习，收获很大。

习书记还很善于思考总结经验，他不仅自己总结，还支持鼓励广大干部群众一起思考总结经验。习书记在宁德期间总结自己平时工作中的思考和经验，写了《摆脱贫困》这本书。1989年9月5日，在为《闽东四十年1949—1989》作的序言中，他写到：“我相信，这本小册子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再立新功。”1989年12月28日，他为“1990年中共宁德地委工作会议典型材料汇编”《滴水集》写了序言，他写到：“《滴水集》的汇编，旨在讴歌时代精神，弘扬社会正气，通过英模人物和先进集体的典型示范作用，将艰苦创业的精神发扬光大，成为推动闽东各项工作的巨大力量。”《滴水集》中很多详实的具体做法、例子，成为各地学习推广的良好典型。比如，古田县瑞岩小学校长苏玉桂适应山区艰苦办学环境、创新探索教学方法的典型经验得到推广后，原本教育不算拔尖的古田县，第二年升学指标排到了全地区第一。

习书记很爱游泳。他曾对我说，在工作忙时通过游泳消除疲劳是个好办法。他还开玩笑地说：“游泳要赤脚，可以更接地气。”他在古田调研时，晚上就约我一起到游泳馆游泳，每次都能一口气游3000米。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工作以后，和您还有哪些接触和联系？

蔡天初：习书记1990年5月调到福州担任市委书记，我还继续在古田县工作，我们的联系相对就少了。有一次，我去福州看望一位老同志，没想到竟然与习书记在楼道里迎面相遇，更没想到他和秘书手里竟然各抱着一箱“快熟面”（方便面）。见到我这个老部下，习书记很高兴地腾出手来与我握了握，我问他，你怎么去买这么多快熟面？他的秘书说，习书记工作很忙，经常错过饭点，就一个人在家吃“快熟面”。我当时听了很感动。

还有一次，省里召开省委扩大会，在会议休息期间，我正巧遇到习书记。想不到，习书记还惦念着古田县的经济发展，他对我说：“古田食用菌产业是个大文章，古田要好好总结经验。”我心里十分感动，牢记习书记嘱托，回去以后，写了好几篇文章发表在《福建日报》上，宣传推广古田县食用菌产业发展的经验。

后来，习书记到省里工作，我1992年底调到了省体育局，又在工作上得到他的指导，筹建体育馆和游泳跳水馆；看望一线运动队的运动员、教练员；到贵安、集美、漳州、东山体育运动训练基地视察工作。习书记还多次就如何发展福建的体育事业与我谈心。他曾跟我讲，你以前在古田县当县委书记，是一项综合性工作，你现在搞体育，不要以为是一个单项工作，这也是一个综合性工作。他说，不管你干什么工作，都要学会“弹钢琴”，十个指头要协调好，要有全局观念。体育不仅仅有竞技体育，还有全民健身运动，还有体育产业，还要搞好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这四个部分的内容都要抓，缺一不可。习书记提的这几点指示非常深刻，为我搞好体育工作指明了方向。他还说，落实好“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搞体育不要只看到金牌，只抓金牌，也要注重全民健身，要把全民健身列入省政府每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中，要为群众提供公共健身场所，提高人均活动场所面积，提高体育活动人口数量。后来，我们就在全省搞了一个“全民健身路径”工程。完成后，我写了一封信向习书记汇报，告诉他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全民健身路径”的建设情况，希望他抽空过来看一看。习书记很高兴并给我回信，说他一定来看。记得是在2000年10月中旬，那天他早上6点多钟就前来视察。他说，要看就早点来，看一看群众晨练的情况。他看了我们在闽江边搞的这条“全民健身路径”后很高兴，特意在那里坐了一会儿，亲自上前去摇了摇健身器材，还走到篮球场投了个篮，没想到球直接进了。我现在都还记得非常清楚，他进球后说了很有意思的一句话：“看准了就要投”，现在看来，简简单单一句话很具深意。

习书记还提出，教练员、运动员要注重学习，要多看书、看报，他对加强教练员、运动员思想政治和文化教育这项工作非常重视。按照他的指示，体育局于2003年筹建集培养竞技体育专业人才和社会体育管理服务人才为一体的福建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为了加强体育运动项目管理，福建省计划成立10个“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我向习书记汇报了这件事情，得到他的支持，在省委常委会上顺利通过。福建的这种做法很快在全国得到推广，在国家体育总局和各省都成立了各级“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当时，我还邀请习书记担任“福建省技巧、体操协会名誉会长”，没想到他欣然答应。后来，我请他来参加省武术协会换届大会，他不仅出席，还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他对武术也很有兴趣，武术文化是我们国家代代相传的国宝。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蹦床运动也是在习书记支持下发展起来的。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后，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同志来福建慰问，他说他去国外考察时，发现了一种蹦床运动，但我们国家还没有引进。他认为福建人瘦小、灵活，开展这个项目很有优势。我和省体操技巧运动管理中心负责人杜辉雄教练向习书记汇报以后，他当即就表态全力支持。于是，福建省成立了全国第一支蹦床队。后来，福建省的蹦床选手多次在国际大赛上为国争光。

习书记离开福建以后，工作更加繁忙，我们联系更少了。2010年，他和彭丽媛老师一同回到福建，专门找我们这些和他共过事的老同志一起见面，还拍了照片。记得当时省委书记孙春兰同志准备向他介绍我们，没想到他说，“你不用介绍了，我比你对他们更熟悉。”我们感到，他还是当年那个平易近人的习书记。

今天你们采访我，让我再一次回顾了30年前的点点滴滴，感到就好像又回到了当年与习书记一同工作的年代。可以说，他的思想方法、工作思路、作风谈吐都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让我受益终身。真希望他还能再到古田县看看，到宁德看看，看看30年后的今天福建农村发展的新面貌。

采访对象：孙永明，1955年7月生，福建福州人。二级作家，福建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从1995年开始跟踪记录福建省援藏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曾经20多次赴藏，2000年出版长篇报告文学《援藏岁月》，创作有援藏三部曲剧本《追你到天边》《太阳和月亮》《美丽的故事》。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5日初访，2020年1月9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孙老师，您好！您是一位资深媒体人，曾经20多次赴藏，也曾跟随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一起进藏接送援藏干部。请您谈谈那次行程。

孙永明：1998年，习书记率第二批福建援藏干部进藏，同时迎接第一批援藏干部返回。那一次他带的随行人员很少，除了他的秘书，还有《福建日报》随团记者张红。我不是习书记指定去的，他那时并不认识我。当时，有的同志不太敢去西藏，我因为常年跑西藏，就自告奋勇去负责电视报道。

1998年6月17日清晨，习书记率领我们一行飞抵拉萨贡嘎机场，把福建的援藏干部送进藏。习书记是当时全国各省送干部进藏规格最高的一位领导。按照组织部门的安排，援藏干部须留在拉萨短暂学习和休息，但习书记为了深入了解第一批援藏干部的情况，决定抓紧时间率先遣队向福建对口支援的林芝地区进发。贡嘎机场到林芝政府所在地八一镇之间有530多公里的漫长路程，缺氧、道路坎坷，我们乘车走了一天，抵达八一镇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习书记和大家同甘共苦，一路上的艰辛难以言表。

第二天早晨，习书记便和地委书记金喜生、行署专员才旺班典、福建援藏队长邓保南等同志座谈，了解福建在林芝地区的援建情况。这一天，习书记还专门前往解放军驻西藏林芝某部，看望闽籍战士。座谈会后，他对战士们说：“你们在高原缺氧的情况下守卫祖国的边疆，我谨代表家乡人民向你们表示慰问。你们是福建人民的骄傲，也是西藏人民的骄傲！”

座谈会后，习书记还深入战士们的宿舍、阅览室，摸摸他们铺得够不够厚，盖得够不够暖，看看他们平时都读哪些书报。他叮嘱战士们要弘扬老西藏精神，安心服役，早日成才。他说：“在这样一个富有光荣传统的地区和部队里生活，你们一定能够经受锻炼和磨难，很好地成长。”

安排后面的行程时，习书记提出要先去朗县。我听他这么说，心中一惊。我已是第9次进藏，对朗县的情况非常熟悉。那里自然条件很恶劣，路途非常艰险，而且习书记经历了两天的旅途劳顿，现在去朗县身体会吃不消。我就劝他说：“习书记，去朗县的路很危险，建议您不要去。”其他了解情况的同志也劝他不要去。但习书记语气平和而又坚定地说：“谁都可以不去，但我必须去。”

6月20日一早，天空一片蔚蓝。习书记带着几个人赶往朗县。从八一镇到朗县340多公里，大部分路段紧挨着雅鲁藏布江，很多路段窄到没办法交会车，一路上惊险异常，车窗外紧邻着万丈深渊，下面就是湍急的江水，看一眼都会觉得头晕目眩。当年，当地一个副县长一家连人带车掉到江里，无一生还，酿成悲剧。

不过，我们那天倒是一路有惊无险。经过米林县境内卧龙乡唐崩巴新村，他停下车走进村子。这是由高海拔贫困村搬迁下来形成的新村。这个移民村是他任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时指导福建援藏干部叶康勇、李振泰他们帮着建成的。那个时候，习书记已经把在宁德地区形成的脱贫思路带到了西藏进行实践，并在之后逐渐形成了今天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科学思想。

我们平安到达了朗县。习书记首先到援藏干部住的地方看望他们，关心询问大家的生活情况，包括如何做饭、如何与家人联系等细节问题。他还先后跟援藏干部和全县干部开了座谈会，进一步了解一下援藏干部的工作情况，了解他们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是如何开展工作的。然后，习书记还去看了道路、宾馆等一些建设项目。

之后，我们又从朗县出发，经米林农场，到米林县，再回到朗县。这中间，他还到牧民家里看望藏族群众，详细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比如收入多少？家里几只羊？牦牛多少头？他很真诚，工作做得非常细，给西藏牧民心里留下美好的记忆。一直到多年以后，朗县和米林县的牧民提起习书记，都是赞不绝口。

我1995年跟随第一批福建援藏干部去西藏，此后又陪同过很多领导，但习书记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他不怕危险，不怕艰苦，而且与人相处非常亲和，善于和人交流，能在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流过程中不断获得可靠信息，把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从那时起，我就对他肃然起敬，觉得这个领导蛮特别的。

那几天的行程中，习书记有很多讲话，充满深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是在当地的干部职工大会上，他代表福建省委向当地政府和老百姓表示感谢。他说：“我们的干部在这里，你们给了很多关照。感谢你们给福建干部的关心和支持，为我们福建培养了他们，锻炼了他们。”他的真诚与谦和赢得了大家的掌声。

还有一次是在八一镇同第一批援藏干部座谈时，习书记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头上援藏的光环会慢慢地淡去，但是你们必须保持援藏的精神，回去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不要把当官作为目标，要把做事、做好事作为方向。”

当时，很多人对这一批援藏干部预期很高，认为他们回来后可能会提拔。但是习书记说的这句话让我感触很深，他很有远见，首先强调要摆正心态。习书记的这番话意义重大，一直传到现在的第9批援藏干部，还在一批批往下传。

我一直比较关注西藏和援藏干部，也见过一些福建的或其他省的领导到这里来讲话。但是习书记截然不同，他没有照本宣科的话，完全是出于兄弟般的感情在讲真话。他也知道，援藏本质上是一种奉献，事实上与提拔也没有绝对的联系，所以他不希望第一批援藏干部过多抱有这种期望，一旦不能实现，就可能会带来负面情绪。

习书记在林芝地区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也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会上，当时的福建省旅游局副局长、挂职林芝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的邓保南同志先发言，他介绍了福建第一批援藏干部这些年所做的工作，感谢当地干部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讲述了闽藏之间感情融洽的感人事例。

邓保南同志发言结束后，西藏干部才旺班典同志再一次回顾起福建的同志们在这片土地上奉献青春与热血的感人事迹，讲到动情之处，他流下热泪，说：“西藏的发展，真是援藏干部用命换来的！”

最后是习书记讲话。他站起来时，我看到他眼圈也是红红的。他先向台下鞠躬，然后又向台上的当地干部和援藏干部鞠躬，对他们表示感谢。他说：“首先，中央关于援藏的决策非常英明，中央的援藏方针要坚决贯彻。福建尽其所能响应中央的号召，已经把林芝地区作为福建省的一个地区来考虑共同发展，在林芝地区完成了第一批援藏的任务。其次，福建援藏项目的落地，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关爱，感谢林芝地委行署对援藏干部的关心与厚爱，我谨代表福建省委省政府向林芝地区的领导和在座的干部表示感谢。再次，表扬邓保南同志、许少钦同志、叶康勇同志、陈景辉同志等第一批援藏干部，你们没有辜负党的重托，没有辜负福建人民和西藏人民的重托，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你们不仅和当地干部群众团结奋斗，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还用自己的行动激励着人们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福建人民感谢你们！这种精神是孔繁森精神的体现、老西藏精神的发扬。邓保南同志是窗口，你很好地对接了两地的交流，为增进闽藏两地的感情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寄希望于第二批援藏干部，希望你们能继承和发扬第一批援藏干部务实创业的精神，和当地的干部群众打成一片，脚踏实地，共同努力，再创佳业！”

