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

1985年6月，近平同志到厦门来工作，担任副市长，很想了解厦门的历史和民俗民情，想借几本相关的书籍，便通过人找到了我。作为地方史志工作者，听说新来的市领导首先就借阅地方史志，我非常高兴。我把我的那本《厦门地方史讲稿》，加上那本道光年间的《厦门志》转借给他。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同志约我到他住的地方聊一聊，跟他讲讲厦门的历史，我俩就在他的卧室边抽烟边喝茶，一打开话匣子就聊得相当投机，非常谈得来。握手告别时，他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赶紧说：“过奖了，不敢当。”按说我们是上下级关系，他本可以不跟我说这样的话。但听得出来，他这话是言之由衷的。他这么说，让我非常感动。

采访对象：

洪卜仁，1928年6月生，福建厦门人，民盟成员。新中国成立前任报刊记者、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小学校长、中学历史老师。1983年至1992年任厦门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编审，兼任厦门市社科联副主席、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后任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厦门市政协特邀研究员、厦门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高级顾问。2019年5月20日因病去世。

采访组：洪老师您好，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1985年习近平同志到厦门工作时，您任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当时你们是如何认识的？

洪卜仁：1983年，为了让工青妇（工会、共青团、妇联）的干部了解厦门历史，市委宣传部开办了“厦门地方史讲习班”。我1983年6月接任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应邀为讲习班讲课。讲完后，市总工会根据录音整理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厦门地方史讲稿》，大约10万字，由我审定后内部发行。

1985年6月，近平同志到厦门来工作，担任副市长，很想了解厦门的历史和民俗民情，想借几本相关的书籍，便通过人找到了我。作为地方史志工作者，听说新来的市领导首先就借阅地方史志，我非常高兴。当时的情况是，只有旧志，就是道光年间编纂的《厦门志》，之后民国年间编纂有一个《厦门市志》尚未出版，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这一本也没有整理出版。近平同志希望看时代近一些的、稍微简单一点儿的地方志。我就把我的那本《厦门地方史讲稿》，加上那本道光年间的《厦门志》，转借给他。

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同志约我到他住的地方聊一聊，跟他讲讲厦门的历史，并和我约了时间和地点。那天晚饭后，我就骑车去找近平同志了。当时他还没有结婚，单身一人住在图强路市委宿舍三楼，我就在那里第一次见到近平同志。我俩就在他的卧室边抽烟边喝茶，一打开话匣子就聊得相当投机，非常谈得来。

我们不知不觉聊到晚上11点多钟。近平同志送我出来，握手告别时，他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赶紧说：“过奖了，不敢当。”按说我们是上下级关系，他本可以不跟我说这样的话。但听得出来，他这话是言之由衷的。他这么说，让我非常感动。

采访组：这次聊天，他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洪卜仁：这次谈话，让我觉得近平同志和我当年接触过的有些领导相比，确实有点不一样，感觉他很不平凡。首先，我感觉和他之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鸿沟。他是副市长，我是市政府工作部门一个副主任，差得老远的，但我感觉他没有把我放到下属的位置上，而是虚心与我探讨历史问题。再就是感觉我们之间没有代沟。1985年，我已经将近60岁了，他那年才32岁。虽然我们的谈吐和表达有时候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谈话是非常融洽的。我们聊天的时候，有什么讲什么。从聊天中能够感到，他非常想了解厦门的情况。像他这样对地方志、对历史重视的领导真是不多见的。还有就是感觉他非常平易近人，谦和礼貌。他称呼我“洪老师”，这让我感到非常亲切。

采访组：洪老师，能否讲讲你们在聊天中主要交流了哪些内容？

洪卜仁：好的。因为我们聊天不是在近平同志的办公室，而是晚上在他家里，氛围比较轻松，所以聊得也就比较自然。我们交流厦门的地方史，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从唐代开发厦门的“南陈北薛”，一直到厦门经济特区的创建和发展，聊的范围很广。他不时插话。在我们见面聊天之前，他已经看过我写的那本《厦门地方史讲稿》，所以我介绍情况过程中，他经常会向我提问。

