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今天（10月30日）上午，中共中央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并答记者问。

发布会上介绍，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高度评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全会是在我国即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的突出特点就是紧紧抓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从各个领域提出一系列战略性、创新性举措。

相关负责人介绍，《建议》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下制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坚持发扬民主、开门问策、集思广益，切实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进来，对“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建议》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纲领性文件，是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同志还就坚持创新、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这是中共中央举行的首场新闻发布会。建立中共中央新闻发布制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党的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有关部门负责人王晓晖、江金权、韩文秀、宁吉喆、王志刚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徐麟主持发布会。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条战线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这次全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擘画发展蓝图、规划实践路径、作出战略部署，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顽强奋斗，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十三五”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继续乘风破浪、坚毅前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

此次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从各领域提出一系列战略性、创新性举措，对于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重塑竞争新优势，具有重大关键作用。

广大干部群众认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统筹考虑，对动员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不懈奋斗。

东南网10月31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周琳）10月30日，省委书记于伟国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研究我省学习宣传贯彻意见。

会议一致认为，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重点研究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对动员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和对规划建议的说明，站在“两个大局”战略高度，科学系统总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对“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大问题作了深刻阐述，统揽全局、思想深邃、实事求是、振奋人心，为我们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全会通过的规划建议，是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的纲领性文件，必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会议一致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奋发有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继续乘风破浪、坚毅前行。实践再次证明，有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有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顽强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一定能够在新时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有力地推向前进。我们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深刻认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深刻认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遵循原则和重点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上来。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统筹“两个大局”，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会议强调，要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扣构建新发展格局，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要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发展的战略支撑，构建创新生态链，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快补齐居民收入和民生社会事业发展短板，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全面深化改革、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充分发挥多区叠加优势，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深化闽台各领域融合，加快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接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做强做优十大特色产业，探索具有福建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全面落实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提高福建文化软实力。要持之以恒推进生态省建设战略，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全省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福建。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会议要求，全省要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热潮，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持续深入抓好“大学习”，确保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实。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中央规划建议，倾听人民呼声，汇聚人民智慧，科学编制我省“十四五”规划。要扎实抓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再接再厉、一鼓作气，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更大贡献。

央广网北京11月10日消息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11月9日分别在北京、甘肃、陕西、黑龙江、浙江、河南，向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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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围绕“把握新形势、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和工作新要求”等内容宣讲全会精神。北京市约两万人参加了宣讲报告会。

会后，蔡奇还与基层代表进行了互动交流。

基层代表：北京如何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

蔡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率先探索有利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北京就是有条件的地区，我们要率先探索拿出北京行动，要坚持科技创新赋能，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时要加快推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甘肃宣讲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就牢牢把握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创新在现代化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进行了深度解读。

会后，宣讲团又来到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龙门镇大寨子村，和村民交流互动。

村民：我想了解一下十九届五中全会有没有关于农村群众金融贷款的政策服务？

郭树清：我们要发展普惠金融，让金融更好的普及到老百姓那里去，包括咱们村里的农民、打工的工人、在城市里经营个体商业和工业活动的人，都能够比较方便从银行获得贷款，而且利率成本逐步下降。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陕西为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宣讲，围绕准确把握2035年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重点任务等方面对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行深刻阐述。

易纲：《建议稿》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核心的思想，就体现在三个新，也就是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聆听宣讲后，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张晓光有感而发。

张晓光：要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能源安全、基础设施领域谋划一批顶天立地的大项目，又要在事关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民生等方面，要有一大批铺天盖地的小项目。

中央宣讲团成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哈尔滨市宣讲时指出，《建议》中“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是在党的全会文件中第一次提出。

宁吉喆：这既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也是实事求是、符合发展规律的，有利于在工作中积极稳妥把握，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断向前迈进。

宁吉喆还走进航空工业哈飞、哈尔滨工业大学，与企业职工、师生代表进行交流。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杭州市为主会场和分会场的两万多人深入阐释“描绘好现代化新蓝图、再创中国之治新奇迹”。

陈一新：从世界看中国，中国之治令人自豪；从实践看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令人自信；从一年看五年，我们靓丽的成绩单令人振奋；从民心看核心，坚强的主心骨令人信赖。

会后，陈一新来到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和工作人员、青年科技人员互动交流、分享学习体会。

中央宣讲团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党组书记、主任黄守宏在河南人民会堂宣讲全会精神时，阐释了十九届五中全会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黄守宏：全会通过的建议，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纲领性文件，是今后乃至今后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也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黄守宏还来到郑州大学，与师生进行深入探讨。2个小时面对面的交流，让师生们对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近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分别在浙江、内蒙古、甘肃等地进行宣讲，并深入基层与干部群众交流座谈，用全会精神凝聚人心、催人奋进。

11月9日，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浙江杭州作宣讲报告。会后，陈一新来到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与青年科技工作人员交流互动。

在内蒙古，中央宣讲团成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作宣讲报告。他还分别前往内蒙古师范大学、呼和浩特曙光社区和恼包村等地与大家交流。

在甘肃兰州，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作宣讲报告。

会后，郭树清与基层代表互动交流，还来到定西大寨子村与农民群众面对面交流。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会议围绕“新发展”对“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纲领性文件，对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新发展目标。

进入新发展阶段

从国家发展的历史节点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十三五”规划的目标任务即将完成，“十四五”即将到来之际召开的一次接续发展的会议；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乘胜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重要历史交汇期召开的一次科学规划的会议。无论从微观角度看五年的发展规划，还是从宏观角度看“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接替，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是“四个全面”的最新表达。从国家发展的环境变化看，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和国外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使我国发展所处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与本世纪头20年相比，都出现新的发展变化，战略机遇期具有了新的内涵。我们全党、全社会要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新特点，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贯彻新发展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贯彻“十四五”时期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其中创新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居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目前，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与进步，但也面临“卡脖子”技术问题，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科技创新，无论是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还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都有重要意义。推动科技创新，要坚持对内自立自强和对外开放合作的统一，既要提高自力更生、自主研发的能力，又要扩大科技开放合作的大门，着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协调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全会强调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是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要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要努力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对外开放新格局。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会提出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共同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非经济因素冲击，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加之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我们党和国家正确把握经济发展规律，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而非被动应对的无奈之举。要科学理解新发展格局的内涵，统筹推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对国际市场而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放弃国际市场的国内单循环，而是有所侧重、相互促进的双循环；对国内市场而言，国内大循环不是各个地方搞自我小循环，而是在国内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整体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在坚持扩大内需，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的基础上提出的，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全面促进消费。但是，全面促进消费并不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单靠消费拉动，消费、投资、出口依旧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实现新发展目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到二〇三五年的远景目标，实现了近期目标与远景目标的统一与衔接，增强了发展规划的一致性、系统性、稳定性。第一，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即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六个“新”涵盖国家社会发展的主要方面，为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努力方向。第二，全会提出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二〇三五年目标相比，本次全会提出的发展目标更具体、更丰富。这是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目标规划的继承发展，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战略谋划的系统性与稳定性，体现了党和国家“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勇气与决心，也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发展态度和领导能力。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有机衔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意义重大而深远。宏伟蓝图已绘就，砥砺奋斗正当时。要顺利完成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的目标，关键还是要练好内功，着力办好中国自己的事。

回顾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百年历史，伟大的成就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的目标定会如期完成。前进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要坚持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在赴上海出席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后，习近平总书记沿着长江一路向西，先后到江苏南通、扬州考察调研。

长江岸线生态、大运河沿线环境整治、江都水利枢纽运行……考察行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贯穿其中。

“十四五”时期，党中央把高质量发展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要谋求更佳的质量和效益，绿色发展无疑是强大引擎。总书记这次江苏考察，释放出用绿色发展成果提升整体发展质量的信号。

全国经济版图里，长三角地区是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也最有条件和能力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全国发挥示范作用。

如果把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几次考察调研打通起来观察，更有助于加深理解：

3月底，在浙江，强调宁波舟山港在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硬核”力量；

8月，在安徽，专门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强调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

11月，在上海，希望浦东“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更好发挥龙头辐射作用”。

算上江苏，今年以来，总书记的脚步遍布长三角三省一市。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总书记的战略谋划十分远。

习书记抓住摆脱贫困这个主要矛盾来施政，在指导思路上提出扶贫先扶志，虽然我们是经济老九，但不能自暴自弃，先解决思想上的贫困问题，强调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要淡化“贫困意识”。在具体工作上，习书记则提出派干部下去驻村，给群众出点子，深入基层帮扶群众，搞山地开发。

采访对象：

钟雷兴，1945年2月生，福建宁德市蕉城区人，畲族。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时，钟雷兴任地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兼政法委书记，2000年任宁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8年退休。

采访组：钟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1988年来到宁德，推动宁德摆脱贫困是他工作的主旋律。请您介绍一下他在这方面的工作情况。

钟雷兴：习书记1988年6月来到宁德，29年过去了，可以说弹指一挥间。对于我而言，他是好领导、好班长、好朋友。他在宁德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留给我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闽东”的概念最早不仅指宁德，还包括罗源、连江，就区位而言是全省的东北部。1983年，罗源、连江划到福州，但习惯上宁德还是称闽东。从大的背景来看，习书记来的时候，正遇到国家治理整顿，原计划上的项目不能再上，国民经济进行整体调整。那时的宁德是一个贫困地区，交通、基础设施都非常落后。从福州坐车来宁德，只有一条104国道，7米宽，一走就要走4个小时。宁德又是“老、少、边、岛、穷”，我们的岛屿占全省的1/3，海岸线占全省的1/3。当时宁德在全省经济排名第九，也就是倒数第一，开会的座位也排在最后。宁德人一看从厦门调来了新领导高兴极了，就期望他能够带来大项目、大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习书记的态度很稳重。他虽然年纪轻，又刚刚履新，但他没有搞“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实实在在沉下心到基层搞调查研究，了解县情区情，特别是到老区、少数民族聚集区了解民生状况。为了做好比较借鉴，他还去参观考察了毗邻宁德的浙江温州，学习温州的经济发展模式，比如怎样发展民营企业、政府如何为民营企业服务、如何搞好城市建设等。经过耐心细致的调研，习书记得出结论：帮助群众摆脱贫困是当时第一要务。

他抓住摆脱贫困这个主要矛盾来施政，对宁德的发展思路是很清晰的。首先，他提出扶贫先扶志，先要解决思想上的贫困问题，强调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要淡化“贫困意识”。1989年8月，在习书记倡导下，地委在屏南县仙山牧场举办地委学习中心组读书班，把所有县委书记集中起来学习，统一思想。