习书记的这番话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又充满了感情，讲得大家都很激动，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采访组：在西藏的几天时间里，您和习近平同志朝夕相处，一同工作。请您讲讲你们之间的交流吧。

孙永明：我和习书记初次相识，挺谈得来，关系很融洽。

迎送援藏干部那天下午2点，正是高原太阳最毒的时候，习书记亲自到场等候。当地按照计划组织中小学生、干部站在道路两旁，迎接第二批援藏干部，送别第一批援藏干部。作为负责人，习书记也站在那儿等。可是站了一个多小时，第二批的队伍还没到达。当时通信还不是很发达，第二批援藏干部什么时候到，到哪里，谁也不知道，只有在那里等。

习书记个子高，身材又比较魁梧，这样的人在高原上，如果长时间站着很容易缺氧，我就搬了一张木凳子给他，说：“习书记，你很累，先坐会儿吧。”习书记看到小学生还都站在那里，不愿意自己坐下来。我反复劝说，他才稍微坐下休息了一会儿。

在藏期间，他和我聊了不少读书的事，从世界名著，聊到最新的一些出版物。他读的书很多，而且涉猎甚广，尤其是他读书后有很多自己的思考，产生了很多独到的观点。我是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但是在这方面与他相比，实在是差得太远了。通过交流，我对他更加肃然起敬了。

后来我想，习书记的阅读和思考，为他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打下了重要基础。他不仅知识广博，而且很有人情味，他跟援藏干部说的那种由衷的话，不仅饱含了情感，而且给人很大的启迪。

后来回到福建，通过进一步的接触我才了解到，习书记的阅读量是非同寻常的大。他每天忙完公务后，几乎都要阅读到深夜。我问他为什么看这么多书，他说：“没有知识，我怎么做工作？”他说“做工作”其实是谦虚的说法，他当时已经是省委副书记了，做的是“领导工作”。

有一天晚上，我们沿着雅鲁藏布江边散步边聊天。走着走着，我们看到对面有个寺庙，在湍急的江水和险峻的群山之中，显得非常宁静祥和。我们端详了那座寺庙很久，习书记有感而发，就跟我讲起了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和十世班禅的故事。他说：“我父亲跟班禅是好朋友。我们做民族工作，一切要以团结为主，要以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

聊天当中，习书记对我为什么总跑到西藏来感到奇怪，他问：“听说你来过很多次西藏，这是第几次来了？”我说：“第9次了。”他说：“你怎么老跑西藏呢？”我回答说：“我跟他们太有感情了。”“他们”指的就是援藏干部。接下来，我给习书记讲了几个援藏干部的感人故事。

我说：“习书记啊，有人写遗书，你知道吗？交通厅的陈景辉，他去墨脱修公路之前，写了遗书。”陈景辉是福建交通学校团委书记，援藏期间任林芝地区交通局副局长。

习书记对西藏的情况很熟悉，知道墨脱很艰苦。他就说：“陈景辉去墨脱？就是白白胖胖的那位同志？”我说：“是啊，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皮肤很白，太阳怎么晒都晒不黑，第一天晒红了，第二天又白了。”习书记说：“西藏的条件很艰苦，他真不容易。”

我说：“这批援藏干部付出的代价很大。”习书记说：“你也不容易呀！”我说：“我三天两头就回家了，没关系。”他说：“你有一次待很长时间。”我说：“是，我那次待了4个月。我一直在拍纪录片《闽藏情》，定期给福建台送。”

习书记问我：“你除了拍《闽藏情》，现在在写什么？”我说：“我还准备写《援藏岁月》。”他说：“写完一定要给我。”我说：“我现在知道了，你很会看书，但是我这本书的水平不行，成不了名著。”他真诚地说：“这是历史啊。一段历史，应该要有人记录。”

后来，我在《援藏岁月》里写了一句话：“历史非常无情”，就是从习书记的这句话里得到的启发。我想，1995年，福建省派22位干部到西藏工作了多少年，做了哪些事，援藏干部的个人和家庭所付出的辛苦，没人知道。历史很无情啊，所以我就想要填补这段空白。习书记很支持我写这本书，所以书一出来，我就第一时间送给了他一本。

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我们在一个地方吃完午饭，准备出发的时候，我扛着摄像机，等着队伍出来，等了很长时间，他还没来，我就回去找他。有人告诉我，习书记在餐厅和厨师握手。我就赶快回去，拍下了一组镜头。那时，他已经跟他所在楼层的服务员握过手了，还一定要去厨房。当地的领导干部对他说：“我送您走吧！”他说：“不行，人家为我服务，很辛苦，我要去感谢一下。”

习书记离开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跟宾馆的服务员、厨师握手，表示感谢，说：“你们辛苦了，你们烧的菜很好，谢谢你们！”有的厨师、服务员会提出跟他合影，他都很乐意。现在他也是这样，无论走到哪里，人家想和他合影，他都很乐意。他没有官架子，能体谅别人，让我印象深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领导岗位上，对于援藏项目都提出过哪些要求？

孙永明：按照中央指示，福建省的援藏工作是从1995年开始的，那时候习书记是福州市委书记。他任省委副书记以后，就确定了福建援藏的具体项目，主要是通过解决西藏的基础建设问题来推进西藏发展。

20多年以来，福建在西藏留下了很多东西，修了福建路、厦门广场、福州街和林芝地区的人大办公楼，还帮助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用水问题、粮食品种问题，等等。福建的援藏传统和援藏精神在习书记的支持下一批一批传承下来，现在已经到了第9批。

那次从西藏回到福建后，习书记始终关注着援藏的具体工作。据我所知，有的同志拟定了几个项目请他批准，他见到有些华而不实的就会说：“这个项目为什么这样制定，要拿出你们的依据来。”“你们要拿出几个能改善和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的项目来，其他的不要讲太多。你首先告诉我，如何改善老百姓的卫生条件、住宿条件，如何把放牧区和居住区分开来，让老百姓有个很好的生活环境。”

每一个项目，每一件事，习书记都问得很具体，很详细。他始终认为，援藏，必须以扶持百姓、关心老百姓的生活为主旨。持续不断地关注和促进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他从政以来一直坚持的原则，从来没有偏离过。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

采访组：从西藏回来以后，你们是否还有联系？

孙永明：西藏是一个无比美丽、无比圣洁，又充满艰险的地方。那次和习书记一起在西藏，我常看到习书记嘴唇发黑，走路气喘。他毕竟长期在内地生活，加上身材魁梧，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所以高原反应还是挺大的。但是他很坚强，能挺得住，从不喊苦喊累。在“世界屋脊”面前，无论多么强悍的人，都是在用生命挑战。因此，从雪域高原一路走来，你会对同行的人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

我一直记得习书记，没想到他那么大的干部，只是因为进藏的那一次经历，习书记后来还一直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没见到我，习书记就会问：“孙永明老师现在在干吗？”大家听到后都会传话过来，但是我知道他很忙，一直没好意思去打扰他。我认为，与一个杰出的领导人认识并不一定要来往密切，更应该关注他的举措，向他学习，支持他的工作。比如，他在福建搞的“菜篮子”工程，就是关心民生的重要举措；他推动“数字福建”建设是理念非常超前的。他影响了我，我开始做一些新的创作探索，就是受他的启发与指引。

但是有一件事，我确实“打扰”了他。我一直想拍一部关于援藏干部的电视剧，就写了个故事大纲交给习书记。他很快就作了指示，写道：“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请省委宣传部审核。”但是，他随后就批评我了：“这是一件好事，也是公家的事。但你要走正规渠道，不要凭着私人关系来。以后，你必须按程序送上来给我，不允许越级。下不为例。”

习书记有他的从政原则，有他为人的准则。他很严肃地提醒我，不能因为你和我认识，就可以直接找我去办某些事，即使办的是好事，是公家的事，也是不允许的。从人格到党性，习书记都让我感到非常敬佩。经过他那一次的提醒，我把这个原则就牢记在心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西藏之行的情景，我依然历历在目。他当时是省委副书记，我只是一般干部，我们坐在一条木板凳上，一人坐一头，谈歌德，谈托尔斯泰，谈基辛格……这段经历是我的荣幸，我自己也没想到，我和他能有这么一段“偶遇”。这也是我在西藏留下的最美好的记忆。

采访组：上世纪90年代末，您开始参与福建帮扶宁夏贫困地区的工作。习近平同志对这项工作都有哪些支持？

孙永明：1997年5月，我接受福建省政府扶贫办的任务拍摄宁夏介绍片，由扶贫办林月婵主任带队到宁夏，为福建帮扶宁夏贫困地区打前站。任务完成后，我们将拍摄好的电视片送到省政府会议室，给当时的领导们观看。会上，大家分别介绍了宁夏西海固的贫困情况，各级领导汇报了各自的想法。按我的级别来说，那天是不用发言的，但习书记却给我很大的尊重，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虽然婉拒了，但他对我的尊重，至今仍让我回味无穷。

会后不久，习书记亲自前往宁夏，深入到最贫困的山区，作出了科学的决策，重新规划建设了一个村，后来就发展成了今天的闽宁镇。

1999年，习书记带队赴宁夏做对口援助工作。那次，我还是作为先遣队去拍了一些宁夏的情况，拿回来在省里的会议上给领导们看。习书记定的调子非常切合实际，决策也很有战略高度，一是解决生存问题，二是解决发展问题。福建援助宁夏的所有项目都非常贴合百姓生活，都实实在在地关系到每一户老百姓的家庭，很好地体现了“扶持百姓”的原则。在习书记决策下，福建在宁夏的对口帮扶工作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广泛肯定，留下了非常好的口碑。

采访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发生了全方位、根本性的历史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一位资深媒体人，请您谈谈对现在时政热点的看法。

孙永明：首先是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成果，振奋人心。作为一个老百姓来看中国的这段历史，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个创造奇迹的人。之前，社会上曾对反腐败有过争议，有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共产党敢给自己开刀吗？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我们党要自我革命，做到“刀刃向内”，自己给自己开刀。腐败是世界通病，纵观古今中外，有几个政党敢把自己的问题毫不避讳地袒露出来？所谓的西方民主其实是相互之间开刀，在野党和执政党互相开刀解决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能够做到堂堂正正地把党内的毒瘤割掉，对腐败始终保持零容忍，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现在逐渐显露出成效。这是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具体化，为世界发展指引了方向。

第三，他解决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这个14亿多人口的国家将在今年全面摆脱绝对贫困。

习近平总书记家里两代人都肩负过民族的使命：他父母那一代，用生命和信念为革命事业奋斗；他这一代，是坚守信念，用思想和智慧开拓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带来了希望，给老百姓带来了福祉。

采访对象：黄世宏，1948年5月生，福建厦门人。《福建日报》高级记者。曾任《福建日报》负责报道省领导班子新闻的屏山记者站站长。2008年5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7年6月3日初访，2020年1月6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黄世宏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您在哪一个时期与他接触比较多？

黄世宏：我与习近平同志接触较多的时期，是他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时候。当时我是《福建日报》屏山记者站站长。福州城内有三座山，就是屏山、于山和乌山，省委省政府坐落在屏山边。屏山记者站是《福建日报》为宣传报道省委省政府时政活动而设立的，主要任务有三个方面：一是报道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活动；二是报道福建重要时政活动；三是采写涉及全省发展战略和重大典型的报道。

采访组：对您而言，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的十七年多时间里，他哪一句话给您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黄世宏：“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这是习近平同志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

2000年元旦刚过，习近平同志召开新年第一次省政府党组成员（扩大）会议，我与会采访并进行新闻报道。习近平同志在发言中谈到新的一年的工作思路和发展规划，其中让我铭记至今的一句话是：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

习近平同志在主持讲话中严肃地说：“我们是人民政府，但现在很多政府部门已经忘记了自己名称前面的‘人民’二字，所以我们很有必要重提这两个字。”他罗列了当前某些政府机关和干部忘记“人民”二字的种种表现，毫不客气地指出：“对那些忘记人民，甚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要把他们从我们队伍中清除出去。”在那次讲话中，他对怎样才能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提出了具体要求。

会后，我在写新闻报道稿的时候，深感习近平同志整个讲话给人印象最深刻、最有新闻性的，就是“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这句话，而且这个思想贯穿了他的整个讲话内容。所以，我所写的新闻稿就以习近平同志的这句话作为主标题，内容也围绕这一主题加以组织、提炼。稿件第二天在《福建日报》头版刊登出来后，引起很大反响。这一稿件被评为当天《福建日报》一等好稿，后来又被评为当年全省好新闻一等奖。

这篇稿件发表没多久，省里“两会”召开了。我在采访时发现，很多代表、委员在发言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引用这句话。又没过多久，春节来临，我跟省领导去给驻闽部队和离退休老同志拜年，他们不少人也情不自禁地谈起这句话。全国多家媒体，也纷纷转载这条消息。当时发行量居全国前列的《解放日报》主办的《报刊文摘》以及《光明日报》主办的《文摘报》，也都在一版转摘了这篇消息。不久，《人民日报》也用同样的标题，发表了习近平同志的有关文章。可见，这句话在全国产生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

采访组：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把人民的事情放在心中，关心和关注群众的难事急事，是习近平同志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您在工作中是否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典型事例？