比如讲到“南陈北薛”时，我说根据《厦门志》和好多地方史书文献记载，对唐代迁居厦门的汉族人历来都有“南陈北薛”的说法，指的就是洪济山下的南面和北面，有姓陈和姓薛的聚族而居。我说到陈姓是从长安来的，他就说：“哦，还是从我们陕西来的。”

我讲到，厦门历史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与华侨关系密切、和台湾关系特殊。他听了很有兴趣，可能他过去对华侨、对台湾这些方面接触得比较少，所以一说起这些，他好像兴趣就更强烈了。我跟他讲，厦门是华侨进出祖国的主要港口，也是福建侨汇的集中地，闽南地区的华侨出国、回国都要经过厦门，厦门近代化城市建设，大部分也是华侨投资建成的。我还跟他讲，清政府在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收复台湾后，台湾和厦门是同一个行政单位，叫做台厦兵备道，既管台湾也管厦门。从那时候到雍正年间，有43年台湾和厦门都是同属一个行政区划。另外，清政府收复台湾后，还规定了一条：所有大陆与台湾的交往，不论官方或民间，都只能通过厦门对台湾的鹿耳门渡口这个唯一通道来进行，这就是厦门与鹿耳门的单口对渡。从康熙到雍正再到乾隆，这种关系维持了整整100年时间。

当时由于时间所限，我讲得不是太充分，所以他会经常提问，打破砂锅问到底。讲到最后，他还问到了厦门的市场情况等。

我后来跟别人讲，这个新领导很不简单，他对厦门的历史这么重视，说明他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人，也一定会很关注厦门的发展。后来果然是这样，他的确很想干一番事业。那次聊天后没过多久，我听说他在主持农村工作会议的时候，还谈起古代厦门“南陈北薛”的典故。近平同志刚来厦门工作，就对厦门的历史如此清楚，这让与会的同志感到很惊讶，也很佩服。

采访组：洪老师，您作为方志办的副主任，还和他有哪些接触？

洪卜仁：我1983年到1992年间，一直在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我去他家的次数也不多，就是开会碰到了说说话。我印象中，要地方志办公室提供材料的领导同志一共有三位，第一位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然后就是近平同志，后来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所以当近平同志提出要了解地方志的时候，我受宠若惊，非常高兴地接待他。

我的主要工作是从事研究，所以我从来没有主动找过任何一位领导。包括我自己写的书，也从来没有主动去送给领导。我感到近平同志对方方面面的情况都想了解，即使有些不是他分管的工作也同样希望多了解，感觉他是个有事业心、有责任感、敢担当的领导干部。

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我作为方志办副主任，主要在两件事情上和他还有较多接触。一件是编写《厦门经济特区》一书，这是第一本公开对外介绍厦门经济特区的专著，厦门与新华出版社合作，近平同志是副主编，我是执行编辑。因为编书的缘故，我们接触的时间比较长。

另一件事，就是后来近平同志主持“厦门市200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编写《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项工作是他主抓的，最后真的做出来了。我感觉当时在全国，能进行这样的战略研究的地方似乎不多。方志办也参加了这个研究项目，与统计局合作承担了其中一个课题，其中有关厦门市经济社会演变这一部分内容由我执笔。正是因为编这本书的缘故，我与近平同志有一些交流的机会。当时拍了照片，但我现在找不到了。我属于“不叫不去，有叫必去”的那种人，我知道他很忙，所以没有特意主动去找他交流。他当时除和省里同志交流，也邀请了省外专家听取意见。在组稿写稿过程中，他讲过几次话，主要讲写作的侧重点。

我和近平同志还有一些接触，就是我作为社科联副主席，邀请海外学者交流，他偶尔也参加。有一次，当时新加坡驻日本和韩国的特命全权大使黄望青来厦门，我以社科联名义请他。黄望青是研究经济的，祖籍鼓浪屿。当时我请黄望青讲课的地方在位于中山公园的厦门市影剧院里面的一个房间，那次近平同志也来了。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后来还有联系吗？