习书记提出“滴水穿石”精神，就是强调对摆脱贫困要有坚忍不拔的进取精神，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知难而进，攻坚克难，勇于贡献。“滴水穿石”精神的确立，不仅对于推动闽东脱贫致富很重要，而且对闽东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是一大创举。他还提出“弱鸟先飞”的思想，虽然我们是经济老九，但不能自暴自弃；虽然宁德基础薄弱，但可以“先飞”；“人一之，我十之”，“天道酬勤”。习书记概括总结的这两种精神既富有创新，又非常贴合实际，闽东人民素有的奉献精神、吃苦精神、不甘落后的精神都体现到“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之中了。

这两种精神，对闽东干部队伍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全国举办第一次法律知识竞赛，我们宁德也抽调了5个人，为参赛做准备。这些同志虽然都是做司法工作的，但并不是科班出身，大家心里没底，觉得我们这种“小地方”出去的，得奖希望不大。恰好，习书记在那段时间刚刚提出“弱鸟先飞”的思想，大家有信心、有决心，经济穷但志不穷，在这种精神鼓励下，奋发向前。一个月后，我们在这场全国大赛中获得了冠军，真是振奋人心啊！行署当时还专门表彰他们，就是想用他们这种顽强拼搏、不甘落后的精神鼓舞和带动更多人。我们闽东虽穷，但只要肯努力，一样可以振翅高飞。

在具体工作上，习书记主要是派干部下去驻村，给群众出点子，深入基层帮扶群众，搞山地开发。当时我们这里最主要的产业就是“茶叶蘑菇长毛兔”，因为宁德没有大工业，也没有大企业，只能先从这些入手。对特别困难、特别偏僻的山区，就采取整体搬迁的“造福工程”，让群众能到更好的环境中去生活。

习书记对新闻媒体宣传抓得很紧。我记得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他主动提出召开新闻部门记者座谈会，与新闻媒体坦诚沟通，希望大家在闽东多宣传一些正能量，增强闽东人民的信心，鼓舞闽东人民的斗志。习书记还让宣传部门制作了一个山海交响的歌集，把闽东的好山好水唱出来，宣传出去。

习书记对民族宗教工作很重视。我们这里畲族比较多，我本身也是畲族人。畲族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对党忠诚，用叶飞同志的话讲，就是“畲族没有出过叛徒”。畲族有自己的语言、习俗、谱牒、寺庙，有节俗等传统文化，习书记对畲族文化都很了解，也很尊重。他当省长后来到宁德，我们畲族同胞就搭起竹棚欢迎他，给他挂花环、捧美酒，这些都是迎接贵宾的最高礼仪。习书记很尊重这些习俗，花环也挂，酒也喝，畲族同胞见了他都很高兴。他对畲族地区摆脱贫困、发展经济非常关注，他到福安县少数民族最多的穆阳畲族开发区调研，亲切地和当地百姓交谈，诚恳地讲：“小康建设的路上，畲族村一个也不能落下。”我看过一个资料，说习书记到了浙江以后还去过景宁畲族自治县，在那里还讲起宁德的故事。

习书记调任福州市委书记以后，仍然牵挂宁德的发展，建立了“五地市合作区”，就是福州、宁德、南平、三明、莆田5地市交流经济、人员、信息，互相促进发展。这个活动一直坚持到现在，每年开一次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时很注重廉政建设，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钟雷兴：习书记特别注重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在宁德，他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改变领导干部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他教育干部常说一句话：“当领导不能鱼和熊掌兼得，想当官就不要想发财，不能在这里浑水摸鱼。”他的原则性非常强、非常鲜明。

当时宁德最突出的问题，是党员干部违规占地建房和多占住房。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有的领导利用公权谋私利，批地，批“三材”，久而久之，形成风气。多占住房就是一些干部占着机关的好几套房子，导致新来的干部没地方住。针对这些问题，习书记下决心进行治理整顿，先摸清情况，然后制定方案，最后进行清理、整顿、查处。

习书记很严厉地讲：“这件事既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对人民、对子孙后代担负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抓住当前群众意见的‘热点’、解决我们廉政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1988年12月30日，习书记在全区加强土地管理、整顿干部建房、查处干部建房中的违纪问题电话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次我们对干部建房问题采取的措施是‘停’、‘清’、‘理’，即从今天起先停下来，而后全面清查，再分情况进行处理。当前就是要先停，停止审批，停止施工。在这方面态度一定要坚决，不能含糊。对那些我行我素，置若罔闻，仍在审批或突击抢建、顶风冒犯的，要严肃查处。在停的基础上，各县、各部门要进行认真清查，弄清地皮、‘三材’、资金来路，张榜公布。而后，再分别情况作出处理。对违纪和以权谋私的，不仅要给予经济处罚，触犯刑律的还要依法制裁，以达到惩前毖后的目的。”这次清理整顿在宁德掀起了巨大震动，不仅收回了一部分领导干部建房的审批权限，还建立了更严格的干部私建住房审批程序。前后用了一年多时间，处理了一批领导干部，及时刹住了这股歪风，党风廉政建设的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因为此事解决得比较好，我们还曾在中央纪委华东片区工作会上作了典型经验介绍，产生了积极影响。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时联系群众的情况？

钟雷兴：习书记亲民为民，最典型的就是“四下基层”制度的建立。这是一个逐步建立起来的过程。一是信访接待下基层，宁德当时的来信来访比较多，一到地委信访日人山人海，应接不暇，群众的问题也很难及时得到解决。鉴于此，习书记就提出信访下基层，他自己带头，按领导的挂钩县，每个县确定一个信访接待日，领导直接到县里给群众解决问题。第一个信访接待日安排在霞浦县。这样，群众上访转变为领导下访，便于了解群众需求，解决实际问题。二是现场办公下基层，现场办公要解决问题，领导干部要带着相关部门去帮助下面解决困难。三是调查研究下基层，每个领导干部都有自己的挂钩县，习书记的挂钩县是福安县。四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领导干部下去不仅要调查研究、接待信访，也要负责宣传，不能光在台上作报告。这4个举措密切联系群众，对解决群众呼声强烈的主要矛盾起到了很大作用。

习书记在宁德经常下乡调研，关心群众生活，他去调研要听真话，要“三看”：一看路面，二看屋面，三看桌面。进村先看村里道路是否平整干净，村容村貌怎么样；二是看看群众住的怎么样，家庭条件怎么样；三是掀开桌罩看看老百姓吃什么。他这些举动都是很接地气的，而且一直到当总书记以后也是如此，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在生活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

钟雷兴：习书记生活很简朴，从来不搞特殊化。他从厦门到宁德当地委书记，一是办公室没有换，也没装修；二是车和司机都没有换，还是坐那辆老书记用了十几年的旧车。吃就吃食堂，吃完饭在地委大院里散散步。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宁德很穷，大家见到一部好车，就很关心。厦门市政府赠送给我们行署一辆小中巴作为公务用车，但外界不知道这是赠送的，又是公车，看到地委大院突然有部好车，有人就告状告到上面，说习书记来宁德以后搞特殊，买进口车。当时我是纪检书记，向习书记报告了这个信访情况，向他征求反馈意见。习书记为人坦荡，态度也很干脆，说：“我不用看了，你实事求是地反映上报就行。”

当时我还分管精神文明建设，组织过几次机关集体劳动。我们地委大院小东门外有一条水沟，一到下雨水就漫起来，我就组织党政军干部开展为期一天的清沟活动，习书记也亲自参加。那个沟下面很脏，夏天蚊虫又多，他却不怕，挽起裤管就下去，和我们一起干。还有一次搞清水渠劳动，他也很积极，自己扛着锄头和大家一起走在队伍里，一点都不像个地委书记。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后，您和他还有联系吗？

钟雷兴：习书记在省里的时候，我去福州，有时候到他家里去，有时候到他办公室去。他听说我去，再忙也都安排见一下。

2010年9月，习书记回到宁德来看我们，和我们这些老班子成员合影，还有吕居永老书记，一起共进午餐。大家在饭桌上畅谈往事，非常亲切，无限感慨。习书记说：“当时闽东人有三大梦想，一是建设中心城市，二是通高速公路、建铁路，三是开发三都澳。当时的情况是，国家治理整顿不能上大项目，三都澳是台海前线，要顾全大局，只能实实在在地把群众贫困问题先解决。后来三都澳部分开放了，高速路、铁路也有了，2000年底也撤地改市了。这样看来，我们当初坚持‘不烧火’，扎实带领群众摆脱贫困这条路没有走错。”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主政宁德对他以后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哪些影响？

钟雷兴：总体上讲，习书记在宁德任职期间的理念和实践，可以用4句话形容：亲民为民，责任担当，反腐正风，创新发展。我具体谈两点认识。第一，地区层面的工作很重要，这是上对高层、下对基层的位置，既要有着眼全局的顶层设计，又要有具体的工作部署，这些对于当时的习书记来讲是一种极大的锻炼。第二，习书记在这里的实践，比如扶贫工作、党的群众路线、反腐倡廉、转变作风，对他思想理念的形成很有启发。我相信，他在全国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和他当年带领宁德摆脱贫困积累的经验是分不开的。习书记在宁德的时候，经常讲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些亲民务实的理念都为他治国理政思想打下了坚实基础。可以说，他在地委书记层面，已经对党政军都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和管理，也算是治国的一个小小缩影。

采访组：您如何理解习近平同志讲的“宁德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钟雷兴：习书记说“宁德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这是他的由衷之言。第一，闽东的山山水水有他的足迹，一直映在他的脑海中；第二，闽东人的真情、闽东人的朴实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三，他在闽东干出了一番事业。有这三条，他说宁德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是深情，是印象，也是期望。他即使到省里、到浙江、到北京还依然深情地关注闽东。

最近有一件事让我很感动。我们宁德市蕉城公安分局局长作为全国公安系统先进代表到北京参加表彰大会，还受到习书记的亲切接见。习书记走到他面前和他握手的时候，他说：“习书记，我是宁德的。”习书记一听，马上停下来，和他握手握了很久。那个公安局长特别兴奋，回来以后逢人就讲，觉得特别骄傲。我们非常理解习书记对闽东的这种深情，也不会辜负他对宁德的这份期望。