黄世宏：这样的事例很多，我就讲一件吧。大约是2000年，习近平同志收到一封匿名信，是一个外来打工者写给他的。来信的大致内容是：他从山区来福州市打工，爱人和两个孩子随着来省城。孩子一年年长大了，已到了读书年龄，但因为户籍限制，无法上学读书。他希望省里能够出台相关政策，帮助外来打工者就地解决孩子的读书问题。习近平同志认真看了信的内容，认为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亟待解决。他就把这封信批给福州市，请他们就这封信做调研，把这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解决。

但这封信究竟是谁写的，他一家人目前的状况究竟如何，习近平同志一直放心不下。因为来信没有署名，也没有写单位，所以写信人的身份未能知晓。习近平同志注意到信封是福州一家外资首饰企业印制的，信纸也是这个单位的。他就猜测，写信的人可能与这个单位有关。

习近平同志特地吩咐秘书给这家企业打电话问问，看他们能不能帮助找到这个人。秘书把电话打到这家企业，厂长得知省长关心这件事，相当重视，马上组织寻找，最后果然找到了写信的人。

这样，习近平同志就跟这个写信人联系上了，并且告诉他：“你的信我已经收到了，现在已经敦促福州市提出解决的具体办法，请你放心！”

福州市接到习近平同志指示后，组织了工会、教育等几个相关部门，就外来打工者子女上学难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他们看到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打了报告给市委和市人大常委会。之后，市人大常委会专门为解决外来打工者子女读书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法规。这件事在全省引起很大反响，全省不少地方，特别是外来打工者较多的县区，也纷纷出台政策措施，解决外来打工者子女就学问题，促使福建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党的十八大闭幕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采访党代会的记者。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深情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和“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的理念可以说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这是我们党永远的信念与追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最大的期盼。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省长期间，对“晋江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做了大量工作。您曾跟随他赴晋江调研采访，请您对这段历史做一个回顾。

黄世宏：我对“晋江经验”的诞生过程还是比较了解的。

习近平同志很重视调查研究，并以此推动指导工作。每年，他都要给自己选定一两个主要调研题目，作为重点来研究，以破解前进中的难题。2002年，习近平同志把当年调研的重点定在福建县域经济发展最好的晋江市。他做过县委书记，深知县域经济搞得好，能有效提高整个省的经济活跃度。在福建工作期间，他一直很注意研究县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担任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和省长的6年中，他先后7次亲临晋江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问题。他2002年6月这次赴晋江调研的目的，就是要好好总结晋江这样一个改革开放前还要依靠政府补贴的县，如何快速发展成为一个经济总量一直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的县；在新形势下，全省又应该如何学习推广发展“晋江经验”。

习近平同志先派省政府办公厅的几个同志打前站，到晋江做了一些初步调研。在听取他们的调研汇报后，2002年6月15日，习近平同志便带着我们赴晋江，考察了几家龙头企业，参观了火热的施工现场，与企业负责人、员工一起座谈，并听取泉州市、晋江市领导的汇报。最后，习近平同志对如何在新形势下发展“晋江经验”发表了看法，并总结提出了晋江“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的县域经济发展经验。

“六个始终坚持”就是：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始终坚持在顽强拼搏中取胜，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服务。“处理好五大关系”就是：处理好有形通道和无形通道的关系，处理好发展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处理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

6月16日，我在《福建日报》头版头条以《适应新形势创新“晋江经验” 大力提高福建省经济综合竞争力》为题，报道了习近平同志在晋江调研总结“晋江经验”的消息。7月6日和7日，我又根据习近平同志总结“晋江经验”所作的指示精神，先后在《福建日报》撰写发表两篇长篇综述：《让企业真正成为“主体”——“晋江经验”启示录（上）》《让科技真正成为“驱动器”——“晋江经验”启示录（下）》。7月6日，我还在头版撰写了《再谈“多几个晋江县”》，作为1990年我在《福建日报》发表的《多几个晋江县》的续篇。

8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习近平同志的署名文章《研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10月4日，《福建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习近平同志的长篇署名文章《研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构建三条战略通道——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文中指出，“晋江经验”是晋江人民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从那时起，“晋江经验”开始全国闻名。

不久，习近平同志调到浙江省工作。我与省里的干部群众和晋江的同志聊天时常说：“我们很幸运，习近平同志专门为我们一个县进行调研，并总结出很系统的‘晋江经验’。”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后，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继续把“晋江经验”发扬光大，稳步走在全省最前面。晋江近20年一直是全国“十强县”之一。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担任省长期间抓“生态省”建设的情况。

黄世宏：在建设“生态省”这项工作上，习近平同志是非常有远见的。当时，福建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破坏生态的情况，但全省生态的总体状况在全国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同志能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提出和设计“生态省”发展规划，不仅及时保护了福建生态环境，也为“生态福建”建设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生态省”建设概念，可不是作为口号提提，他始终身体力行，从理论到实践把工作落到实处。他千方百计组织力量，制定方案，请专家组来论证，亲自听取专家意见，赴北京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对“生态省”建设作出一系列周密部署。通过他的努力，福建的“生态省”建设顺利起步。现在回顾起来，在很多省还没有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就亲自主持，把完整的“生态省”建设方案拿出来了。

福建为“生态省”建设召开很多次会议，我都在现场，亲眼看到习近平同志是怎么开展研究、怎么进行部署的。这些细节和过程的主要情况，在我编撰、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生态之路——前进中的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中有了比较集中的记录。我在这里主要讲讲习近平同志在研究和部署“生态省”建设中，交了一个科技教育界的好朋友——福建农林大学的林占熺教授。

林教授在科技上有一个重大发明，就是用菌草替代木头来种植食（药）用菌。改革开放之初，福建乃至全国有很多地方的农民，靠种植香菇、白木耳等食用菌致富，但种植这些食用菌需要大量的木头，农民增收的同时，山上的树却被砍得差不多了。树砍没了，食用菌无法再种植，生态也被破坏了，最后形成一个非常糟糕的结局。这样的发展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鉴于这种情况，林教授就积极研究以草替代木头来培育食用菌。但草和木头在生物学上是有很大界限的，按理说是不能跨界的。面对种种非议和科研上的艰难，林教授勇往直前，通过多年刻苦攻关，终于从千万种草里面发现、筛选出可以代替木头培育食用菌的菌草，而且效果比用木头还好。林教授的科研成果，既能够有效地扶贫，又能够保护生态环境，这恰恰契合了习近平同志当时谋划的福建“生态省”战略构想。林教授的技术很快得到广泛传播，全国有400多个县来考察学习。目前，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派专家、学生，到菌草诞生地——福建农林大学向林教授学习菌草种植技术。

习近平同志得知林占熺教授的事迹，把他树立为全省的一个典型，还专门在省政府召开表彰会议，授予他一等功，号召全省科技工作者向林占熺教授学习，并从多方面为其发展排忧解难。现在，20年过去了，习近平同志还一直在关心林教授菌草技术的科研和推广工作。这株“小草”，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下，也实现一个又一个新突破，成长为“参天大树”。林教授的菌草技术已列入联合国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要科技成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很多领导工作理念，与他现在提出的一些发展战略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些这方面的事例。

黄世宏：确实，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的不少领导工作理念，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很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着密切的承继关系。

“精准扶贫”的理念和政策就是其中之一。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大力提倡和支持在扶贫开发中开展“造福工程”，这一工程对那些偏僻地区、脱贫无望的农民进行易地搬迁，让他们搬到自然条件比较好一些的地方重建家园。

还有他亲自主抓的“连家船民”上岸定居工作。福建沿海过去有很多渔民，一生都在船上住，几代人没有在陆地上生活过，生活条件很差，还随时面临着台风、洪水的威胁。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建期间，花了很多心血为他们创造上岸定居的条件，先后让7万多名连家船民上了岸，住到现代化的新村里面去。

还有，南平市从机关向农村下派科技特派员、村党支部书记、乡镇流通助理，一起破解“三农”难题，取得很好的效果，深受农民欢迎。习近平同志得知后，把它作为2002年的调研专题，并于4月6日赴南平进行专题调研总结，在全省推广。目前，全国很多地方已经把科技特派员等举措形成制度了。

此外，“数字福建”建设；治理餐桌污染；“真抓实干、马上就办”；机关效能建设，构建服务型政府；从严治党，“不让修一条路倒一批干部现象发生”；共产党员要有“滴水穿石”精神……这一系列理念和做法，都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任职期间率先提出并带头实践的，也都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指导性。这些探索和实践不仅在福建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福建干部群众宝贵的精神财富，也随之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丰富和发展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采访组：您在屏山记者站工作期间，曾经和习近平同志一起到重庆市万县地区开展对口帮扶工作。请您讲讲那次重庆之行给您留下印象深刻的事情。

黄世宏：1999年，时任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受省委委托，带领福建代表团到重庆市万县地区开展对口帮扶工作。那次，我随代表团一起前往，负责新闻报道工作。代表团里有福建各地市委书记或市长、省直机关领导和省工商联组织的一些企业代表。我们到重庆的当晚，重庆市委就跟我们进行了交流。晚饭后，代表团就坐了一艘客轮往万县进发，并在船上过夜。

上船没多久，习近平同志就把所有人都召集到船上的大厅里开会。他详细说明了省委下达给代表团的任务，也讲了这次开展对口帮扶工作的注意事项。

习近平同志说，省委这次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搞好中央安排的福建对重庆的对口帮扶工作。省委委托他带300万元支持重庆市，参加的各地市和厅局可以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和能力，看看具体怎样给重庆一些支援。省工商联组织的企业家也请多想想怎么做好支援工作。

习近平同志讲完这番话之后，各个地市、厅局的领导干部和企业家们纷纷发言，谈了他们的想法和意见，初步规划了一些项目意向，并敲定了对口支援的数额。大家在会上当场算了一下，加上省委给的300万元，共有将近900万元的资金，此外还有一些合作项目。

会议开得很顺利，9点半左右就结束了。习近平同志说：“大家今天都很辛苦，离休息还有点儿时间，大家可以轻松一下，一起唱唱歌吧！”很快，大家很尽兴地随着音乐伴奏唱起歌来，气氛很好。习近平同志也唱了好几首歌，有《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都是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歌曲。快到11点半的时候，习近平同志说：“时间不早了，大家休息吧，明天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大家就都回船舱休息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到了万县，举行了一系列对口帮扶活动，召开了一些项目对接座谈会。其间发生了一件小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重庆方面没想到习近平同志给他们带来这么强大的代表团，送来这么多资金和项目，所以他们非常高兴。他们临时打算增加一项活动内容，就是在万县为福建代表团举办一场舞会。

下午3点左右，他们向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这个想法：“习省长，您带领福建代表团来万县做对口帮扶工作，给我们带来这么多项目和资金，我们非常感谢你们，所以打算增加一个活动，为欢迎福建代表团举行一场舞会。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习近平同志听完这番话，脸上没有了笑容，他严肃地说：“中央有规定，不允许为任何领导举行专场舞会。这个舞会我一定不能参加，你们也最好不要举行。”

万县的同志一听这话，感到很难办，因为他们已经布置了，也通知下去了。后来，他们又找习近平同志解释说：“这个活动，其实也不是专场舞会，只是我们安排的一个小晚会，表演五六个小节目，表示对福建代表团的欢迎、感谢，顺便请大家一起跳跳舞，还是请习省长支持一下，不然我们实在下不来台。”

习近平同志沉默了一会儿，就说：“既然这样，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晚会开始时，我带领代表团全体同志参加，等小节目演完之后，我们代表团就退场，后面的舞会就你们自己跳，这样好不好？”

于是，万县就按照习近平同志的提议开了这场晚会。五六个小节目表演完，习近平同志很得体地走上舞台，跟演职人员握手，表示感谢。之后，他带领福建的同志们退场，让万县的同志留下来跳舞。由于事先有沟通，万县的同志也都能理解，晚会的气氛很自然、很欢乐。在不违反规定的同时，又接受了东道主的一番好意。

习近平同志做人、做事、做官都能够坚守住他的底线。他在福建工作多年，交了很多朋友，但他做事一直都有很明确的底线，能做的事他用心做好，不能做的事他绝对不做。但同时他又不教条，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能讲究灵活性，让事情在原则范围内得到很好的解决。

采访对象：张红，女，1952年5月生，福建仙游人。1982年起任《福建日报》校对员、文艺编辑、驻站记者、工商外经采访处副处长、港台信息报常务副总编辑、机动采访处副处长、经济采访部主任、评论部主任兼总编室副主任、群众工作部主任。2002年起任《福建日报》报业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编辑、常务副总编辑。2012年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8日初访，2020年1月12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