（转载自2019年6月7日《学习时报》）

他曾经多次跟我说，我自己把“自找苦吃、为老百姓做事”作为第一信念。尽管会有很多坎坷，每天都经历不同的挑战，除非身体不行了，除非不让我干了，只要没有这两种情况，我都会坚定不移走下去。当他得知我刚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还担任了厦门大学经济系团总支副书记后很高兴，说：“好！年轻人就应该要求进步，积极入团入党，利用一切机会锻炼自己。要艰苦朴素，要自找苦吃啊。”

采访对象：

张宏樑，1964年6月生。1982年9月由石家庄十五中考入厦门大学数学系，1983年9月转入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曾任系团总支副书记，1987年毕业分配到河北省计经委工作。现在一家投资公司供职。

采访组：张宏樑同志，您好！听说习近平同志和您的交往是从一封信开始的。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张宏樑：说起来这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1985年11月下旬，我当时正在厦门大学经济系读本科三年级。一天，我收到一封寄自厦门市政府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宏樑同学：

你好！我是十一月初从法国回来的，接着就是早出晚归的工作，各方面的来信积案如山，迟迟复信请原谅。

可以找个时间聊聊，我也要向你们这些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学习。

时间不好定，月底前因有洽谈会晚上都有活动，下个月请你给我来电话，打到政府值班室或找政府办王泰兴联系。

我住在图强路2号楼301室，进城时可以碰碰。

不赘述。专此布达

顺颂

学安

习近平 24/11

我刚看到信的瞬间有点懵，但马上就反应过来了——一个多月前，我给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没想到他会亲笔给我回信。

采访组：您为什么会给他写信呢？您在信里都说了些什么内容？

张宏樑：说起来很有意思。我一位高中同学的姐夫，是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八一学校的初中同学。他们上学的时候，经常一起交流思想、讨论问题。

1985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初涌之时，那时候他们都是30多岁的有志青年，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有很多想法非常需要相互探讨。于是我这位同学的姐夫就给到厦门任职不久的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长信。我放暑假回家时，同学姐夫找到我，让我把那封长信带给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这封信很厚、不好寄，又都是他的心血，怕寄丢了，嘱咐我一定得亲手交到习近平同志手上，还嘱咐我要盯着让他读完，再请习近平同志写个回信说说他的看法。

就这样，开学后我就带着这封信回校，没敢寄也不敢直接去送，于是我就给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大意就是想把这封信交给他，同时也很期待能与这位在正定老百姓中口碑很好的年轻领导干部见上一面，汇报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希望得到他的指导。信封上写的是：厦门市政府办公室，习近平同志收。信发出后，压根儿没想到会收到他的亲笔回信。这让我感到很惊喜，也很感动。

采访组：您当时读了回信，有什么具体感受呢？

张宏樑：我看过信后，有两点强烈感受。一是觉得习近平同志特别谦虚。一位工作非常繁忙的市领导亲自给一个普通大学生回信，信里把有关情况说得很详细，还为回信晚了表达歉意，特别是说要向我们80年代的大学生学习，让我非常感慨、非常感动。二是觉得他为人特别真诚。信中告诉我他住在哪儿、怎么联系，让我有一种被信任和被重视的感觉，距离感一下子消失了，亲近感油然而生。连这封信的信封都是他亲自写的，足见他真心希望与大学生多交流，否则他让秘书打个电话通知我过去就行了，本来是用不着非要亲笔回信的。

采访组：您是什么时候与习近平同志见面的？当时聊了哪些话题？

张宏樑：我记得很快就和他约了一个周日下午见面。那天，我坐了几站公交车，又步行十多分钟，按照他给我留的地址找到他的宿舍。敲门时，我还有些忐忑不安，是习近平同志亲自给我开的门。我说：“您好！我是厦大经济系的张宏樑。”他说：“宏樑，你好！快请进！”习近平同志笑容可掬、亲切和蔼，标准的普通话，声音带着磁性。我们俩一握手，他就说：“你的手很厚很软啊！”这句话一下子就把我的不安情绪给打消了。

习近平同志的宿舍一进门就是客厅，和过道连在一起，很窄很小，就摆了两张沙发和一个茶几。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坐吧。”我说：“这是您同学给您写的信，让我一定盯着您看完。”他接过那封厚厚的信，边笑边说：“这小子，要么不写，要么就写这么厚！”说完就坐下来很认真地看起来。

看完信后，他说，信中这些观点有的很好，有些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商榷。厦门是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处在改革开放最前沿，有很多新的做法。我来了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感受和触动，特别是在推进改革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谋划。这样吧，我先简单说几点，你记录，帮我先回个信转达一下，有时间我再正式回信。

我记录完后，习近平同志看了看记录稿，点了点头说：“可以！”说完，他又转过脸笑着问：“你是哪里人啊？父母是干什么的呀？”我说：“我是河北石家庄人，父母都在中国科学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工作，都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党员知识分子。”当我提到父亲张尔翼是高级畜牧兽医师的时候，他说：“我对你父亲有印象啊。我在正定当县委书记的时候，请过好几批专家，其中就有你父亲。”他这么一说，一下子把我们两个人的距离拉近了很多。

当他得知我刚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还担任了厦门大学经济系团总支副书记后很高兴，说：“好！年轻人就应该要求进步，积极入团入党，利用一切机会锻炼自己。要艰苦朴素，要自找苦吃啊。”

临走时，习近平同志说：“我刚来厦门，认识的人也不多。你周末没事欢迎过来聊一聊，我很想了解你们大学生都在学什么、想什么、做什么。”他说，他们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都是有过社会实践经历的，而80年代的大学生不一样，都是校门对校门，基础知识比较牢，但缺乏社会实践锻炼，想法和行为都有很大不同，这方面他想好好地了解一下。他当时说的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年轻人不能认为进了大学就进了保险箱，就等着将来直接分配到机关，一定要多接触社会，补上社会实践这一课。你们虽然读了很多书，但书里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众实践结合，才能把水分挤掉。要给书本上的知识挤挤水，才能得到知识干货。”

采访组：您怎样理解习近平同志当时提倡青年人要“自找苦吃”？这对您的人生有何影响？

张宏樑：要说对我做人影响深远的，就是习近平同志多次讲到的要“自找苦吃”。他说：“我对自己的首要要求就是自找苦吃。”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人生观。再一个原因应该是梁家河那段下乡经历对他的锻炼成长影响很大，是切身感受，也是肺腑之言。

记得后来，他跟我回忆了很多知青时候的事。其中一个就是大冬天下到粪池里起粪，这是当时农村最苦的活。因为冬天粪池里结着冰碴，但也得下去起粪，一方面需要沤粪，再一个粪池快满了，不起出来也装不下。习近平同志对我回忆说，去起粪就得把鞋子脱了，把裤腿挽起来，光着脚跳进去用铁锹一锹一锹往上起，冰碴把腿和脚划出一道道血印子。他当时只有十几岁，个子不够高，身体也不够强壮。起粪的时候弄得满身既有汗水又有粪尿，混在一起，又湿又臭，冷风一吹，全身冰凉。粪池里不仅脏，还散发许多恶臭的有害气体，令人窒息，越到后面越难受，既考验体力也考验毅力。但这个活他干得最多，每次都是第一个主动跳下去抢着干。他在别的地方也提过，下乡要过五关：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劳动关是关键的一步。他说，只有跨过了劳动关，树立了“自找苦吃”的想法，才能砥砺思想，让你的思想更加靠近老百姓，也让老百姓更加信赖你。

说实话，当时我对“自找苦吃”这四个字理解得还不深。后来，我特意去了一趟梁家河。当我亲眼看到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插队时建起的全省第一口沼气池，听到当地村民中传颂他在梁家河为民造福的故事，终于体会到青年时的他真的是做过那些最脏最累的活才知道农民最需要的是什么，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感情也才更加深厚；我也真的“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联系群众”，对习近平同志提倡的“自找苦吃”理解得更透了。在后来的人生路上，我时刻提醒自己，有苦吃是机会，要坚持多学多干，多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

采访组：听说习近平同志还与您的老师和同学们讨论过《资本论》，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张宏樑：习近平同志很关心我们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经常问我，厦门大学伙食怎么样？同学们能吃得饱、吃得起、吃得好吗？然后问我家里每个月寄多少生活费，都有哪些花费？班上开了什么课？等等。当得知我们系开设《资本论》原著课程时，他还多次与我分享在梁家河阅读《资本论》的情景和感悟。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中国最早翻译《资本论》的学者王亚南先生曾任厦大经济系主任和厦大校长。所以，厦大经济系对《资本论》原著的学习非常重视，把《资本论》三卷原著列为必修课，每学期安排一卷，分三个学期学完。这在当时全国高校经济类本科教学中绝无仅有。

我对习近平同志说：“虽然学习《资本论》原著很吃力，但同学们的积极性都很高，收获也很大，再学其他理论课程，特别是西方数理经济学，就很轻松了。”

习近平同志听完之后说，你们本科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学原理、读原著是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最佳方式，也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最有效的方式。你们经济系坚持了这么多年，做法很好，对学生的成长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肯定会非常有好处。

他接着说，我在下乡的时候就通读过三遍《资本论》，也记了很多本笔记。我读过几个译本的《资本论》，最喜欢的是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内心也很敬佩他！因为王亚南先生不但是翻译家、教育家，还是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理解很通透。不止是翻译《资本论》，王亚南先生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旧中国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刻剖析，发表过一系列很有影响的著作，包括《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我也都读过。

后来，习近平同志让我联系学校，专门抽出时间到校参加了以“《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实指导意义”为题进行的一次小范围座谈。学校的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有幸参与了这次座谈。

参加座谈的教师对《资本论》研究水平都很高，某句话在《资本论》哪章哪节哪页，前面讲的什么，后面讲的什么，前后如何结合起来理解等等，都装在脑子里了。跟厦大的老师们座谈《资本论》，要是没读过几遍原著，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坚实的社会实践，还真难以深入交流下去。但习近平同志很早就反复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老师们交流起来深入浅出，得心应手。他说起来既有理有据又生动透彻，因为他有扎实的实践经验，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理解得比我们深刻得多。对习近平同志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对社会的广泛了解，特别他就《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当时特区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谈的几点意见，我相信参加座谈会的青年教师和同学们都会有深刻的印象。

记得习近平同志当时还讲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叔本华，以及当时流行的萨特存在主义等等。因为当时我还是个学生，知识不够系统，对习近平同志讲的内容记忆不是很清晰了，但有一点记忆犹新，那就是对一位年轻的市领导能如此全面系统地掌握《资本论》而感到敬佩。

采访组：您在厦大读书期间，和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交往交流？

张宏樑：我们之间的交流还是比较多的。我经常在周末休息的时候到宿舍去找他，一直到我毕业离开厦门。我还跟着他到厦门的贫困村进行过一次调研。那是1986年初夏的一个周末，习近平同志说：“今天我带你去海边看个贫困村，离你们厦大不远。”那天他没带秘书，让司机开着车直接去了何厝村。

何厝村地处厦门海防最前线，与当时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小金门岛隔海相望，最近相距才4000多米，用望远镜就能看得很清楚。当我们的车停到何厝海边的小路时，习近平同志笑着对我说，那边国民党士兵肯定用军用望远镜观察着咱们呢。

由于何厝村是海防最前线，很多年来渔民不能自行出海打鱼，生活比较贫苦，与厦门特区经济发展反差很大。习近平同志了解到石斑鱼在香港卖得很贵，也适合在厦门沿海养殖，他有一次到何厝村调研时，就提议何厝村养殖石斑鱼。我们去看的时候已经养成出箱了。记得何厝村支书跟习近平同志汇报，鲜活的石斑鱼出口香港能卖到300多块港币一斤。那个时候港币比人民币的汇率比现在高，村民因为养殖石斑鱼，收入增加不少，经济效益显著。

习近平同志听了情况汇报后非常高兴，也非常欣慰，并进一步指出，解决温饱问题只是初步，还要想着产业发展，提出下一步村里要发展对金门岛的观光旅游业。

调研结束时，村支书一定要请我们吃一条石斑鱼，说是让我们尝尝为什么石斑鱼能在香港卖得这么贵。我是第一次吃石斑鱼，感觉特别好吃，或许是因为心情好、价格贵才觉得味道鲜美吧。吃完鱼，习近平同志笑着对村支书说，这条鱼我可不能按香港的价格付钱啊，一是付不起，再说我也没有港币啊，说着掏出工资付了鱼钱。

这是我亲眼见证的习近平同志抓扶贫的实例。调研中，他说，我们国家扶贫的任务还很艰巨，一定要关心群众疾苦，扶贫工作要因地制宜，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岛吃岛。村里要发展有本地民俗特色的乡土农家住宿和渔家餐饮，比如全鱼宴。还可以开展对金门岛的观光旅游，让我们的渔民开着渔船，带着游客，到金门岛附近，来一个近距离的金门岛观岛游，回来后再吃上一顿当地风味的渔家宴，住上一晚农家院，游客一定很多。摆脱贫困要长期抓下去，才能见到效果，不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问题是无法向老百姓交代的。

采访组：我们听说您后来回老家开展社会实践调查，习近平同志还给予了很多支持。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张宏樑：1986年初，快放寒假的时候我去看他，并告诉他我准备回老家开展社会实践。习近平同志很高兴地对我说，好啊，我支持。他说，旅游业作为正定县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调走的时候才刚刚起步。旅游基础设施初始投入比较大，投资回收期较长，但方向肯定是正确的，你回去专门就正定旅游业的发展搞个调研，回来跟我说说，看看还需要我做哪些工作。

我回到石家庄，很快赶到正定联系上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及资料组、信息组的三位同志，这三位同志都是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时的县委办工作人员。我向他们介绍说，习近平同志非常惦记正定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产业和荣国府项目的情况。我准备结合“旅游经济学”课程要求，做一个正定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和展望的实习调查，请你们多帮助。他们三位首先领我到县委办公室资料室，把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时的调研文章、讲话稿和起草的公文都找出来，我一眼就能辨认出那些稿子都是习近平同志亲自起草的，字体方正、遒劲刚毅、一笔一画、力透纸背。我一晚上没睡觉把相关的稿子都认真拜读了一遍。文稿思路非常清晰，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在抓好眼前工作的同时，也长远谋划正定几十年之后的发展。

第二天，我向这三位同志了解正定旅游业具体情况。他们三位介绍说，正定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文化古城，1983年习近平同志来正定不久就开始酝酿发展正定的旅游业，恰逢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需要建造一个荣国府，习近平同志就积极争取项目落地正定，并考虑借此机会建成实景，为正定县留下一处永久性的旅游景点。

正定历史上是农业大县，一些同志对发展旅游业还有疑问，认为一是没经验、没人才，二是建成了也怕没人来、包袱大。习近平同志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和人们文化生活需求的提高，旅游业肯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这个机会不能错过。他和其他县领导积极做工作，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县委很快作出了兴建荣国府和常山公园的决定，为正定县旅游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短短两三年时间，这些旅游景点的门票收入就快速增长，实现了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两方面的丰收。

调研期间，著名京剧演员杨春霞出演的《杜鹃山》正好来正定演出，这在以前的正定县是不可想象的。演出的常山影剧院，也是当年在习近平同志领导和关注下新建起来的。由于观众非常多，我记得我们坐在最后一排观看演出。从这件事就看得出来，正定的文化旅游已经起步了。

回到厦门之后我就向习近平同志详细汇报了正定旅游产业发展现状，虽然才起步，但势头很好，用不了几年就会上一个大台阶。他听了很高兴，同时指出，荣国府项目只是一个开始，不能孤立地看，不是只为拍一部《红楼梦》而建荣国府。将来正定旅游业大发展，不能光靠卖荣国府、大佛寺门票，如果这样，人家看一圈就走了，一定要吸引来旅游的客人在正定吃特色餐饮、购土特产品、看当地戏曲，留住一个晚上，只有这样搞旅游产业，人流链、资金链、服务链才能一环扣一环，周转起来，形成旅游文化产业链，才能把石家庄、北京、天津甚至更远的客人吸引来，形成正定特色的文化历史旅游。

习近平同志又亲自总结了几条，提笔给他的继任县委书记写了封信，就如何进一步发展正定的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文化产业谈了意见，建议全县同志一定要团结一致，统一思想，紧紧抓住旅游产业不放手，发展成正定县的支柱产业。

记得后来习近平同志还跟我说起，继任县委书记收到信后，还特地由上述三位同志中的一位陪同，到厦门看望了习近平同志。

采访组：在这次社会实践中，您有哪些收获？

张宏樑：这次社会实践对我影响很大，我在校主修的旅游经济学终于在实践中有了思考和应用，特别是正定发展旅游产业的生动实践，习近平同志重视第三产业、重视旅游产业与当地人文相结合的思想，成为我实习论文的核心内容，并受到老师的好评。

后来，我发现在习近平同志亲自主持编制的《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专门把旅游作为附属篇，提出来把旅游作为重要的发展方向。

采访组：我们知道您后来毕业论文的选题也与河北正定有关，是否也受到了习近平同志的影响？

张宏樑：是的。我的大学毕业论文，从选题方向到题目、结论都得到习近平同志的指导甚至亲自修改。

1987年初，我请教习近平同志如何确定大学毕业论文方向。我说想去调查了解一下石家庄市造纸厂，当时这个厂的厂长马胜利承包经营的经验正在全国大力推广，就此深入研究一下工业经济。但习近平同志建议我说，你还是回正定农村了解一些情况，研究一下那里的土地如何集中的问题吧。

习近平同志说，根据他在正定和在厦门工作的情况看，农业集约化是农业机械化的前提，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农民脱贫增收的必由之路。农业没有集约化就发展不了农业的现代化，农民就摆脱不了土地的桎梏，农村发展不了第三产业，也不能实现半城郊化、城镇化，不能实现农民增收。他希望我做个调查，也顺便带给他一些正定农村的信息和情况。

原来，习近平同志在1984年就提出正定县要走“半城郊型”经济的发展路子。这是一个介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之间的中间型经济。基于正定紧邻石家庄的实际，习近平同志提出二十字发展方针，即“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这就需要把农村土地集约化，把闲置的劳动力转化到为城市服务的第三产业中来。当我在正定做了初步调查和了解后，我才明白了为什么习近平同志让我来正定了解土地集约化经营问题，因为他还深深惦记着正定的发展，惦记着农民的收入，惦记着探索城郊县经济发展的新路。

这个选题得到了我的指导教师的肯定。结合所学习的理论知识，我就正定县土地现状、土地集约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实现的步骤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和探讨，写出了关于正定土地集约化的毕业论文初稿，题目是《浅析我国农村土地集中问题——从河北正定县土地如何实现土地集约化谈起》。我把论文初稿送给习近平同志审看，他看后表示基本认可，说：“你作为一个快出校门的大学生，情况了解得不错，也具备基本的理论知识，但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实事求是，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分步办法。”他指出，在现有的土地所有制、承包制和户籍制度下，如何促进土地集中，这不是简单的课题，不能脱离实际想当然，不能一蹴而就靠理论。所以，你这个论文的题目应该改为“从土地集中‘难’”谈起为好，提出一些解决土地集中难的分步办法。他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于是，我将毕业论文题目改成《浅析我国农业土地集中问题——从河北正定县土地集中难谈起》。

最终，我的毕业论文取得90分的高分，我的指导老师给我的评语是：“本文以河北省正定县的实际情况为依据，论述我国农业土地集中的意义、条件、途径及其存在的问题，内容体系新颖，理论联系实际，论述由浅入深，有较强针对性，有独立见解，对我国农村经济实践有一定指导意义。”我知道，能得到这样的肯定，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习近平同志的悉心指导，他的很多重要观点给我的论文大大加分添彩。

从指导我论文这件小事就能看出，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他任福建省长时，还特意请我的这位指导老师到省政府作农业经济专题讲座。后来，习近平同志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中也深刻指出，中国农村市场化改革是建立和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取向，是突破农村改革和发展瓶颈制约、开创农村改革和发展新局面的重大举措，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

习近平同志也一直非常关心正定的发展。1993年3月，习近平同志到河北考察，他把我叫到他住的酒店，让我陪他一起回了一趟正定。记得还跟三位县委办的同志见了面，习近平同志对那些一起工作过的干部都很挂念，很有感情。

采访组：在您大学毕业回石家庄工作前，习近平同志都和您说了什么？

张宏樑：1987年7月9日，我毕业回石家庄的前一天晚上，去跟习近平同志道别，请教他还有什么需要指导和嘱咐的。习近平同志对我说，你工作后一定要下基层工作，不能总待在上级机关，不要把基层当大车店，至少要踏踏实实干上两三年，一个事情踏踏实实干上几年才有可能出成果。“不要把基层当大车店”，是他很有特点的一个说法。他说，我在梁家河的7年，正好是你们上高中、上大学加在一起的时间。我上的是梁家河的高中、梁家河的大学。上了这个高中和大学，对老百姓才会有很深的感情。你们一定要下基层，才能培养出对老百姓的感情，才能提高自己，干出实事，做出实效。