张红同志，您好！您几乎是同期和习近平同志到厦门工作的，你们是如何认识的？

张红：

我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是1985年6月。当时他刚到厦门任职，而我那时也刚被《福建日报》编辑部派驻到厦门记者站。那天，我去找厦门市副市长毛涤生，进了毛副市长的办公室，发现旁边多了一张桌子，一位小伙子正坐在那儿办公。我问他：“毛副市长不在？”他回答：“不在，刚出去。”我又问：“你是他新来的秘书？”他说：“不是，我姓习，我叫习近平。”然后他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我是《福建日报》驻厦门的记者。”他说：“你请坐吧，有什么事情吗？”我以为这个小伙子不是秘书就是工作人员，便坐下来和他聊了起来，还聊得很开心，就这样和他认识了。当时他看着挺年轻的，比我还小1岁。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新来的厦门市副市长，还是老革命家习仲勋同志的儿子。我心想，习近平同志才32岁，来厦门当副市长，太年轻了吧？但后来看到他在厦门的作为，我的想法就被颠覆了。我很清楚地记得，他挂帅作了一个《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调集了100多名专家，搞了20多项专题研究。在厦门经济特区起步阶段制定的这个发展战略，是中国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的一个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为厦门经济特区的永续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而制定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习近平同志能顺利组织下来，充分说明了他有高超的统筹协调能力。习近平同志具备雄才大略，善于贴近群众，很快就在厦门的干部群众中赢得了口碑。

采访组：

1990年，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工作，那时您已调回福州。之后十几年的时间，你们在工作上有哪些交往？

张红：

是的。1988年，习近平同志调到宁德，工作了两年，接着又调到福州。他在工作当中，特别注重到基层一线调研，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工作思路十分契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比如，宁德是当时福建发展最滞后的地方，如何改变面貌？他提出了以“滴水穿石”精神振兴闽东，并强调要有“弱鸟先飞”意识；福州当时政府机关办事效率不高，习近平同志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实践证明，这些策略对引导和激励当地干部群众振奋精神、拓展思路、明确任务、开创工作新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时，曾分管农林水利，我恰好是《福建日报》分管这项工作新闻报道的部门主任，因此多次跟他下乡。他对农村的情况很熟悉，对基层群众很有感情，一到乡下很快就能融入百姓，如鱼得水。

1999年春节，我跟随习近平同志到龙岩慰问“五老人员”。“五老”是指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党和国家作过贡献的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老接头户、老苏区乡干部。那期间，彭丽媛老师恰好回到福州探亲，假期很短，于是就带着女儿跟他下乡，一家人在奔赴山区的车中团聚。他们的女儿当时才6岁，小孩子好不容易跟父母一起相聚，很兴奋，就撒娇不肯坐座位，一路都躺在父母的腿上。下车的时候，习近平同志笑着说：“我们的腿都被压麻了。”

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很开心地讲他们家里的趣事。他说，女儿为自己的妈妈感到非常骄傲，两岁时看到妈妈走上舞台唱歌，就站起来告诉周围的人：“这是我妈妈！”女儿有时还会对他说：“爸爸，你怎么不去唱歌？”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吃饭期间，小姑娘跑进跑出，一会儿跑过来抱一抱彭老师，把粉嫩嫩的小腮帮贴在彭老师肩头上。彭老师笑着说：“有时我也嫌她太黏人。可是有个朋友告诉我，孩子黏父母也是有阶段性的，将来长大了，叫她过来，她可能都没空呢！”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个场景真的很温馨、很感人。

采访组：

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是怎样支持新闻媒体工作的？

张红：

习近平同志对待新闻报道，是很有眼光、很有气量、很得体的。1993年，我在福建日报社旗下的《港台信息报》当常务副总编，当时习近平同志是福州市委书记。福州有家台资企业叫永骐鞋业有限公司，老板怀疑一个女工偷鞋子，竟把这个女工推搡到狗窝里跟狼狗关在一起，社会舆论一片哗然。而相关部门的调查没有全面、客观地搞清楚事实，永骐公司变本加厉虐待工人，工人们情绪激烈，拒绝上班。

事情反映到报社，我带了两名记者，多次深入永骐公司以及事件发生现场、工人居住处采访，同时约见当事人、目击者，对整个事件的过程作了详细调查，进而根据调查材料写出通讯《永骐事件纪实》。我们向福州市开放办领导汇报后，开放办领导把《永骐事件纪实》上交习近平同志。我们当时担心这条新闻对福州产生不利的影响，领导会不高兴。但是习近平同志认真看了这篇文章后，讲了三条意见：第一条，在我们法治国家，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不论在哪里，把人和狗关在一起都是绝对错误的。第二条，福州市一定严肃查办这件事情。第三条，希望媒体等政府对这个违法事件作出处理后再发表这篇文章。他的意见很坦诚，也很得体，既允许媒体客观真实地报道社会舆论关注的事件，又希望媒体讲究方法策略，把握时机，给政府工作留出时间，引导社会问题向正面转化，进而得到妥善解决。我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按照他的意见做。

不久，福州市严肃查处了永骐事件。我们密切配合，及时在《港台信息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消息。为了平息民愤，不影响台资企业在内陆的发展，还在一版刊登了台企永骐公司给受害女工和社会公众的道歉信。第二版则刊登了通讯《永骐事件纪实》。事情过后，全国总工会的同志找到我，说感谢新闻媒体对永骐事件的报道，这个案例为全国在三资企业建立工会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永骐事件纪实》还荣获当年的“中国新闻奖”。

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习近平同志具有大政治家的胸怀、担当和智慧。他不是简单地把新闻报道分为正面或者负面，报喜不报忧，而是勇于正视社会问题，善于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并且借助媒体力量推动问题的解决。

习近平同志跟我们整个部门的记者都处得很好。有一次，我们处的老记者余养华要跟他下乡，骑自行车赶去集合地途中掉链子了，摆弄了半天才修好。到了省政府大院时，车队已经在办公大楼前面等了一会儿了。老余感到特别不好意思，离老远就举起黑黢黢的手，对习近平同志说：“你看你看，我是因为这样迟到的。”习近平同志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就让他上车了。

《福建日报》许多记者都说，跟习近平同志下乡特别轻松，因为他待人很真诚、很亲切，并且每次下乡的主题很清楚，新闻稿也好写。

习近平同志讲话通俗易懂，说出来的道理易于为大家理解。这最为我们新闻工作者所欢迎。我记得，他当福州市委书记时，《福建日报》总编辑带着我们几个记者去采访他，讲到如何做好工作的时候，他说：“做工作的火候很重要，分寸要把握得很好。”他还用福州的两道名菜来打比方：“佛跳墙要炖三天三夜才好吃，而鸡汤汆海蚌只要烫十秒钟，少一秒钟还不熟，多一秒钟就老了。”

大概是1998年，快过年的时候，我们部门要聚餐，大家都说，请习书记也来，一起欢聚一下。余养华就找到他说：“我们部门要聚餐，请您一起参加。”习近平同志笑着问：“你们哪有钱聚餐？”余养华半真半假地说：“我们卖旧报纸的钱。”习近平同志说：“那我先请你们。”过了几天，他真的请了我们整个部门的人，还请我们报社的社长、总编辑作陪。我们“撮”了一顿，吃完很高兴就跑掉了，到现在还没有回请他。

采访组：

1998年，您曾跟随习近平同志进藏。请您讲讲那次进藏的详细情况。

张红：

1998年跟随习近平同志进藏，说起来还有一个故事。

当时福建对口支援林芝地区。进藏第一天，我们跟着习近平同志马不停蹄，从拉萨赶往林芝。一路上，狂风卷着石头往车上砸，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放晴，路上都是碎石，车子颠簸得厉害，连喝一口水都送不到嘴边。到林芝后，老西藏告诉我们，这里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平原的60%，一定不能把身上的氧耗掉，否则会缺氧。但是我当时觉得精神很好，人家要给我氧气袋，我说不用。回房间后，我洗完澡又洗衣服，后来上床睡觉，感觉透不过气来，整个人像是要沉到海里去了，唯一的意识就是想活不想死。当时全团37个人中就我一个女的，自己住一间房，怎么喊也没人听见，我就拼命挣扎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地下楼到服务台要氧气袋。保安一看我嘴唇发黑，赶紧冲到楼上，很快就拎来一个氧气袋。我吸了氧气恢复过来了。一看挂钟，已经是晚上1点，就问保安：“这么晚了，你拿了谁的氧气袋啊？”保安说：“没关系，一个年轻人的，他还在看电视，一听说有人不行了，就让我把他的氧气袋拿给你。”第二天，我半开玩笑地问大家：“昨天晚上是哪位年轻人见义勇为啊，把氧气袋让给我？”习近平同志笑呵呵地说：“是我。”我说：“保安说那个年轻人还在看电视。”他说：“对啊，我在看世界杯足球赛。” 

在林芝期间，习近平同志坚持要去两百多公里之外的朗县，看望我们的援藏干部。去朗县那条路，是解放军吊在悬崖上面打炮眼硬炸出来的，路面很窄，脚下就是雅鲁藏布江，江水咆哮奔腾，人一掉下去就没命了，非常可怕。所以有位领导同志说，在西藏，敢上路的就是好同志。但在那样险恶的环境里，习近平同志非常从容淡定，而且他身体素质也好，我们这些人抵达西藏的第一天，就高原反应，倒得稀里哗啦的，连随团医生都趴窝了，他却神采奕奕的。

习近平同志很注意民族团结，很关心援藏干部。那次进藏，他把到县里、农场等基层单位工作的援藏干部每一个人都送到位，还很注意给援藏干部创造比较好的工作环境。比如送漳州援藏干部刘文标到米林农场，习近平同志在座谈会上说：“援藏工作就像接力棒，许少钦走了，刘文标来了，他一个人好像是孤单，其实不然。因为汉藏是一家人，相信大家一定能支持他。”那次，他还去看望了在藏的福建籍子弟兵。作为当时的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显示出来很强的大局意识与责任意识。他说：“西藏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全国的稳定和发展。全国的发展是各省、区、市共同的任务，各省、区、市的发展也不只是自己的事，都是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采访组：

在10多年和习近平同志接触过程中，他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张红：

习近平同志宗旨意识特别强。用民间的话来讲，他有一种悲悯情怀，尤其是对基层的劳苦大众。记得在2000年1月6日召开的省政府党组成员（扩大）会议上，时任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批评有人把人民忘了，只记得政府。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讲，他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可见，一直以来，他都是把人民放在心中首要位置的。在福建期间，有几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能够突出说明他的这种情怀。

1997年5月，省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给习近平同志递了一份报告，反映闽东畲乡仍有一部分群众住在以茅草为顶、泥土为地的茅草房里，生活十分困难。报告深深触动了习近平同志，他旋即率领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专程赴闽东调研，我随团采访。闽东是福建最贫苦的地方，群众住的茅草房，雨天满地流水，台风一来，茅草的屋顶经常被卷走，屋里就直接见天。还有的群众住在连家渔船上，居无定所，世世代代在水中漂流，解放前被称作“疍民”，他们靠讨小海维持生计，吃喝拉撒都在船上，空间狭小，风颠浪摇，只能曲着腿或跪在船板上，时间久了，脚伸不直了，膝盖也弯了，多数人患了风湿病。那次下乡，我跟随习近平同志到福鼎、霞浦调研一些典型的“茅草房户”“连家船户”。习近平同志躬身钻到茅草房里，踏着架在水面上的木板一步一晃走到连家船里，跟群众促膝谈心，嘘寒问暖，了解苦情，探讨解决的方案。看到一家几代人挤在阴暗潮湿的渔船上，习近平同志动情地说：“共和国成立都快50年了，部分群众生活还这么困难，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没有连家渔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小康。”

习近平同志有强烈的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决心让茅草房户下山，连家船民上岸。在他的推动下，省里出台了政策，落实了资金，闽东百姓群情激昂，草房改造如火如荼地展开。1998年来临之际，闽东2000多家特困户，一下甩掉了象征贫穷的“草帽子”。很快，连家船民世世代代上岸生活的愿望，也得以实现。

还有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我曾经分管过《福建日报》群众工作部，做了很多扶贫济困的报道。当时有个三野老战士叫李朝金，是仙游县榜头镇人，解放战争中担任重机枪手，屡立战功。因为没文化，他退伍后回乡当了农民。他娶了一个老婆，生了6个孩子，其中3个是残疾人。上世纪90年代后期，李朝金的老婆得肺癌去世，唯一身体健康的儿子又得了舌癌，李朝金自己也得了食道癌，拖了几年，贫病交加，负债累累。李朝金病情危重时，最牵挂的是两个孙子，其中一个读高中了，成绩很好，但是因为经济困难，面临辍学。2002年5月，百般无奈中，李朝金托人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由村委会盖章证明所述困难属实，并请求各级“有关部门支持解决”，然后通过关系找到了我。看了老人家的信，我非常同情他，就派出资深记者李闽和戴艳梅深入采访，在掌握了一手资料基础上，经多次讨论，反复修改，写出通讯《一个三野老战士的多舛命运》，讲述了李朝金为穷人翻身解放出生入死，入党53年始终保持坚强的党性，晚年却遭遇疾病、陷入贫困的故事，希望得到社会的关心和救助。这篇报道于2002年6月10日在《福建日报》见报之后，习近平同志秘书给我打电话说：“省长看了关于三野老战士的报道，很感动。他从工资中拿出1000元，请你代捐给李朝金。”习近平同志还就此事作了批示：“像李朝金这样为革命胜利负过伤、流过血的老退伍军人，应该让他们同其他老人一样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莆田市、仙游县、榜头镇三级政府和民政部门虽然已给予了相应救助，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政府部门和全社会共同努力。此类事情社会上时有发生，应想办法建立一种社会救助机制，在各级民政部门加大对病、残和‘五保’人员等社会困难群体进行扶持的同时，也发动社会各界及时对他们进行救助。”