临行前，我对他说：“我的毕业纪念册，您给题个字吧。”他高兴地说：“好啊，我先看看。”他拿着我的毕业纪念册一页一页地翻，仔细看了每个老师和同学的毕业留言。当他看到我自己的留言是：“沉下去，绝不沉沦；浮上来，更不轻浮。请让自然规律做我们的动力吧，用我们的年轻做最大的资本。”他抬眼看了看我，点了点头，似乎还算满意，然后他说：“我给你写八个字吧。”

他拿起平时常用的圆珠笔，写下了“志存高远，行循自然”八个字，题上了他的名字和时间。我感觉，习近平同志书写的时候很用力，写完之后，他说：“这八个字，你要好好体会，立志的同时，要务实、要实干。”

写完后，他又拿过我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了十几个同志的名字和电话，让我回石家庄后代他去看望，其中包括吕玉兰等同志。他说：“这些同志都帮助过我，你回河北代表我去看望他们，谢谢他们，也把他们的情况写信告诉我。”

那天习近平同志还说，你既然回了石家庄，在把学习工作安排好的同时，抓紧把婚结了，一个是让你女朋友晨霞和她家里放心，再一个你要是25岁之前结了婚，25岁就有了孩子，这样你们年轻，精力旺盛，很轻松就把孩子带大了，对晨霞的身体影响也小。特别是你到了50岁时，正是最有经验和精力干事业的时候，孩子25岁大学毕业了，没有任何负担，你们俩都可以专心继续干事业，而且还形成了影响教育下一代人的良性循环。

他接着说，其实我们社会的传承也是这个道理，将来你们年轻人走向社会，在工作中要多向大你们十几二十岁的人学习，他们有经验有能力，能够带领你们更快成长。将来你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40多岁，也要重视对小你们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的培养，这样就形成三代人上下传承，承前启后，绵延不绝的奋斗过程。

采访组：请谈谈您对习近平同志“勤俭持家，低调做人”的家风的感受。

张宏樑：习近平同志是个非常朴实的人，在厦门我们接触的这段时间里，他基本上都是天天走路或骑自行车上下班。按说他是可以有公车的。他对身边人也关怀备至。记得1986年冬天，天气特别冷，我寒假回石家庄过春节，习近平同志把他的军大衣借给我。他说：“你坐火车，还要倒车，穿军大衣会暖和些，我坐飞机回北京，穿夹大衣就够了。”

三天后，我到他北京的家里把军大衣还给了他。在他家，我感受到了“勤俭持家，低调做人”的优良家风。很幸运的是，那天我还见到了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习近平同志特意请习老来到客厅，向老人家介绍我：“这是我在厦门认识的小朋友。”习老握着我的手说：“好啊，他还年轻，你们要多帮帮他啊。”习老那天上身穿红色中式对襟棉袄，下身穿深蓝色西裤，满面红光，精神矍铄。

记得那天家里还有他的弟弟习远平。习近平同志介绍说，你们俩年龄接近，更能聊到一块。习远平当时正在创业，他开玩笑说他的项目很有前途，让我毕业后跟他去干，我说还是想回河北政府机关工作。习近平同志听了我们的对话，严肃地对我们说：“宏樑毕业后好好去基层锻炼，别想马上去什么大公司发财的事；远平干公司就好好干，别想回政府机关，做生意也别想着跟政府掺和。总的一句话，想发财就别想当官，想当官就别想发财，别想两全其美，‘鱼和熊掌不可得兼’，两个都想得，那是不可能的，那会害了你们自己。”这段话对我触动很大，像刻在我脑子里一样，至今记忆犹新。

那次在习家，我感到那么高层的国家领导人，家庭装饰摆设等与普通人家别无二致，大门上贴了春联，家里充满其乐融融、喜气洋洋的气氛，透出浓浓的年味。院子里堆着北方人过冬常备的白菜、萝卜和大葱，客厅也只摆着几盘花生、核桃和糖果。习近平同志让我坐火车帮他拎回来的一兜子漳州芦柑，就是最好的时令年货了。

习近平同志出身高干家庭，但做人非常低调，心里总想着为百姓做事。在交谈中，他时常说，咱们为老百姓干事，不能有只追求自己生活快乐的思想。大学生也一定要丢掉这种思想，扑下身子为老百姓工作。他曾经多次跟我说：“我自己把‘自找苦吃、为老百姓做事’作为第一信念。尽管会有很多坎坷，每天都经历不同的挑战，除非身体不行了，除非不让我干了，只要没有这两种情况，我都会坚定不移走下去。”

习近平同志做事非常认真，也很注重细节。他说，在军委工作时，首长下午要去一个地方，我对北京路熟，也知道怎么好走，但仍然要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请司机跟我跑一趟，怕修路或改路了，耽误首长时间，亲自跑一趟才放心，这是细节。你做人做事都得有这个细节意识。

采访组：看来您在厦门和习近平同志的交流还是很多的，您还能否回忆一些有趣的生活片断？

张宏樑：好！我那时候经常利用周末去他宿舍找他，一直到我毕业离开厦门。习近平同志是北方人，特别喜欢吃饺子，厦门的餐馆没有卖饺子的，只有一种类似饺子的“扁食”，但味道很不一样。有空的时候，我们就在他宿舍，自己动手包。他准备大白菜、猪肉，我就负责剁馅儿、调馅儿、擀皮儿，然后大家一起包饺子。他吃得特别香，说：“还是北方的饺子好吃！可比吃‘扁食’过瘾多了！”还夸我馅儿调得不错。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1986年中秋节前的一天，习近平同志骑着自行车，带着两盒月饼到厦大学生宿舍芙蓉二找我，说是单位发的，一个人也吃不了，请同学们吃月饼，一起过节。同学们都远离父母家乡，看着有这么大一个领导自己带来月饼给我们过节，都非常开心，都说没想到堂堂一个副市长能像大哥哥一样亲切。

采访组：我们相信，与习近平同志的那段交往是您不可多得的经历。您讲的这些事情，您所了解的习近平同志当时的那些思想，对当代青年人特别是大学生有哪些指导意义呢？

张宏樑：接受你们的采访，回忆起很多30多年前的珍贵往事，对我自己的灵魂也是一次洗礼。因为这些亲身经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我今天理解得就更深入一些。

我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划时代的伟大思想，主要由四重维度组成：从时间上讲，习近平同志几十年来艰苦实践，一以贯之；从广度上讲，他亲身经历了中国大多数阶层和行业，不屈不挠，上下求索；从高度上讲，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作出新贡献；从传承上讲，他传承红色基因，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培养指导和中外历史先进文化的熏陶。伟大思想从四个维度与中国实际情况牢固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包容力、指引力和传承力。

习近平同志一直以来非常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今天我回想起30多年前和习近平同志的交往经历，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场难得的心灵洗礼，是一次珍贵的党性教育。他的谆谆教诲和嘱托就像春雨沁人心脾，像清泉洗涤人性，像春风唤醒绿叶，像闪电激荡尘埃，对当代大学生肯定会有重大指导意义。我坚信，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一代中国青年，一定能够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变为现实，一定能够成为合格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转载自2019年8月12日《学习时报》）

那年冬天的一天，分管文教宣传工作的近平同志来到深田路46号厦门日报社，问遇到的人：“陈慧瑛同志在哪里？”见到我以后，我们简单聊了一会儿，发现他非常和蔼可亲，言谈儒雅，很热爱文学，对古今中外的文学著作非常熟悉，令我十分敬佩！由此，开启了我们之后几十年的“布衣之交”。近平同志业余时间就邀请记者、作家、文学青年在一起，谈文学、谈艺术。他博闻强记、学识渊博，和大家亲密无间，我们也从不把他当官员看待。

采访对象：

陈慧瑛，女，1946年生于新加坡，归侨，散文作家、诗人、教授。1967年厦门大学毕业后到太行山插队劳动6年，1978年至1988年任厦门日报社文艺副刊主任编辑、记者，1988年至2007年任厦门市人大常委、侨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委员会主任，1992年至2002年任福建省人大代表。

采访组：陈主任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厦门任副市长期间，您是厦门日报社文艺副刊主任编辑、记者。您和他是怎样认识的？请您谈谈你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

陈慧瑛：近平同志是1985年6月从河北省正定县来厦门任副市长的。对这位年轻的副市长，我有着真诚的崇敬和刻骨铭心的记忆。

1985年，我已经在厦门日报社工作了8年。因为当时特区刚刚兴起，我在副刊当文艺编辑，一边做编辑工作，一边主动采写新闻当记者，几乎每周都有一篇比较大的文章刊登在《厦门日报》上，当时很多人喜欢读我的文章。那年冬天的一天，分管文教宣传工作的近平同志来到深田路46号厦门日报社，问遇到的人：“陈慧瑛同志在哪里？”人家告诉他我在5楼，他就噔噔噔地上楼来。见到我以后，人家给他介绍：“这就是陈慧瑛。”他听了，很高兴地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满面笑容地说：“你就是老陈啊！你的报告文学、散文还有散文诗都写得很好，我很喜欢，你为宣传特区的人和事做了很多工作。”

近平同志来到厦门的时候是32岁，当时的我还不到40岁。见到一位素昧平生的年轻人这样鼓励我，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本以为他是来投稿的，报社的同仁告诉我，这就是习副市长。他穿着白衬衫和外套，很帅气、很年轻，个子很高。我们简单聊了一会儿，发现他非常和蔼可亲，言谈儒雅，很热爱文学，对古今中外的文学著作非常熟悉，令我十分敬佩！由此，开启了我们之后几十年的“布衣之交”。

直到现在，我和近平同志一直保持着联系，包括和彭丽媛同志——当时我叫她小彭，现在叫她彭主席，因为她是全国文联的副主席，我的本职工作是市人大侨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委员会主任，也是厦门市连任五届的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近平同志在福建将近18年的从政岁月里，由于工作、生活上接触的方方面面，我对他既具有雄才大略又特别珍重情义的特质，有着极为深刻的记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喜欢读书，也爱好文学。他和您有过文学方面的交流吗？

陈慧瑛：近平同志业余时间邀请记者、作家、文学青年在一起，谈文学、谈艺术。他博闻强记、学识渊博，和大家亲密无间，我们也从不把他当官员看待。他自己也写诗、随笔和小说。你们可能想象不到，他竟然写过电影剧本。