2002年七一前夕，我带着习近平同志的捐款，专程到李朝金家中慰问。弥留中的李朝金用枯瘦的双手握住省长的红包，紧紧地贴在胸前，老泪纵横，在场的人莫不感动。李朝金的孙子很有出息。爷爷过世后，他考上了大学，现在厦门工作，已经成家立业。每年过年，他都给我打电话拜年。他经常说，是习省长的关心改变了他的命运。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到浙江工作后，你们还有联系吗？

张红：

有联系。习近平同志很尊重记者，把我们当作朋友。即将离开福建的时候，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省长调浙江，后天走，明天上午10点半，你有空过来一下。”记得那是2002年10月10日，到习近平同志办公室里来告别的人很多，当时依依惜别的场景我还记得很清楚。习近平同志对我们说：“闽浙两地靠得近，大家来往很方便，今后，我就是福建的省外乡亲。”听他这么说，我们的眼泪都忍不住流下来。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后，我给他写过信，他也给我回过信。2004年，我到杭州出差，还去拜访了他。他很高兴，热情接待了我。每年过年，我都寄贺年卡给他，他都给我回。他到中央工作以后，我想贺年卡可能就不太好寄了，但是之前每年都寄，今年也不好断了，就试写了一张。没想到，他又给我回了一张。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临别之时习近平同志讲的一些话，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说：“我在福建17年4个月。黄土地哺育了我，红土地培养了我。

采访对象：朱韶明，1958年3月生，福建福州人。1981年任福州糖酒公司会计，1986年任福州市商业局科员，1988年任福建东百集团食品部经理。1990年至2002年任福建东百集团副总裁。1999年至今任省登山协会会长，2001年至今任省登山协会山地救援队总队长。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23日、25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西湖大酒店，福州市鼓山 

采访组：朱韶明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你们经常一起登山。请您讲一讲这段经历吧。

朱韶明：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我是福建东百集团的副总裁。东百集团是福建最大的一家上市百货公司。在节日期间，习近平同志视察市场供应情况，并慰问工作第一线职工，曾来过我们百货公司。我有幸和习近平同志见过一两次，但没有更多的交流。

从1997年开始，我和习近平同志接触多了起来。那时，我和在省里工作的一位好朋友经常一起登山，这位朋友后来就邀请习近平同志参加。他高兴地答应了。从那之后的周末，我们就经常和习近平同志一起沿着鼓山的古道，一路登山到终点的十八景休息站，在那里休息一下，聊聊家常。

最初参与登山运动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就乐在其中。鼓山是一个颇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山上有很多摩崖石刻，上起北宋，下迄清代，以至当代延续近千年，内容丰富，字体俱全，被誉为“东南碑林”。习近平同志在登山过程中，经常驻足欣赏这些“文化瑰宝”。后来，他总结了登山的几大好处：一是登山属于有氧运动，能增强心肺功能；二是登山需要全身协调运动，能锻炼肌肉、增强骨骼；三是山林之中有很多负氧离子，有利于调节身体机能；四是登山能让身心放松，缓解压力；五是登山要坚持不懈，能锻炼意志力；六是登山能够亲近大自然，在移步换景中陶冶情操。他还说，登山是一个男女老幼皆行的全民运动，福州的冬天不算太冷，登登山，身上就暖和了；夏天虽然炎热，但山上有树荫，山风习习，比较凉爽。一年之中，只要不刮台风，登山运动都可以开展。鼓山离市区又不远，老百姓穿上运动鞋，带一瓶水、一块毛巾来就够了。因此，他觉得这项运动很经济，效果非常好。

习近平同志之前经常游泳，身体素质很好，他登山的速度比较快，一口气能登40分钟，从山脚下一直登到十八景休息站，中间不休息。有时彭丽媛老师回到福州，也一起登山。彭老师也很喜欢这项运动，她说：“通过登山，出一身汗，让身心得到了全面放松。”

在休息站，我们会一起喝茶聊天，他把我们这些人都当成自己的朋友，没有任何架子，讲话很亲切、很实在，是一位把情看得很重的人。来登山时，他穿着也很朴素，常穿省里搞活动时发的运动衣，穿一双国产运动鞋，从来不穿什么名牌。从1997年到2002年的5年时间里，习近平同志每两三个星期就会利用周末时间来登一次山，直到他离开福建到浙江任职。

采访组：在您看来，除了有利于身体健康，还有什么原因让习近平同志一直喜爱登山运动？

朱韶明：习近平同志喜欢登山，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外，还因为登山为他提供了和老百姓零距离接触的更多机会，有助于他更好了解基层的方方面面。登山时，人们踩着石阶慢慢走，可以和同行的人聊天。习近平同志经常和一起登山的市民聊天，拉家常，问问小孩念书怎么样？家里住房还好吗？看病方便吗？如此等等。在登山过程中，他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学生，有游客，有私企老板，有普通工人，他都会与他们并肩同行，广泛了解他们的情况和他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这样一来，周末休息时间，他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了解民情。

习近平同志来登山，从不让工作人员陪同，就和我们几个登山爱好者在一起，和老百姓零距离地接触。他通常就拿着一瓶水、一条毛巾，走到人群中，群众认出他来，会主动跟他打招呼：“习省长好！”他都会微笑着挥手回应。

1999年10月，我们一些登山爱好者筹备成立了福建省登山协会，当时我们邀请他担任名誉会长，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并说：“我当名誉会长，就要给登山群众做一些实事，推动全民登山健身运动，运动可以给百姓带来幸福。”自此之后，福建省登山协会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广泛开展全民登山健身活动。他还指示我们组织一些大型群众登山活动，把福建省的群众登山活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确确实实为登山群众做实事。

1999年11月，在习近平同志的亲自关心下，我们在福州鼓山举办了全国首届万人登山大赛。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李致新应邀参加大赛，对福建省登山协会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为了鼓励发动更多群众参加登山健身活动，不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李致新回北京后，把福建开展群众登山的经验向国家体育总局作了汇报。国家体育总局肯定了福建轰轰烈烈的群众登山活动经验，并向全国推广，首先在大连等全国20多个城市发动并组织市民登山健身活动，并且还把每年的1月1日定为全国新年群众登高健身活动日，同时在全国30个省（区、市）300多个点全面推开登山活动。从这个角度看，“福建登山”为当时全国全民登山健身活动注入了新活力，树立了新样本。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福建省登山协会有一个登山救援队，而这个救援队是在习近平同志指示下建立起来的。请您介绍一下这个过程。

朱韶明：习近平同志看问题很敏锐。2000年，随着福建登山健身人数的增加，登山群众中遇险和迷路的情况呈快速上升趋势。

有一次，我与习近平同志一起登山时，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来电称：“在闽侯十八重溪发现有登山群众迷路遇险，需要一些登山友前去救援”。习近平同志当场表示，灾难面前，人民生命安全高于一切，建立一支专业的民间山地救援队伍刻不容缓。根据他的指示，我们经过两个月的筹备工作，2001年1月1日，福建省登山协会山地救援队正式成立。这支救援队是一个纯民间的组织，作为政府应急救援力量的重要补充，全天候风雨无阻，不畏艰难，不改初衷，始终活跃在高技术、高难度、高风险的山地救援公益一线。

我们这支救援队逐渐在人数、装备、管理、技术等方面不断成长。到了2019年，已经成长为一支120人的队伍，包括机关干部、复员军人、个体户、下岗工人、医务人员，其中很多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所有人员都是社会招募的志愿者。

截至2019年8月，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和支持下建立的这支由志愿者组成的救援队，在19年时间里共计救助山地迷路、遇险人员894人，延续了800多户家庭的幸福，真正做到了对生命的守望。我整日与他们相处，对我的思想、心灵都是一种净化和升华。他们的义举得到社会各界好评。这支救援队荣获2014年“感动福建十大人物”，以及2015年“福建省十大最美面孔”，2017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授予“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为完善鼓山的登山设施做了很多实事，方便了群众登山。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朱韶明：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下，福建省的登山运动蓬勃发展，从1997年到2002年这5年间，登山人数明显增加。仅就鼓山登山道而言，1997年的时候，周末登山的群众也就是一两千人。到了2002年，周末登山人数增长到上万人，增加了近10倍。古道因此变得十分拥挤，已经有点不堪重负，人挤人，一上一下容易碰撞、擦伤。

习近平同志周末到鼓山登山时，发现了这个问题。2002年1月5日，他让我整理调查意见，写个报告。仅仅过了一周，即2002年1月12日星期六，习近平同志就在鼓山十八景召开一个现场办公会，部署解决鼓山登山设施等问题。

在会上，由我汇报群众登山有3个困难：一是登山人太多，古道拥挤；二是夜间登山的群众多，没有路灯照明，也容易发生危险；三是登山终点站缺乏淋浴设备，市民登完山，满身是汗，风一吹容易感冒。习近平同志对参会的领导同志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民有所呼，我有所闻；民有所呼，我有所为。”接下来，现场办公会讨论了福州鼓山设施的问题，制定了解决方案。习近平同志指示新建两条登山道，增加路灯，又从省长基金里拨款30万元，为登山者修建了淋浴室。这几项举措，真正解决了百姓登山健身所遇的实际困难。后来，新建的两条登山道分别取名为“松之恋”和“勇敢者之路”。

此外，我们登山协会还根据习近平同志指示，在全省整修了200条左右的登山便道，设置一些路牌，方便登山群众。

后来鼓山的路灯修得也很不错，造型很古典，和鼓山的环境很搭调。有了路灯照明，群众夜间登山就更安全了，也延长了他们活动的时间。现在平均每天有3万多人登鼓山，每年下来有1000万人次参与登山，让广大登山群众受益，至今仍为百姓津津乐道。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贯重视环保事业，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请您讲讲他在登山中对保护生态环境做了哪些工作？

朱韶明：登山作为一种户外运动，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陶冶人们的情操，是一项很好的健身项目。山中清新的空气，给予人们在工作、学习环境中无法奢求的“森林浴”，使人有种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感觉。不论在农村或城镇，无论老年人、少年还是青壮年，登山都能成为他们喜爱的体育运动。但是，随着登山人群的扩大，一些破坏环境的事情也时常发生，有些人修养素质不够，经常乱扔垃圾。

在福州登山的5年当中，习近平同志一直向我们强调，登山协会还有一个职能，就是要做到健身的同时保护环境，要向大家宣传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他自己以身作则，我们一起登山的时候，习近平同志见到山路上有果皮、塑料瓶、食物的包装纸，经常会随手捡起来，遇到垃圾桶再扔进去。在他的带动下，我们见到垃圾也会主动收集起来。

2002年8月30日，我们在福清市的大化山组织了千人露营和以捡垃圾为主的环保活动，参与活动的业余文艺爱好者还表演了文艺节目。习近平同志因为工作忙没有参加那次活动，专门给我来了一封信：“朱韶明同志：来信收悉，你和登山协会在福清大化山组织千人露营、篝火晚会和环保公益签名活动，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希望你们经常组织登山爱好者开展将登山与社会公益事业于一体的活动，为推动我省全民健身活动和开展公益事业作出新的贡献。”从那时起，我们每年都组织全省登山协会（俱乐部）进行一次到山中捡垃圾的大型环保活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浙江任职以后，您与他还有哪些联系？他是通过哪些方式继续关心福建登山协会的工作？

朱韶明：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到浙江任职，他心里还一直牵挂着福州，也牵挂着我们福建省登山协会的同志，牵挂着山地救援队等志愿者。福州一位领导到浙江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还嘱咐说，你有时间要多关心他们（登山协会志愿者）啊。

受习近平同志影响，越来越多的人经常在精神上、物质上支持我们登山救援队，甚至有的同志加入了我们的志愿者组织，他们都有情怀、有爱心。福建省登山协会、救援队一路走来，也是十分艰辛的，遇到许多困难，我暗地里流泪过、徘徊过、动摇过，但当想起习近平同志的嘱咐，想起他为全国人民日夜操劳，我就想通了，就又有了精神力量。同时，我们得到了这么多热心人的关心，我们的救援公益事业才得以坚持20年而不辍。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到浙江、上海、北京工作，我们每年都会给他写一封信，在表达问候的同时，也汇报我们登山协会和救援队的当年工作。

2007年，我到浙江去看望习近平同志。他说，小朱啊，我非常怀念咱们当年一起登山的日子。这些年，你们把群众登山活动和公益救援工作做得很好，辛苦了！习近平同志到北京后，在百忙中还十分挂念登山协会同志们，他通过秘书让我转达对志愿者们的问候，并肯定我们为群众登山健身做了大量工作。

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和开展公益事业有过重要指示，请您结合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部署谈谈自己的感受。

朱韶明：从福州鼓山的全国首届万人登山大赛，推广到全国30多个城市联动的登山健身活动；从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再到“健康中国”战略部署，习近平同志对于国民健康的关切，不断推向新的高度。这充分体现了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有人说，“健康中国”战略的思想起源在福建。的确，在福建这块充满激情的热土上，习近平同志怀抱一颗赤子之心，探索奋斗了17年多。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的改革探索和实践，在思想、胆识、情怀等诸多方面给福建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转化成为推进改革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巨大动力。