1986年初春的一天，时任北京《中国工人》杂志社主编的郭晨同志是位作家，也是我的朋友，从北京到厦门来，除了向我约稿，还请我带他去见近平同志，他们原来就曾相识。

厦门日报社在厦门深田路，近平同志住在图强路，离得很近，拐个弯就到了。到了他家，我们交谈甚欢，谈文学、谈艺术，谈北京、谈厦门，可谓无所不谈。后来了解到在北京工作时，近平同志和郭晨一起创作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名叫《基督医生》，分6期连载在1986年5月至6月的《厦门特区文学报》上。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当时关心文艺工作者的故事？

陈慧瑛：近平同志对文艺工作者确实非常关心。我就讲两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小故事，一个是要车，一个是要房。

1986年冬天，厦门市文联主席对我说：“我们文联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几十年了一辆公车也没有，年纪大的艺术家们每次开会、参加活动都很不方便，特别是遇上刮风下雨就更麻烦了。你和习副市长熟悉，能不能请你将情况报告给他，让他给文联批一部工作用车。”我当时兼任市文联副主席，觉得这也是分内之责，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近平同志请示。没想到他一听，马上露出非常关切的表情，问我：“真的几十年都没有一部公车吗？”我回答，确实没有。他说，那就请文联写个报告来吧。后来，他真的把文联的报告批给市财政局。两周之后，市文联就领到了第一部公车——12座的丰田面包车。

过了不久，市文联又希望通过我向近平同志给文联申请几套福利房。本以为刚刚要了车，又去要房，他会拒绝。可没想到，近平同志很认真地向我了解市文联现在各级干部住房情况和具体困难，然后就在市文联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大概一个月，市里就为文联划拨了3套职工用房，一套给了文联的老主席，一套给了资深的老编辑黄登辉同志，还剩下一套分给一名新来的职工。

采访组：您说您和习近平同志是布衣之交，您能说说你们之间的一些交往细节吗？

陈慧瑛：最能体现我与近平同志布衣之交的，就是我两次为他送行的事情。

第一次是1988年，他调离厦门前往宁德工作的时候。

有一天，我到漳州市龙海县采访，大概晚上6点，当地同志告诉我，县委办有我厦门来的长途电话。我一听，以为家里有事，急忙赶到县委办公室，拿起电话，问：“您是谁啊？”电话那头传来近平同志的声音：“是我，我打电话来向你告别。”我先问他怎么知道我在龙海，他说他打电话到我家，我爱人老吴告诉他我到龙海来采访了。他跟我讲：“组织上要调我到宁德去，明天就走。”

我一听马上就说：“那我赶回去为你送行！”但近平同志说：“龙海开船要有潮水，明天要下午涨潮时才能开船，我明天上午就离开了。陈大姐，以后你到宁德来看我吧。”为了能赶回厦门送行，我决定连夜乘车，取道漳州回去。第二天一早6点多，我赶到图强路近平同志宿舍。他一看到我，快步走过来，两手与我紧紧相握，又惊又喜。正式分别时，近平同志一再嘱咐说：“大姐，到宁德来看我！”那一刻他很淡定，很平和，我在他的目光里面看出了他对厦门这片土地的眷恋。

第二次送别是在他从福建省长任上调往浙江时。2002年10月10日上午10点多，我正在市人大办公室上班，忽然接到近平同志秘书打来的电话，说：“省长交代我告诉你，明天中午一点钟，他就乘飞机去杭州上任了，今后你去浙江，一定要去看他。”我就问他，习省长去了浙江还是当省长吗？秘书告诉我，任代省长。

我听了之后，真的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毕竟浙江与福建相比是江南大省，这是荣调，我真诚地为他高兴；但是如此爱民、如此优秀、如同亲人一般的近平同志要离开福建了，我心中的留恋和难过，也实在言语难表。当时厦门还有一位同志听说了近平同志要去浙江的消息，与我约定一起去送行。第二天清晨，我们从厦门赶到福州，在省委大院见到了近平同志。他握着我的手说：“大姐，你来了我很高兴。”随即交代秘书去沏茶。他又说：“大姐，我要到杭州去了，不知道你有什么指导意见？”我说：“不敢不敢。我们冒昧从厦门赶来，您临行前又百务交集，我们看你一眼就走。”他连说不着急，又请我们喝茶。随后，他让秘书给我们照了合影。

采访组：请您谈谈您与彭丽媛同志是怎样结下深厚文缘和友谊的？

陈慧瑛：我与彭丽媛的文缘和友谊，起于近平同志帮我请彭丽媛来厦门演出。

1988年10月，厦门市人民广播电台和厦门悦华酒店决定联办“我爱厦门”文艺晚会，在准备邀请的中国歌坛精英的群芳谱上，第一位就是彭丽媛同志。可是电台台长、副台长两次到北京去邀请，要么是彭丽媛正忙，要么就是失之交臂，非常遗憾。

他们知道我和近平同志熟悉，就上我家来说：“慧瑛同志，请你给习书记打个电话，让他帮我们请彭丽媛同志到厦门来演出吧。”虽然有些畏难情绪，但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家用座机给近平同志打了电话。

近平同志接起电话，听我讲了事情的原委之后说：“你电话打得真巧，小彭昨晚刚从北京回来探亲。我一定让小彭去。”然后他举着电话，对身边的小彭讲：“大姐来电话了，请你到厦门去演出，我替你答应了。”随后又让小彭来跟我讲电话。我和小彭通电话的时候说：“厦门人民特别欢迎你呢！明天就派车子去接你过来。”彭丽媛连说：“不要不要，千万不要，我就坐大巴去。”我说那怎么行，从宁德到厦门要八九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呢。但她还是坚持，说：“大姐，别劳民伤财了，我就搭长途汽车去！”

果然，第二天下午大概五点多钟的时候，小彭就坐着大巴风尘仆仆来到厦门，我和我爱人老吴还有电台台长一起去长途汽车站接她。我们一再问她累不累，她笑呵呵地连连摆手，说：“蛮好的，不累！不累！”这位风靡九州，饮誉欧、亚、美几十个国家的著名歌唱艺术家，留给我们厦门人的印象是亲切、朴实的，一点没有名人的傲气和架子，所以，我们和她的心一下子就贴近了。

（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

晚会上，彭丽媛唱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苏三起解》《掌声响起》，她每唱一支歌都是掌声不断，一再谢幕都下不来，只好一支歌一支歌接着唱。厦门的百姓不论男女老幼，全都沉浸在艺术海洋里，深深感受到她的歌声里充满温情，充满爱意。那一天，掌声雷动、万众欢腾的场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那次演出临别时，彭丽媛对我说：“我爱厦门，厦门是我的第二故乡，这儿曾经留给我许多美好的回忆和难以忘怀的往事，将来我一定争取机会，再来向厦门人民献歌。”她评价说厦门的观众是一流的，她走过很多地方，很少看到一个城市具有这样广泛的富有艺术气质的观众。

采访组：我们知道，您后来还为彭丽媛同志写作了《亭亭玉荷溢芳馨》一文，请您讲讲这篇文章的由来吧。

陈慧瑛：说起《亭亭玉荷溢芳馨》这篇文章的由来，我先要说说近平同志和彭丽媛那段感人至深的婚恋。现在所有谈他们俩婚恋的文章，大都是从我30年前撰写的这篇文章脱胎而出。

1988年10月那次与彭丽媛相会后，我们就成了朋友。在台下，彭丽媛是一位天真烂漫的大学生——那时候，她还在读研究生，谈吐风雅谦和，举止彬彬有礼，一点没有所谓的“歌坛天后”“耀眼明星”那种气势，留给我的印象非常美好。

当天晚会过后，我们在餐馆吃饭。我说：“为了艺术，你不断劳累奔波，回一趟家也不容易呀！”她对我说：“是啊，所以近平挺苦的。我不在身边，他的工作挺忙，一个地委书记，牵挂着千家万户，哪里顾得上照顾自己？所以，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到他那儿去，给他做几顿可口的饭菜，调剂一下生活。”我很惊讶，说：“你会做饭？”小彭说：“会呀，不仅会做，而且还每天变着花样，有时也和近平一起磋商菜谱。”

在彭丽媛眼中，近平同志虽然是中央领导人的孩子，但他从不摆架子，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很有事业心，也很能吃苦。他的许多同学都出国赚钱去了，他也不是没有条件出去，但他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路，选择了当人民公仆的路。彭丽媛说，我不仅爱他，还可以说是崇拜他。有时候我想，我应该到他身边去，这样起码他的生活有人照料。但他不愿意我放弃音乐事业，他希望我在艺术的山峰上继续攀登。因此我们不得不常常像牛郎织女一样分处天涯海角。

听了小彭一席话，我的心被深深感动了。想不到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艺术家，既是一位目光远大、胸襟开阔的智慧女性，又是一位温婉体贴、贤惠能干的贤妻。小彭还告诉我：“去年我们在厦门结婚，新房就是那个旧宿舍，你去过的。”我马上回答说：“我知道，是图强路宿舍。”她说：“是呀，旧宿舍里的家具也全是旧的，我们没有再增添什么，一切简单朴素，一床旧棉被就结了婚。婚后第四天我回北京参加艺术节，然后访问加拿大、美国。我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读书、写论文、演出等，占据了我绝大部分时间，但我不论走到哪儿，心里总是牵挂着近平！”

小彭还说，有的女性从事舞台艺术，丈夫不愿意，可近平一点也不狭隘，特别理解和支持她的事业。近平的家人也很喜欢她，一再勉励她在艺术领域发愤图强、精益求精。

1989年春天，广东《家庭》杂志向我约稿。当年《家庭》杂志是全国十大期刊之首，发行量500万份。我就1988年与彭丽媛美好相逢的往事，写下了这篇《亭亭玉荷溢芳馨》，发表在这本杂志1989年第6期上，引起较大反响，被评为当年《家庭》最佳作品第一名。

文章发表后，我并没有告诉近平夫妇，当然更没有寄杂志给他们。1989年7月的一天，我意外地接到彭丽媛从福州打来的电话，她说：“大姐，我到福州来了，谢谢你给我们写了那么美好的文章，我们看了都非常感动！近平要我打电话谢谢大姐！”我听了以后，说：“我没寄杂志给你，你又那么忙，怎么能看到文章呢？”她说：“是我妈妈寄给我的。”后来我了解到，是齐妈妈寄给彭丽媛的。她接着说：“妈妈说，‘有一位作家给你俩写了篇文章，写的很好，特地寄给你们读一读’。”我听了她的话，说：“小彭，我写这篇文章，是要弘扬一位艺术家感人至深的人文精神，要赞美近平同志这种深得人心的领导风范。”