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为了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和开展公益事业的指示精神，福建省委省政府多年来对全民登山健身工作给予高度重视，鼓励各地修建登山健行步道，修好验收合格给予一定的补贴，每年都举办各种全民健身活动。

福州市也将发展全民健身事业列为为民办实事的一件工程来抓，连续5年举办海峡两岸登山活动，每年有10多万人参加。这项活动，增进了海峡两岸登山爱好者的交流与沟通。此外，新建了10余条全民登山健身步道，登山健身步道总长度达33公里，为广大爱好登山健身的百姓谋福利，被福州市人民亲切地称为“福道”。

福建省登山协会成立以来，先后发动群众开展各种登山健身活动近千场，目前全省700余万人参加登山健身活动，在福建省体育局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下，连续6年举办福建省全民健身环保登山大赛。福建省登山协会所开展的一系列登山健身活动，得到社会和有关单位的一致好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年前作为福建省省长，担任福建省登山协会的名誉会长，把福建打造成登山健身示范省，对全国广大群众参与登山健身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每年有近2亿人参加登山健身活动，约占中国总人口的15%。现在，我们在鼓山十八景设立了一个登山文化展示厅，其中也保留了习近平同志当年现场办公、关心群众、为群众办实事的历史资料。通过梳理这些珍贵点滴，我们试图勾勒出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践行“健康中国”战略的“福建样本”。

人民健康、国家安康。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强调“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开启了新时代全民健身、全民健康的伟大征程。

没有全民健身就没有全民健康，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全民健身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幸福，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党和政府对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视与关怀是一贯的，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永恒的。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才能将增强人民体质落到实处，才能将全民健康的美好愿景落到实处，才能在全民健康基础上逐渐实现全面小康的奋斗目标。

采访对象：陈忠和，1957年10月生，福建龙海人。1976年入选福建男排，1995年调任国家女排教练，协助主教练郎平。2001年2月任中国女排主教练，2009年3月卸任。2009年6月任福建省体育局副局长。2016年9月任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2017年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26日

采访地点：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陈指导，您好!您长期从事排球事业，为中国女排取得优异成绩作出了突出贡献。听说您在福建期间就与习近平同志相识，请您讲讲你们最初是怎样认识的?

陈忠和：我最初和习近平同志见面是在1996年前后，那时候他任福州市委书记。我认识他纯属偶然。原国家女排队员陈招娣来福建看望习书记，我有幸陪同前往，就这样认识了习书记。

那时候，我已到国家女排任助理教练，见到市委书记这么大的领导，还是感到挺拘束的，几乎没说什么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习近平同志非常平易近人，说话很平和、很朴实，让我觉得他很好接触，也很亲切。后来，我们在不同场合又见过几次，彼此慢慢熟悉起来，就成了好朋友。

我的老家在福建。我每次回家探亲，路过福州时经常会专程去看望习近平同志。见面聊天的话题，当然大多是中国女排，有时也会谈到其他一些体育项目的事情。每次聊天，我都能感觉到他对中国女排很关注也很了解，当时女排队员的名字和主力队员的打法特点、场上位置他都能娓娓道来，这让我非常惊讶，也非常敬佩。就我了解，在当时体育界以外的省部级领导中，还没有哪一位对中国女排有如此深入的了解。

采访组：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同志很喜欢体育运动，他对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都非常重视。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陈忠和：习近平同志确实很喜欢体育运动，他喜欢游泳、登山、足球，偶尔也打打网球，虽然没打过排球，但他对排球运动一直很关注，对中国女排更是十分关心。

那个时候，福建省的体育事业相对而言不那么强，迫切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更需要省里领导的支持。福建原来的竞技体育成绩不是很理想，在第八届全运会上仅获得5枚金牌。习近平同志当时主持省政府工作，他看到了福建竞技体育方面的短板，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多项举措振兴福建的竞技体育。

比如，在习近平同志推动下，福建省部级以上领导都对口帮助一个竞技队。他本人担任省技巧、体操协会名誉会长，亲自帮助协调资金、训练、人事、编制等问题，大力支持并推动全省竞技体育大发展。这个措施效果很好，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在接下来的那一届全运会上，福建的金牌数翻了一番还多，拿下十几枚金牌。

习近平同志对群众体育也很重视。在担任省长期间，还兼任省登山协会名誉主席。他说，当这个名誉主席可以带动群众一起健身。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到他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和对群众体育事业的重视。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同志对中国女排的关心有哪些事例?

陈忠和：无论是郎平担任主教练期间，还是我担任主教练期间，习近平同志都曾多次看望中国女排，在训练、生活各方面给予关心和帮助。

2000年11月，习近平同志专程到漳州女排训练基地召开现场办公会，主要是研究给漳州基地新建训练场馆和运动员宿舍。当时，漳州基地比较老旧，训练场馆和宿舍都是上世纪70年代盖的，住宿条件简陋，训练场馆密封性差，配套功能训练房老旧，达不到训练要求。

习近平同志带队考察，现场办公，对上协调国家体育总局，对下协调省财政厅、省体育局，当天就把新建基地场馆和宿舍的事情定了下来。2001年项目动工，2003年投入使用。近20年来，中国女排每年都会在那时新建的训练馆备战集训。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新老女排队员们都对习近平同志充满感激之情。

2001年夏天，我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时间还不长，把队伍拉到漳州基地训练。当时，中国女排正处于低谷期，成绩不理想，也没有人赞助，一时受到冷遇，各方面都遇到一些困难。习近平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特地赶到漳州，看望中国女排全体运动员和教练员。当时我正在训练馆带领姑娘们训练，习近平同志一下车就来到训练馆，见到我说：“忠和，辛苦了!我代表省委省政府来看望女排。”我特别感动，激动地说：“谢谢习省长!您给女排队员们讲几句话吧。”等我把女排队员们集合起来后，习近平同志作了讲话。他一方面鼓励中国女排姑娘们要严格训练、科学训练、刻苦训练，在国内外赛场上取得好成绩，为国争光;另一方面，他要求漳州市政府和漳州基地领导精心为女排队员搞好后勤服务，确保吃好、睡好。他对中国女排的关心，让我们全队都非常感动，深受鼓舞。

这一次视察，习近平同志还从省长基金中拨给我们50万元，雪中送炭，及时解决了中国女排当时在训练和生活方面的困难。从那以后，队员每天的伙食标准增加到100多块钱，不仅伙食有了明显提高，而且还有充足资金给大家买营养品，用于补充大运动量封闭式训练所消耗的体力。

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我带的中国女排仍处于低谷期。当时，没人看好这支队伍，认为这支中国女排拿不到冠军;也没人看好我这个教练，认为我水平不够。很多人喊着要请洋教练。另外，不少人认为那一届女排队员个子不够高，平均身高1米83，不占优势，当时国外强队的平均身高都在1米88至1米90，而且当时的中国女排又都是新队员，没有明星球员，大家看不到希望。为了不辜负习近平同志这么多年对中国女排的关心和支持，我狠下一条心，一定要把中国女排带出低谷，重新走上领奖台。记得那些年，我和女排队员没有放过一天假，每天早出晚归。功夫不负有心人。2003年，中国女排经过刻苦训练，顽强拼搏，终于获得瑞士女排精英赛冠军、俄罗斯女排总统杯冠军、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冠军、第九届女排世界杯冠军。2004年8月，在雅典奥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击败俄罗斯女排获得奥运会冠军。

当我们从领奖台走下来后，我很想给习近平同志汇报，但考虑到他工作那么忙，就没有为这件事专门联系他。我感到，以他长期以来对中国女排的关心，他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得知这个好消息，他的心情一定是和中国女排同频共振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以后，他和您以及中国女排还有接触吗?

陈忠和：2006年，那时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我在那年秋天带领中国女排到宁波参加一个比赛。习近平同志专门邀请女排在杭州停留休整一下。那天，他在西子湖畔接见我们，并派了一辆很漂亮的大巴车，请女排姑娘们乘车游览杭州西湖。到了西湖边，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大船，请大家登船荡漾西湖，释放一下长期训练和比赛的紧张与疲劳。我们没有想到，习近平同志对女排这次来杭州如此重视，晚饭前还专门向中国女排致辞。当时讲话的大致内容是：为了表示对中国女排全体队员和教练的欢迎，今天请大家到美丽的西湖畔坐一坐，主要是老朋友聚会，请大家在紧张的训练和比赛之余放松一下。我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对中国女排就很关注，我和你们的教练都是好朋友。今天聚会主要看望一下你们，听说你们要在宁波比赛，希望你们在比赛之前能够更好的放松，取得更好的成绩，为国争光。现在，虽然我从福建调到浙江来工作了，但是你们女排无论有什么需求，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来找我，我会尽力支持，会帮你们解决问题，使你们得到更好的保障。中国女排有优良的传统，长期以来中国女排精神对全国人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我们要进一步弘扬中国女排精神，为祖国争取更大的光荣。

习近平同志是以老朋友的身份讲这段话的，充满了感情。讲话结束以后，大家集体到外面草坪上照了一张合影。后来，省委办公厅的同志把照片寄给我，其中还有一张他听取我汇报时的照片。

采访组：据了解，习近平同志离开浙江到上海工作以后，对您的工作和体育事业仍然十分支持。请您讲讲这方面的故事。

陈忠和：2007年7月，习近平同志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不久，中国男排有个事情找我帮忙。当时，上海一家大型企业和中国男排签署了一个赞助协议，合同签好后，恰好这家企业的总经理换了，新任总经理想推翻这个协议，他认为当时为国争光靠的是女排，男排的成绩并不突出，因此宁愿支付赔偿金，也不愿意履行这个协议。中国男排当时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协议一旦推翻将会承受比较大的损失，因此就找到我，对我说，你跟习书记熟，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请他帮助协调一下?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当时有同事劝我说，你因为这件事麻烦领导，是不是不太合适?我深深知道，习近平同志对体育事业的支持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始终如一的，只要反映真实的困难和问题，他一定会帮忙的。虽然现在女排成绩好，各方面赞助多，不需要请他帮忙了，但万一女排的情况不好了，我还会硬着头皮去找他。现在男排处在低谷，遇到了困难，好不容易有个赞助还要泡汤，我于情于理都应该帮这个忙。于是，我就跟习近平同志的秘书取得联系，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希望他能够帮助协调一下。

6天以后，我带领女排在香港比赛期间得到消息，这家企业的态度转变了，决定继续和男排合作，履行协议。后来，这家企业每年都给男排400万元赞助，连续给了4年。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无论是在多年以前中国女排低谷的时候，还是在中国男排困难的时候，都能够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这反映出习近平同志对中国体育的关心支持不是一时一事的，也不是唯成绩论的，他对我们不仅能做到锦上添花，更能做到雪中送炭。

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排小组赛期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专程到我们训练馆看望女排，给我们鼓励加油。我们对阵古巴的那天，习近平同志偕夫人彭丽媛老师一起来观战。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习近平同志和彭丽媛老师坐在主席台，彭丽媛老师向我们招手打招呼，我们都很开心。当时，我心里想，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这么多年，我们之间的接触这么多，我想尽快赢得比赛，再把他请下来，给队员讲几句话。比赛一开始很顺利，我们2比0领先，可惜后面没有抓住机会，我在指挥上有些着急，又错过了很多机会，最后我们2比3输给了古巴。那场比赛输了，我们都很伤心，散场之后就走了，也没有请他下来讲话。我心里一直觉得很遗憾。

后来，我离开教练岗位到福建省体育局工作。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我和习近平同志还见过两次面。他一见到我就亲切地跟我握手，说：“忠和，你当领导习惯吗?”我说：“还好，还好，省里面对我很关心。”我当时非常感动，时隔多年，虽然我已经不再担任教练了，但他还是很关心我。

2016年8月21日，在里约奥运会女排决赛中，郎平教练带领女排战胜塞尔维亚队获得金牌，重回世界之巅。那场比赛太精彩了，我相信习近平总书记百忙之中一定抽时间看了，看到女排夺冠，他一定很高兴。一直以来，在国人心目中，中国女排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一项运动，还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女排精神凝聚了几代中国体育人的奋勇拼搏，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有很大分量，现在和以后都将焕发夺目的光彩。

我还记得，中国代表团从里约奥运会凯旋归来后，习近平总书记接见了教练员和运动员代表，和他们一一握手。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笑容，我心想，他这么多年支持体育事业，不仅发展了中国的体育事业，而且弘扬了宝贵的体育精神，是非常了不起的。

采访对象：王晶，1958年8月生，福建福州人。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新大陆科技集团CEO，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28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新大陆科技集团

采访组：

王总，您好！作为福建民营企业家的代表，您在创业之初就得到习近平同志的大力支持，请您谈一谈当时的情况吧。

王晶：

1988年，我从福建省光学研究所“下海”，参与创办实达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习近平同志1990年任福州市委书记，他特别关注关心科技企业和创新人才，从那时我们就认识了。

1994年初，原实达总裁胡钢和我等一批创业者决定重新创业。万事开头难，因此萌生了向习近平同志报告的念头。于是，我联系了他的秘书，当晚就得到回复，习近平同志请我们去办公室。

当时的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当年福州党政机关的办公条件比较简陋，习近平同志的办公室非常小，很简朴。他看到我和胡钢来了，就亲切招呼我们坐下，一落座，小小的办公室显得有点局促了，但习近平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让我们倍感温暖。

我们向习近平同志报告了离开实达重新创业的想法，也谈了企业依靠科技创新服务社会的设想。他与我们交流、探讨，并对我们的创业思路表示赞赏，同时也提醒我们：“选择科技创新和实业这条路是很艰难的，是需要勇气的，福州整体的城市条件还不够好，工业发展滞后，人才资源也不是很好，你们未来肯定会碰到很多困难。”得知我们初步计划落户马尾福州市经济开发区，他当即表示支持，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最后，习近平同志还叮嘱我们，一定要坚守创新，坚守实业，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扛过去。

这次见面坚定了我们重新创业的信心。于是，我们把企业命名为“新大陆”，寓意从零开始，在一片新的土地上拓荒、进取、创业、创新，也明确了企业使命“科技创新、实业报国”。

采访组：

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重要工作部署当中，新大陆与他的具体工作实践是如何联系起来并发挥重要作用的？

王晶：

习近平同志在闽工作期间，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抓的四方面要务：简政放权、治理“餐桌污染”、生态省建设和数字福建建设。新大陆发展过程，与他的治理思想脉络始终紧密相连。

“简政放权”。早在1990年，习近平同志就在福州率先倡导简政放权，创造性地实行投资项目审批“一栋楼办公”，全部手续不用出楼即可办成。这带来的便利，早期创业的企业家和外商投资者都深有感受。尤其是他在福州经济开发区强调的“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上就办”，要求市各主管部门简化审批程序，一揽子解决问题，给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可以说，新大陆和当年其他创业者都是“简政放权”的体验者，更是受益者。

直到今天，福建“机关效能”建设仍在持续提速，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这得益于习近平同志当年勇于打破陈规陋习，以改革的胆略和勇气构建出社会治理新格局，彰显了他冲破思想和体制的重重阻力的勇气和魄力，坚持放权、放手、放活。

“治理‘餐桌污染’”。这是习近平同志在闽工作期间持续关注、紧抓不放的问题。那个年头，瘦肉精、重金属超标等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此，他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餐桌污染’要从源头抓起”，全国首倡全省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和“菜篮子工程”，迄今已足足有20年。这充分展现出习近平同志“民之所忧，施政所思；民之所望，施政所向”的治理思想。

基于此，新大陆积极投身食品安全领域，通过科技创新和理念创新，紧抓“源头”关键词，探索打造从田头到餐桌的闭环式农产品追溯体系，完成“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建设，承建国家兽药追溯平台，参与商务部“放心肉”及肉菜追溯体系建设，在15个省市建设屠宰、批发和农贸的流通追溯体系。

“建设生态省”。这是习近平同志在2000年提出的前瞻性思路，与如今美丽中国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脉相承。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是环境建设。他对环境污染问题“零容忍”，高度重视环保领域的新技术创新和应用，着力解决社会痛点。

当年，福建深受水污染的困扰。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生活污水直排江河湖海，致病细菌潜伏，传染性疾病不时暴发，但因受限于技术，只能采用化学治污，即在废水中投加化学药剂，留下了不少致病隐患；第二，医疗废水排放不规范，大量医院污水直排，内含各种致病病原体；第三，养殖业和海产品出口是当时福建经济的亮点，但由于水污染严重，为了抗病，养殖过程使用大量抗生素，海产品出口日本等国后，常发生因抗生素超标被全数退回的情况，给相关企业造成重大的损失。

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要求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解决。2000年，福建有关部门引进在荷兰、美国、加拿大留学和工作过，有着丰富水污染治理经验的环境技术专家陈健博士，创办福建新大陆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陈健博士开创了国内紫外线水消毒技术的先河，这种技术相较化学方法，是更加生态有效的物理方法。短短半年，新大陆环保就将技术变产品，那年12月，中国第一套大水量市政污水紫外C水消毒系统就投入运行。

2002年，针对医疗废水问题，新大陆环保成功研制中国第一套医院污水处理紫外C灭菌系统，解决了传统治污方法中存在氯气外泄和消毒不彻底的情况，高效、安全、运行良好。为了推广这项技术，当时福建省有关部门还制定了配套的扶持政策，对采用这项新技术的医院予以补贴。一项新技术，只有在有远见的领导人眼里才是宝。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是“数字福建”战略的开拓者，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请您谈谈这一战略最初制定和启动的过程，以及新大陆集团是如何参与其中的。

王晶：

1998年初，国际上首次出现“数字地球”的前沿概念，习近平同志对此高度关注。3月27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专程来到新大陆调研，他针对信息化发展趋势及未来技术发展方向与我们进行了深入交流，鼓励我们加大创新投入，争取更大作为和更好成绩。

两年后的2000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着眼于抢占信息化战略制高点，着眼于增创福建发展新优势，作出了建设“数字福建”的科学决策。他亲自挂帅，担任“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提出“数字福建”建设要先从电子政务入手，打破信息“孤岛”。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胆识和魄力的。

福建电视台曾就建设“数字福建”采访了习近平同志、王钦敏同志和我。习近平同志系统勾勒出“数字福建”“四化”的“时空轨迹”：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智能化。那时候，老百姓甚至领导干部、企业家对于“数字化”普遍缺乏认知，习近平同志就已经敏锐捕捉到信息化发展的未来趋势，重视数字技术创新发展，并将之逐步细化为推动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施政方略，充分体现出一名领导干部的远见卓识。

2000年6月，习近平同志率福建经贸代表团考察香港，并召开“福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说明会”，我和胡钢董事长有幸参会，新大陆等15家高新技术企业集体亮相，坚定了广大“数字福建”建设者的信心。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建设‘数字福建’不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我省在这方面有较好的人才和经济基础，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要选准抓住这个科技制高点，集中力量，奋力攻克。”

2001年，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作出统一建设全省政务信息网的决定，探索电子政务项目统建共享的建设模式。新大陆是这一前瞻规划部署的重要实施者之一。作为“数字福建”项目网络工程总集成商，新大陆独立承担“福建省政务信息网络”工程建设。

200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抽空见了我（当时我还不是全国人大代表）。正是这一次会面，让我更全面、深刻、系统地了解“数字福建”战略构想思路和未来蓝图。

“数字福建”建设使政府管理水平大幅提高。在实现电子政务过程中，政府各部门相继建成信息系统。现在，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全省已有2800个大数据系统。正是基于物理层面的数据大集中，当我们打通信息“孤岛”时，就能形成为百姓服务、为社会服务的浩瀚数据海洋。

习近平同志的“数字福建”工作实践，为福建的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定好调、布好局、开好头，也为“数字中国”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采访组：

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以后，对福建的科技界、企业界关心和支持的事例。

王晶：

还记得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党中央、国务院和各部委领导，以及各省书记、省长和科技厅长都参加，我有幸作为福建唯一的企业界代表参会。当我在下榻的京西宾馆见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时，我冒昧地提出占用他宝贵的休息时间向他汇报，他欣然答应。

这次交谈再次深深触动了我，已是浙江省主官的习近平同志依旧特别关心、关注福建省和福州市的发展情况，他对福建的父老乡亲怀有深厚感情，对曾经一起工作过的人和事也念念不忘。他说，通过浙江工作后体会到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地方工作要有不同的工作方法和管理模式。我真切地感受到，习近平同志一直在用反思的心态看待过去，他觉得在福建虽然是竭尽全力的，但难免还是有些地方做得不尽人意，留下了不少遗憾。

最后，我们谈到了对科技创新的看法。习近平同志说，前瞻性、基础性的科学研究非常重要。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要围绕成果快速产业化、服务社会和百姓。言谈话语之间，充分流露出他对科学家的尊重，对创新人才的好感。

2003年到2012年这10年期间，我是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担任国家副主席之后的习近平同志，每年都到福建代表团看望大家，站在国家的角度，对福建的发展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和指导。2013年至今，我先后担任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看望科技界和党外知识分子，体现他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这一次次宝贵的会面，逐渐加深了我对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解。

2010年6月，习近平同志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出访澳大利亚、新西兰，我有幸应邀参加“中国经贸代表团”随访，见证了他在外事活动中的风采，聆听了他充满睿智的系列演讲。

2014年3月，习近平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开展对欧盟国家的“破冰之旅”，我有幸作为“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随访德国。习近平同志在柏林发表的系列重要演讲，让我铭记至今。特别是他引用的中国先哲老子“大邦者下流”的名言，强调中国拥有容纳天下百川的胸怀，愿意以开放包容心态加强同外界对话和沟通，虚心倾听世界的声音。他说：“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  

采访组：

2014年11月，习近平同志到福建调研，再次考察了新大陆科技集团，请您讲讲具体情况。

王晶：

2014年10月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福建视察。11月1日，他再次来到新大陆科技集团。在展厅，我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说：“按照您当年提出治理‘餐桌污染’要从源头抓起的要求，我们作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创新。”听了这句话，再看了展出的系列成果，他高兴地笑了。

离别之际，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地说：“20年前，你们白手起家，当年听你们谈探索创业理念的场景，如今仍历历在目。20年过去了，你们发展壮大到这个水平，着实不易。我过去多次听你介绍，这次来实地看一看，身临其境，感慨颇多。这也证明了一条，走创新之路是我们国家，也是每个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你们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闽调研期间提出，牢牢扭住科技创新和成果快速产业化，牢牢扭住产业发展前沿，牢牢扭住国际市场。他还强调，要多想想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真正使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和嘱托，使我们深感责任重大。2015年，新大陆开启新一轮“从优秀到卓越”战略变革。基于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大陆立业之本越发明晰——以科技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通过技术创新和应用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努力实现百姓生活更便捷、更安全、更高效、更智能。

企业要发展，必须确立正确的思维方式、找到高效的治理模式，形成有效的行动纲领并付诸实践。新大陆正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正在经历刮骨疗伤、脱胎换骨、凤凰涅槃的治理变革的阵痛，并坚定迈上“数字世界新大陆”新征程。这一轮变革的原动力，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视察新大陆时的殷切嘱托和美好期望。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的治国理政思想对您办企业有哪些启发？

王晶：

我有幸多次与习近平同志近距离接触，以及深入沟通和交流。在我的脑海里，习近平同志的为人处世风格向来是亲民的、坦诚的、真心的、重情重义的，他从来不固步自封，更不人云亦云，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和本真。

我还记得，当年和习近平同志的一次谈话，因一个小插曲改变了我认知事物的思维方式和格局。当时，我“鲁莽”地向他报告了社会上听到的风言风语，他听后不仅没生气，反而告诉我：“社会上说的很多问题其实我们当领导的心中都明白，但首先要看问题的本质，站在更高的角度通盘考虑，很多是发展中的问题，会在发展中迎刃而解。”我恍然大悟，发展才是硬道理！习近平同志的这席话，对我后来经营企业、治理企业的帮助很大，我不再深陷于问题中就事论事，也不会再被舆论所绑架，而是学会冷静地思考问题的来龙去脉，找到根源所在并加以解决。

2018年，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为大会发来贺信。我作为开幕式的演讲嘉宾，阐述了对“数字中国”的理解和实践，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深刻理解和系统思考，意识到“数字中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引擎和新抓手，是新时代企业难得的发展机遇。

曾有人问过我，习近平总书记是如何看待企业家的？我说，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喜欢有使命、有视野、有情怀、有格局的企业家；欣赏务实、低调、知行合一的创新者；赞赏“敢为天下先”、敢拼敢闯、敢于担当的企业家精神。总之，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希望企业家要秉持民族情怀、国家情怀和天下情怀。

当然，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思维和敢于破局的魄力。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更高阶段和更高维的系统创新理论，不仅有新理念、新思路，而且还有系统思考、总体布局和统筹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通过长期实践和思考形成的，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智慧，蕴含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和合”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的全球治理理念，就是从人类整体的存在和个体生命的价值出发，建立起全球一体化的治理体系。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理念显得弥足珍贵和高屋建瓴。

我从习近平总书记身上领悟到最重要的是：做事要依大道，谋局要谋大局，眼光要放长远，胸怀有多大，格局就有多大。领导者必须持正念、护正心、养正气、善决断、敢担当。习近平总书记看问题格局宏大，我感觉他早就“一览众山小”了。

最后，我写了一首诗来形容我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敬仰！

《我将无我》

平易近人，重情重义，坦坦荡荡，光明磊落。

意志坚定，无所畏惧，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百姓之心，即是我心，化育人心，化育天下。

以史为鉴，慎思谨言，治国理政，若烹小鲜。

面向未来，深谋远虑，高瞻远瞩，一览众山。

全球治理，理念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一体。

采访对象：李非，1962年8月生，福建永安人。1986年6月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现台湾研究院）工作。现任厦门大学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兼任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等职。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2日初访，2020年3月4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李老师，您好!您37岁时被选为首届福建省政府顾问，是顾问团中最年轻的一位。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李非：1999年，习近平同志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他很重视科学决策，很重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毕竟，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有智囊团的话，大家都可以出点主意，群策群力，这对于党委和政府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实效性是很有益处的。