采访组：在您和习近平夫妇接触交往过程中，还有哪些令您难忘的回忆？

陈慧瑛：有很多，我讲几个小故事吧。

第一个故事叫“年年贺卡飞南北”。近平同志自1988年春离开厦门到现在，转眼30年了。每一年新年前夕，我都会给他寄贺卡，同样的，每年的元旦春节也都会收到他给我的贺卡。无论他在宁德当地委书记，在福州当市委书记，在福建省当省长，在浙江省当省长、省委书记，还是在北京当国家副主席，都是一如既往。有一年元旦，近平同志从浙江省政府寄来一张贺卡，春节又从浙江省委寄来一张贺卡。

特别是到了2013年元旦前夕，收到近平同志从中南海发出的贺卡信封和彭丽媛亲笔题写的新春贺卡，我的心情十分激动，难以言表！那时候，近平同志已经贵为一国至尊，日理万机，但仍然不忘故旧，那一种天高地厚的关怀，没有任何功利，只有人间的至诚，令我止不住流下热泪。

第二个故事是“齐妈妈的信”。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老前辈逝世了。一直以来，我听到了太多关于这位老人的故事和事迹，我从心底里崇敬这位正直无私、高风亮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听到这个噩耗，我感到深深痛惜，立即发去一份唁电和一副悼联。当然，这份惋惜痛悼之心也包含着我与习近平夫妇一份年深日久的友谊，但毕竟我的文字所能表达的也只是一点微薄的心意而已。

让我想不到的是，当年的6月5日，我收到齐心妈妈从福州转来的一封感谢信，信上是这样写的：

陈慧瑛同志：

习仲勋同志病重住院期间，得到了您的真诚关心。习仲勋不幸逝世后，您表示了沉痛的哀悼和亲切的慰问。这一切，使我和孩子们深受感动，在我们最悲痛之时，体会到了深厚的亲情和温暖。在此，我们特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祝您和全家健康、祥和、快乐！

齐心率子女敬上

2002年6月5日

第三个故事叫“文代会上泪滂沱”。2011年11月，第九届全国文代会、第八届全国作代会在京召开，也就是这一次，彭丽媛当选全国文联副主席。

我已经连续参加了6届全国作代会、文代会，前后30年。有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贵宾厅，我与夏菊花、冯骥才、杨丽萍等坐在一起，心想这回彭丽媛当选全国文联副主席，我们应该可以见到面吧。正想着，就看到彭丽媛穿着军装从贵宾室出来了。我赶快起身，想过去跟她握手，没想两位女兵一下子靠上来把我挡住。想不到这一切都被彭丽媛看在眼里，她直接上前两步，快步走过来，双手握着我的手，既亲切又热情地说：“我看到福建的代表名单上有大姐的名字，就想这回肯定能见到大姐啦！老习交代我问大姐好，问大姐全家好！”

我当时有点反应不过来，内心十分感动，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说：“托习书记的福，全家都好。请代我们全家问他好！”

这次见面，我和彭丽媛还在人民大会堂贵宾厅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采访组：您连续担任四届厦门市人大侨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委员会主任，一直致力于推进侨务工作。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在厦门任副市长和后来在省委工作时是如何关心侨务工作的？

陈慧瑛：从1987年到2007年这20年间，我连任5届厦门市人大代表、4届市人大常委，连续2届被选为福建省人大代表，另外我又在市人大连续4届担任侨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委员会主任，分管侨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工作。一方面，我本身是归侨；另一方面，跟近平同志较为熟悉，所以他当年在厦门、福州、福建省工作期间，对这些工作的高瞻远瞩、宏韬伟略和对侨港澳台同胞无微不至的关心关怀，福建人民记忆犹新，作为归侨和侨务工作者，我更是深深感动，受益匪浅。

福建是重要的侨乡，特别是厦门。有人说过：“没有华侨就没有厦门的历史，没有华侨就没有厦门的今天。”而且，厦门还是世界华侨领袖陈嘉庚的故乡。近平同志对这些情况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指出，作为地方一级党委、政府，不仅要重视、支持侨务工作，必要时领导还要亲自做有代表性的侨商、侨裔的工作。

他在福州任市委书记期间，建立了福州市三级侨情资料库，还建立了与海外200家大华侨、大客户的联系制度。他曾经专门创立“大侨务”观念——他在一篇题为《“大侨务”观念的确立》的署名文章中写道：“新时期的侨务工作要打破地域的界限，跳出侨务部门的范围，使之成为党和各级政府的大事，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参与的大事。”

他还在文章中提出了很多侨务工作的新思路，诸如要从老一代华侨工作转向新一代。现在新一代华侨的范围很广，除了老一代华侨的后裔，很多留学归来的人也都视同归侨来对待。要做好国内归侨的工作，由送上门转向主动上门去工作。如果没有“华侨对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的整体概念，是提不出“大侨务”的理念来的。

采访组：请您再回忆一下当时习近平同志对港澳工作和宗教外事工作的关心。

陈慧瑛：近平同志对港澳同胞、港澳前途的关怀，也是一以贯之的。20世纪90年代，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港澳经济遭受重创的时候，近平同志亲自到港澳地区去，广泛接触各界人士，指出：“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后来，他在全国两会期间与港澳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座谈时强调“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他高屋建瓴的指示和身体力行的关怀，在那种经济低迷、人人自危的氛围下，给了港澳同胞，特别是金融界、商企界很大的鼓舞，为增强抗击危机信心、为安定港澳社会起了定心丸的作用。

宗教工作方面，我记得2000年省人民代表大会期间，近平同志前来听取厦门团代表的讨论。那次我就宗教旅游提出六点建议。近平同志听后说：“我同意陈慧瑛代表的六点建议。我在当副书记的时候，也分管宗教工作，始终本着‘逢庙必进，入乡随俗’的宗旨……”他话音未落，全体代表掌声雷动。他那一份平民情怀，赢得了代表们的崇敬和信赖。

我认为，无论是近平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提出的外交政策，还是他在外交中展现的大国领袖风范和人格魅力，都是前无古人的。作为一个老外事工作者，我衷心敬佩他。从20世纪90年代起，近平同志就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总是能用真诚、贴心的语言，赢得其他国家的朋友、港澳台地区的同胞们和各国侨胞的心。他亲切、亲和、拉家常一般朴实无华接地气的语言，总是让你觉得他是你的朋友，无形之中就被他折服了。我想起有一次，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他到厦门调研，在湖里区金安社区，一位老人用红纸剪了一幅“福”字送给他，说“把福气送给主席”。他高兴地接过来并回答说：“也希望你们能够快乐、安康，大家一起过上幸福生活。”我们的近平同志是多么平易近人啊！

金杯银杯不如人民的口碑，厦门人民对近平同志都带着一种真诚的崇敬和热爱。历史将证明，习近平是一位伟人！而我作为他的一位平凡的布衣之交，今天看到他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伟大领袖，成了全国人民无比热爱的总书记，很难用语言来表述心中刻骨铭心的喜悦和敬爱！

（转载自2019年8月9日《学习时报》）

1986年，习书记第一次来，要军营村多种茶，多种果，保持水土不流失，并要求我们带领村民种植柿子林，修建管理房。1997年，习书记第二次来，看到我们满山遍野的茶园，看到茶农为茶叶的销售发愁，就支持兴建茶叶加工厂，指示我们要帮助老百姓解决这些问题，提高老百姓收入，又一次为军营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两次来到军营村，这里可以说是他精准扶贫思路的源头，他从正定就有了农村要加大扶贫力度的意识，后来到了军营村，然后又到宁德，这种意识在不断加深，一直到现在提出的多项扶贫政策，和他过去在各地实践时的思路都是一脉相承的。

采访对象：

高泉国，1953年8月生，福建厦门同安人，中共党员。1984年至1997年，任军营村村委会主任。高泉阳，1970年11月生，福建厦门同安人，中共党员。1997年至2008年，任军营村村委会主任。2009年至今，任军营村党支部书记。

采访组：高泉国主任您好！习近平同志第一次来到军营村的时候，您任军营村村委会主任。请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高泉国：习书记第一次来到军营村是1986年，他那时是厦门市副市长。那个时候的军营村是整个同安县最穷的一个高海拔村，有700多名村民，种植了400多亩茶园，村民主要收入来源就是种植茶叶，人均年收入只有280元左右。

那个时候军营村基础设施很差，没有通电，是用一个20千瓦的小发电机组自己发电。由于不能满足全村的用电需求，所以每户只能用一盏或者两盏25瓦的电灯，平均每户每天也只能用几个小时的电。

当时的道路条件也很差。从同安县城到军营村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开车要2个多小时才能到。村里道路条件就更差了，现在你们看到的环村公路，是1987年以后才修建的。习副市长第一次来的时候，村里只有一条1.6米宽的土路，车开不进来，就停在村口的小拱桥边，步行进来。我第一次见到习副市长，就是在村口这个拱桥边上。后来我们建了新的拱桥，但保留了当时的桥拱，你们现在去还能看到。

习副市长见到我后，第一句话就问：“你们这里最穷的有几户？”我回答：“有两三户。”接着他就挨家挨户地去拜访。看完贫困户，就来到我家。我是农民技术员出身，在当时算是村里条件比较不错的，家里也只有一张床，一个圆桌，两个凳子。他走到我家房门口，跟我开玩笑说：“高泉国，你这个房子不错啊，坐北朝南，冬暖夏凉，空气很好，前面还有一条溪，里面有几进院。”这个房子是1980年修建的，刚使用了六七年，还比较新，所以他说我这个房子好。其实当时修建这个房子的材料是从山上一块一块扛下来的石头，又把这些石头一块一块垒起来的，并没有花很多钱，只是很有闽南风格，与村里其他房屋比较起来，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在门口简单聊了两句，他就往我家里走。进门的时候，因为他个子很高，房间的门梁很矮，我怕他撞着头，就赶紧上前跟他说：“您要弯下腰去，不然容易撞脑袋。”他就把腰弯下来，走进了我家。