福建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对台工作的重要性，中央给福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打好对台这张牌。习近平同志那时作为省里的主要领导，要统揽全局，自然对这方面比较关注。在此之前，福建省政府没有设置顾问团。他主持省政府工作后，首先倡导听取专家意见，集中专家智慧，为全省工作出谋划策，组建了“福建省人民政府专家咨询组”(后改为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团)，我有幸成为专家组的一员。这也是国内最早成立的省级顾问团之一。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说明，习近平同志对科学决策的重视，是一以贯之、前后一致的。

顾问团组建之初，选的专家不多，省内总共才14人，其中厦门大学有6位。专家大部分是经济方面的学者，对台工作方面选了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和我两个人。我那时还相对年轻一点，37岁，是个副教授，按理说轮不到我。我并不知道习近平同志当时是怎么确定让我进顾问团的，现在想来，有可能是因为我经常发表一些大陆对台贸易的文章。我从1986年就开始研究对台贸易，那段时间研究成果比较多，也写过一些内参，包括新华社的内参，还经常在福建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度比较高，评论也比较多，有可能习近平同志看到过我写的文章，对文章内容也比较认可，所以指名让我加入顾问团。

人民网之前也来采访我，写了一篇题为《习近平“点赞”过的12个干部》的文章，把我排在第九位。其实我也不是干部，只是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师，是“点赞”中唯一一位学者。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顾问团的工作情况。

李非：顾问团的专家来自不同领域，不只是对台方面，还有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涉及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我记得顾问团组建时，习近平同志亲自参加成立仪式，还在会上讲了成立顾问团的初衷。他说：“这次组建福建省的顾问团，目的是集思广益，为福建省的建设出谋划策。这个顾问团不是摆着好看的，是真正有想法的出想法、有意见的提意见、有解决办法的拿办法。”他讲完后，给我们每个顾问都颁发了专家委员会的证书，还安排大家吃了饭。我顺便送了一本自己写的书《海峡两岸经济合作问题研究》给他。那本书是我博士毕业以后写的，他说他会看。

此后，省政府每年都会请顾问团专家给政府工作报告提意见。每当这个时候，顾问团成员就会被召集在一起开咨询会，用一个上午的时间进行讨论。咨询会之前，省政府通常会先征求各个地市、各个部门的意见，但最后一稿，习近平同志会与我们一起讨论，咨询我们的意见，他说“这是定稿会”，看看哪些方面还能再完善一些。福建省对台工作怎么做才能更好?去年有什么不足?来年有什么打算?类似这样的问题，他都会提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他非常谦虚，亲自询问每一位专家的意见，一个也不落下，经常开会到中午12点多还意犹未尽，有时还亲自陪大家一起吃工作餐。这种做法，让我们顾问团感到很温暖，很受尊重，因而大家都愿意尽己所能，倾心道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同志还要求我们，提问题要具体。政府工作报告是很全面的，其中涉及的方方面面，他都会与大家一起讨论，请我们也围绕这些主题提意见。报告中有些地方表述不是很妥当，我们就直接提出修改意见。习近平同志对大家的意见很认真地听取和思考，正确的就加以肯定和吸收。我们当时做顾问，觉得很有成就感。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除了每年政府工作报告要请你们进行讨论，其他时间也会请吗?

李非：在其他时间，他也会不定期召集大家。比如，突然遇到一些问题，他想更深入地了解和探讨，就召集我们来讨论。每次讨论，都有鲜明的主题，时间上也很明确，安排计划时注重分清轻重缓急，有亟待解决的问题，有未来几年的问题，还有长远的规划打算。有时候，他还会给我们一个专题，让各个领域的专家逐一发表意见。

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在一个会议室里，习近平同志征询大家意见，大家也都畅所欲言，无拘无束，无所顾虑。我们从实际出发，政策好还是不好，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顾问团都是学者，立场相对比较客观中立，就事论事，不会去迎合、奉承领导，也不会故意跟谁抬杠。正因为如此，顾问团的意见更有科学性、客观性。有时遇到重大问题，顾问团也会有争议，许多不同意见会产生碰撞。习近平同志的态度大多是比较中立的，各种意见他都会认真听取，经过比较综合选择后再拍板作决策。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决策越来越科学。我认为，他善于听取不同的声音，“兼听则明”，这是他的领导艺术所在。

在福建，习近平同志开创了聘请顾问团的先河。当时，这么做的人很少。聘请顾问团的工作方法，在福建一直延续下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关心对台贸易与吸引台商投资的工作，请您谈谈相关的情况。

李非：当时，福建对台贸易规模比较有限，但是小额直接贸易在平潭、厦门、泉州、宁德、福州马尾区等地开展得风风火火，经过不断积累，“小三通”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大三通”。

在2000年1月的讨论会上，我提出一个议题——如何更有效地开展对台小额直接贸易。当时，两岸还没有实现直接“三通”，大都是通过香港中转，很不方便，我建议扩大小额贸易的额度，鼓励对台直接贸易的发展。我提出，福建有很好的区位优势，可以通过小额贸易做一些文章，流通灵活一点，政策放宽一点，通过小额贸易促进直接“三通”。习近平同志当即表示支持我的观点。

投资方面，福建早期对台是有优势的。很多台商先过来，在厦门投资比较多，福州也有一些。但因为规模不大，没有形成有效的产业链。习近平同志当时的思路是，抓住龙头企业的转移，打破这个僵局，加大力度引进台资大企业，从而取得明显成效。大家对此都表示赞同。但问题是，当时的福建正处于转换期，台商在选择内地投资地区时，可以选择“珠三角”，也可以选择“长三角”，当然也可以选择“闽南金三角”。我们顾问团的普遍意见是，福建的地理位置肯定更占优势，离台湾这么近，况且许多人文风俗习惯和饮食文化都是相同的，台商能不能选择在我们这里投资，主要看政策。如果我们的政策和长三角、珠三角差不多，他们就没有必要舍近求远。

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提了一些辩证的看法：珠三角、长三角可能因为起步早，会有一些集聚效应。而当时福建经济还相对比较落后，想要吸引台商过来，除了改善投资硬环境和政策优惠外，还可以通过建立产业链来吸引他们，通过产业链留住他们，带动更多产业形成配套，特别是吸引大企业过来，再围绕大企业进一步形成产业链。习近平同志赞同我的观点，说这个意见不错，要考虑在内。

从宏观经济上，习近平同志当时提出了福建省赶超台湾经济的目标。福建那个时候比台湾经济相对落后较多，差距还很大，他能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是很了不起的。他还提出建立海峡西岸繁荣带的设想，是极富远见的。看看福建这二三十年的发展，与台湾的差距越来越小。2019年台湾地区GDP总量折合人民币约为4.22万亿元，而福建的GDP总量为4.24万亿元，福建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台湾，习近平同志当年提出的宏伟目标初步实现了。

采访组：福建是海洋大省，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年关于海洋发展的战略思路。

李非：福建是海洋大省，海岸线全国排名第二位。在这种有利条件下，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每次专家咨询会，他都会提出要用好海洋资源，加快发展“蓝色经济”，建设海洋强省。但那时的福建省海洋经济存在一些短板，如海洋科技的创新能力不强、海洋生态遭到破坏、部分海洋产业超出海洋环境容量、涉海金融服务对海洋经济的支持力度不够。对此，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积极走出去，通过培养涉外海洋服务人才，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加强海洋生态保护，解决海洋经济发展掣肘。他还指出，海洋事业包括方方面面，靠的不是单打独斗，而是通力合作，发挥各自优势，通过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加大财政投入，强化金融扶持，共建科技创新平台，形成发展合力。在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福建省通过各方努力，海洋经济规模得到大幅提升，产值快速增加，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与多方实现了合作共赢。

采访组：请您谈谈对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实践和思想的认识。

李非：习近平同志的施政理念和风格高度契合中国的国情。无论是在福建，还是在浙江、上海，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他的工作特点都是波澜不惊、稳健发展、稳中求进。确实，在当今社会不能“大干快上”，不能急功近利，要稳增长、调结构。要发展就不能乱“折腾”，不能翻烧饼，如果政策变动太激烈，会相应地使风险累积，甚至带来危机。当然，转型是很痛苦的，想办法怎么减轻痛苦，怎么能够软着陆，这就是习近平同志现在努力在做的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在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环节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他在执政伊始，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习近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之初，就提出了八项规定，很多人认为可能就是走个“过场”，最后或许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先紧后松，难以持续推行下去。这么多年下来，我们一方面看到，取得的成效是很大的，另一方面也看到，反腐败工作越来越深入化、常态化。现在尽管还有一些违规、违纪和腐败现象，但基本上已经扭转了局面。比如过去的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公款出国这“三公问题”浪费的都是纳税人的钱，群众的观感很不好，意见很大，也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现在“三公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是一个巨大进步。还有，八项规定得到严格执行，刹住了吃喝风。现在领导干部也都习惯了、适应了，也都明白应酬多了对吃请双方都是负担。更重要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铁腕反腐，遏制了贪污腐败滋生蔓延的势头，对腐败分子无论是“老虎”还是“苍蝇”都狠抓狠打，很见成效。习近平同志解决了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严重影响党群关系的问题，党的作风得到了好转，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大幅提升。

还有一个成就，就是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宏伟目标。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之后，很自然地就会提出“强起来”的诉求。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国情特殊，地区发展不平衡，还有一部分人处在发展滞后的环境当中。习近平同志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给全体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他洞悉群众愿望，顺应时代潮流，把“中国梦”作为全党、全社会的奋斗目标，凝聚了党心和民心。

党的十九大以后，实现“中国梦”的步伐继续加快。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后，今年将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东南网5月8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周琳） 5月7日，省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上和在广西、清华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落实措施；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同志出席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开幕式时的讲话精神，听取峰会有关活动总结汇报；研究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研究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推荐评选工作。

会议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积极采取各种针对性措施，确保全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引领产业优化升级，推进产业、科技、金融、人才协同创新，形成多元发展、多点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要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制，积极对接资本市场，进一步激发投资活力，推进项目滚动接续。要保障改善民生，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要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做好国土资源工作，做好严格保护、节约集约、安全保障的文章，着力保护生态、保护资源，保障发展、保障民生。要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结合市县乡换届，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建设忠诚干净担当干部队伍，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

会议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要坚持不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加强系统谋划，认真研究切合我省实际的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方案。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度拓展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系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省、质量强省、高水平创新型省份。要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坚持科技兴农，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加快推进老区苏区全面振兴。要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等，着力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会议要求，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我省高等教育发展，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跨越式发展。要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重点，推进“双一流”建设，加快福州大学城等建设。要加强基础学科培养能力，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紧缺人才，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要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推动构建高质量高校党建工作体系。

会议强调，认真总结举办本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经验做法，探索创新办会模式，不断提高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国际化水平，提升峰会效益，打造永不落幕的峰会。要抓好峰会签约项目落地，把数字化建设作为战略工程来抓，深化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完善提升信息基础设施、加快新基建建设，推进数字技术与政府履职全面深度融合，以信息化更好地便民惠民。

会议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入推进“健康福建”建设，加强公共卫生补短板，扎实做好新冠疫情防控和传染病防治工作，持续深化“三医联动”改革，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加快建立适应时代要求、助力高质量发展、体现福建特点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要加强部门联动，强化信息支撑，完善医疗服务监管，深化行业治理，切实规范医疗行为、促进合理医疗检查，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今天（10月30日）上午，中共中央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并答记者问。

发布会上介绍，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高度评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全会是在我国即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的突出特点就是紧紧抓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从各个领域提出一系列战略性、创新性举措。

相关负责人介绍，《建议》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下制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坚持发扬民主、开门问策、集思广益，切实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进来，对“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建议》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纲领性文件，是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同志还就坚持创新、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这是中共中央举行的首场新闻发布会。建立中共中央新闻发布制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党的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有关部门负责人王晓晖、江金权、韩文秀、宁吉喆、王志刚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徐麟主持发布会。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条战线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这次全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擘画发展蓝图、规划实践路径、作出战略部署，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顽强奋斗，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十三五”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继续乘风破浪、坚毅前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

此次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从各领域提出一系列战略性、创新性举措，对于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重塑竞争新优势，具有重大关键作用。

广大干部群众认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统筹考虑，对动员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不懈奋斗。

东南网10月31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周琳）10月30日，省委书记于伟国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研究我省学习宣传贯彻意见。

会议一致认为，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重点研究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对动员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和对规划建议的说明，站在“两个大局”战略高度，科学系统总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对“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大问题作了深刻阐述，统揽全局、思想深邃、实事求是、振奋人心，为我们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全会通过的规划建议，是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的纲领性文件，必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会议一致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奋发有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继续乘风破浪、坚毅前行。实践再次证明，有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有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顽强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一定能够在新时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有力地推向前进。我们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深刻认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深刻认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遵循原则和重点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上来。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统筹“两个大局”，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会议强调，要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扣构建新发展格局，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要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发展的战略支撑，构建创新生态链，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快补齐居民收入和民生社会事业发展短板，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全面深化改革、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充分发挥多区叠加优势，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深化闽台各领域融合，加快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接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做强做优十大特色产业，探索具有福建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全面落实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提高福建文化软实力。要持之以恒推进生态省建设战略，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全省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福建。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会议要求，全省要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热潮，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持续深入抓好“大学习”，确保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实。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中央规划建议，倾听人民呼声，汇聚人民智慧，科学编制我省“十四五”规划。要扎实抓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再接再厉、一鼓作气，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