进屋后，我在屋里圆桌的一边泡茶，习副市长就坐在另一边。他问我家里有几口人，我回答他有6口人，4个孩子加我和我老婆。当时我老婆不在，4个孩子都在，围着他跑来跑去。他不断向我询问村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我向他汇报说，村里种植了一部分杂交水稻。他听了很感兴趣，问我杂交水稻一共种了多少、亩产有多少。我告诉他，除了100亩种地瓜（红薯），剩下的400多亩种的都是杂交水稻，亩产能到1000斤。他又问我杂交水稻是什么品种，我又给他详细汇报了一下。后来，他又问了一些生产生活上的问题，问我生产责任制实行以后，军营村在经济发展上有什么打算。我们就这样聊了大概1个多钟头。当时我觉得，这位市领导对农业农村情况很熟悉。

采访组：刚才您提到，军营村当时非常贫穷落后。习近平同志当时是怎么帮助你们摆脱贫困的？

高泉国：习副市长看到我们村贫困落后的状况后，要求村里多种茶、多种果，发展第三产业，早日脱贫致富。当时我们也不懂应该种什么果树，他建议我们种一些柿子，还联系县水土办提供了一批广西无籽柿树苗，并指示县农办解决了3万元扶贫资金。在习副市长亲自倡导下，村民们开始上山开垦、整理土地，种植了大概200亩广西无籽柿，并用那笔扶贫资金修建了管理房。后来我才知道，广西无籽柿是当时国内最好的柿子品种。现在这片柿子林还在，有些到了树龄，我们就再补种一些，一定要把这一片珍贵的柿子林保存下去。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当年到省里工作后，仍然对军营村发展念念不忘，请介绍一下他第二次到军营村走访的情形。

高泉阳：1997年，习副市长已经是福建省委副书记，同安也已经由县改区。我担任军营村村委会主任，习书记来访时，我负责向他介绍村里的情况。

我记得，习书记来那天刚下过雨，从同安城区到我们村的道路还是坑坑洼洼的，下过雨之后变得泥泞不堪，习书记乘坐的汽车陷到了泥里。刚好我们有些村民经过，习书记就下车，同村民们一起把车从泥坑中推了出来。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心里特别感动。

习书记个子很高，穿着一件浅灰色短袖衫，我都得抬着头跟他讲话。他下车简单交谈了几句，就急着要去村民家里走访。走访中，他仔细了解村民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和收入情况，关切地询问大家温饱有没有解决，合作医疗方不方便。

当时，我刚27岁，还没有结婚，是个毛头小伙子，也不懂得他是大领导，走访结束后，就大咧咧地邀请习书记到村部二楼坐一坐，喝喝茶。他很随和，就答应了。在上楼梯的时候，他边走边拍着我的肩膀说：“年轻人一定要好好干，带领村民们早日脱贫致富。”那时候我很瘦，他又几乎高我一头，每拍我一下，我都被他震得往后缩一下，现在回想起那个场景，觉得很温暖。

在村部二楼，我们把4张办公桌拼在一起当会议桌，又找来几把椅子，习书记就在那里跟我们几个村干部、党员，还有几个村民代表座谈起来。这4张办公桌还有他坐过的椅子，我们现在都还保留着。

座谈中，习书记主要了解村里农业、林业以及整个村里的基本情况。我汇报说，1986年他来的时候，军营村的茶叶种植面积在500亩左右，到了1997年已经有2800多亩，翻了5倍。他听了之后，觉得军营村发展很不错，非常高兴，还给我们提出两条要求：第一条，就是要绿化造林，保护生态，让我们多种茶、多种果，大力发展农业和林业。那个时候，大家对林业基本上都不太重视，只有几个林场保护得比较好，农村基本上都是荒山。现在看来，我们这里能够发展乡村旅游，游客愿意到我们军营村来，就是冲着这绿水青山来的，习书记当年的远见，给今天的军营村铺就了致富之路。第二条，就是鼓励年轻人一定要走出山门，走进厦门，去打工创业，不要单一地守在本地种茶。这是因为当时还不是种茶的季节，习书记在村里走访的时候发现很多年轻人闲在家里，他就提出要鼓励年轻人勇敢出去闯世界。

习书记还为我们精准扶贫提供了大力支持。当时虽然我们的茶叶种植面积上去了，但因为没有设备，没有先进的制茶工艺和技术，采下的茶叶都是生茶，过不了几天就会烂掉，价格也一直上不去。我们就跟他讲，村里想买点制茶的生产设备，建立一个茶叶加工厂，把茶叶的外观和质量做好。习书记听了觉得非常有必要，就交代市农办负责这个项目，拨了两笔扶贫资金，一笔40万元用于建加工厂，一笔20万元用于购买设备，后来又增加了10万元。习书记还叮嘱镇里面要做好山区的招商引资工作，多引进一些茶叶加工厂。后来就有一家企业来到军营村投资建厂。我们也用70万元建了自己的茶叶加工厂，购买了20台制茶的揉捻机，还有塑包机、整形机等。有了加工厂和这些设备，军营村的茶叶外观好了、质量高了，价格也就随之提高了。邻村的茶叶如果卖5块一斤，我们就能卖到8块一斤。

1986年，习书记第一次来，要军营村多种茶，多种果，保持水土不流失，并要求我们带领村民种植柿子林，修建管理房。1997年，习书记第二次来，看到我们满山遍野的茶园，看到茶农为茶叶的销售发愁，就支持兴建茶叶加工厂，指示我们要帮助老百姓解决这些问题，提高老百姓收入，又一次为军营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两次来到军营村，这里可以说是他精准扶贫思路的源头，他从正定就有了农村要加大扶贫力度的意识，后来到了军营村，然后又到宁德，这种意识在不断加深，一直到现在提出的多项扶贫政策，和他过去在各地实践时的思路都是一脉相承的。

采访组：当时习近平同志有没有提起他第一次到军营村时的事情？

高泉阳：习书记第二次来军营村，依然不忘1986年见过的高泉国主任。他问我：“当年那个瘦瘦矮矮的高主任现在在做什么？能不能把他叫过来？”我就赶紧骑上摩托车去找高泉国主任。当时他正在给地瓜培土，一听说习书记要见他，高兴得手脚都没顾上洗，拎着锄头就坐上我的摩托车赶过来了。泉国主任非常激动，到了村部的院子，锄头一扔，马上就冲过去见习书记。习书记很高兴，离好远看到高泉国，就认出了他：“就是他，就是他！”时隔十几年，他还记得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真让人感动。

高泉国：我第二次见到习书记的场景，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当时我正在地里种地瓜，泉阳骑了个摩托车来找我，说习书记要见我，我就赶紧跟他过去。习书记见到我后就问：“泉国主任，这几年全村经济发展和村民生活情况怎么样？”我就向他汇报：“这10年里，我们多建了30多栋房子，您第一次来的时候，村外还没有建房，现在村外的房子已经建起来了。当时您拨扶贫资金建立的管理房，已经承包出去了，一年村里能收入8000块。”那时候，8000块是很大一笔钱。

习书记还问我个人和家里的情况。我说这几年挺好的，孩子有的已经毕业了，有的还在读书。他听了频频点头。我们还谈起当时他去我家里做客的经历，他还记得当时我让他弯下腰去，不然会碰着脑袋等情景，这些小的细节他都记得很清楚。可惜那一次他没带记者，我也没跟他合影，非常遗憾。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第二次来到军营村，还提出了哪些具体要求？

高泉阳：1997年，习书记第二次来到军营村，问起当年那片柿子林长得怎么样。我就实事求是地说，那片柿子林刚好到了合适的树龄，长势很好。没想到他兴致很高，说：“那咱们去看一下。”我们就陪同他乘车2公里多，来到那片柿子林。

刚开始，他看到山里种着茶、山坡上种着柿子，很高兴，可后来看着看着就有点不太高兴了。为什么呢？因为除了茶园和柿子林，其他的山头全都光秃秃的。站在柿子林边上，他说：“多种茶、种果，也别忘了森林绿化，要做到山下开发，山上‘戴帽’。”我们听了很受启发。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第二次走访军营村到现在又过了快20年了。这期间，军营村的发展怎么样？

高泉阳：总的来讲，习书记两次来到军营村，他的思路深深地影响着村里的干部和村民。在全村发展过程中，他一直引导着村民走对路子。以至于从整个莲花镇来看，我们村在经济、教育、医疗、环境保护、村庄建设上都是比较好的。

军营村的村民们一直没有忘记总书记的叮嘱，三十年如一日，多种茶、多种果，做好森林绿化。也正是因为他当年的一句话，我们开始大力造林，现在已经造林绿化9000多亩，把绿色资源变成乡村旅游的资源。没有当时的造林绿化，哪有现在的绿水青山？现在要还是像当时那样光秃秃的，谁还会来军营村？

当年习书记帮助我们兴建了茶叶加工厂，现在军营村的茶叶都由茶厂收购，80%出口外销。不过这几年茶叶价格不是很好，我们就利用习书记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资源，引导村民大力兴建民宿、农家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军营村从原来最贫穷的山区村，到现在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典型村。现在军营村的财政收入，在莲花镇十几个行政村中名列前茅，人均收入达到了16000多元，是莲花镇最高的。

高泉国：受到习书记当时让年轻人走出去的号召影响，我的三个儿子现在都走出了军营村，老大还做起了茶叶生意，全家每年收入能有20来万元，生活过得还是很不错的。

高泉阳：习书记当年来军营村的时候，村里卫生条件还不是很好，村民们养猪、养鸡都是放养，厕所都是用土坯搭建起来的旱厕，我们当地开玩笑叫它们“露天碉堡”，一到夏天就臭气熏天，苍蝇蚊虫满天飞。2008年，军营村开启了老区山区建设，我们按照习书记当年对军营村的定位和要求，对全村做了整体规划。动员村民动手填埋旱厕，并修建了10个公厕，还铺设了户户通公路，让小车能直接开到家门口。经过这一番规划和整治，现在我们每年在省里、市里的环境评比中都是第一名。军营村一年一个样，一年比一年好。你们看，现在整个村庄干干净净，路灯也亮了，通信设备一应俱全，广电网络也都进来了。我们特别希望习书记能再来一次军营村，看一看他给军营村带来的巨大变化。

高泉国：现在很多游客来这里旅游，其实与习书记来过两次有很大关系。大家也是想走一走当年习书记走过的地方。还有很多人来找我，想听我讲一讲习书记当年来这里的故事。我就带着他们在村里走一走，给他们介绍厦门，介绍当年习书记来我们村走访的那些往事。

现在很多游客来都会问我：总书记还会不会来？我说，我相信总书记一定会再回来的，这里有他走过的路、走过的桥，有他关心关注过的村民老乡。我们也一定会怀着这份期待，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转载自2019年8月5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