洪卜仁：后来我们就没有再怎么联系了。在他离开厦门好多年后，他在省里当省长，有一次在鼓浪屿音乐厅听钢琴演奏，演奏结束，音乐厅灯光亮起来，我看到他，他也看到了我。他当时坐第五排，我好像是坐第二或者第三排，我记得陪同近平同志一道的还有当时的厦门市长朱亚衍、市委常委黄杰成。散场以后，我们互相点点头，没想到他还记得我，喊我一声“洪老师”，这让我难以忘怀。

（转载自2019年8月2日《学习时报》）

我很庆幸自己在32年前，有机会成为他到福建后第一个见到他的人。之后这些年与他的接触和交往，又让我深深感受到他那种朴实平和的品质，感受到他心思细腻、体恤周全的性格。他为人很有亲和力，对老干部、老同志非常关心，为人处世和谈吐都非常有分寸。对普通群众、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非常关心，像我这样一个很普通的工作人员，他都那么关怀鼓励，让我感触很多，而且深深影响着我日后的为人处世、工作态度、工作追求。

采访对象：

苏永卯，1941年8月生，福建厦门同安人。1973年12月任福建省委组织部干事、秘书。1986年1月任厦门福达感光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党办主任。1993年2月任中国福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厦门公司常务副董事长。1994年4月任厦门市委办公厅巡视员、厦门市接待办党组书记、副主任，厦门宾馆总经理、机关党委书记。

采访组：苏总经理您好！您是习近平同志到福建后见到的第一位同事，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苏永卯：来厦门工作之前，我一直在福建省委组织部工作。1985年6月2日一上班，省委组织部部长就打电话把我叫过去说：“中组部选派习近平同志到福建来工作，你今天上午去接待他。”我那时候并不知道他是谁，部长就跟我说他是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是习仲勋同志的儿子。习仲勋同志是我党的老一辈革命家，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遭受迫害，我很敬重他。简单几句话的交代，我就马上去落实具体事务。

距离飞机到达时间很近了，我抓紧时间到机场接机。当时，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我就拿了一张《福建日报》，把“福建”两个字露出来，站着等他。我们彼此好像都有一点默契，他出来时，我跟他招手，他也跟我招手。

他一米八多的瘦高个子，随身背了个小挎包，穿着很朴实，上身是白衬衫，下身是深色裤子。他自己一个人来，也没有别人陪，一点领导干部的架子都没有。当时还是在义序机场（在福州郊区，高盖山南侧），我们开着7人座的中巴车，回到了温泉宾馆。

大概中午12点，我对近平同志说：“中午伙食我都安排好了，等下宾馆的同志会来带您去。”他提出要我和他一起用餐。我们吃饭的时候，当时的省委书记项南同志的秘书来看他，给他打招呼说下午3点，项南书记和夫人要来看他。这是第一位来看他的领导，后来陆陆续续地又有其他领导来看他。

当时我们省里有规定，四菜一汤，里头有一道青菜、一道海鲜。我考虑到他是北方来的，就跟宾馆说要照顾他的口味，馒头、饺子、面条每餐都有一样。后来我问近平同志，这样吃行不行，他说这样吃很好。就这样，他在温泉宾馆住了一段时间，没有提出任何特殊要求，对我来说接待上很好安排。

以前我这人思想有点偏见，想着高干子弟会怎样怎样。但我一看见近平同志，就觉得这个人特别平易近人。他和我第一次见面就叫我“老苏”，后来还跟别人说：“我到福建，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老苏。”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到厦门上任以后，您和他在工作上有哪些交往？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苏永卯：近平同志后来到厦门上任是自己过去的。我们当时本来要派车送他，被他谢绝了，他说：“尽量不给你们找麻烦。”然后就搭了辽宁省驻厦门办事处的车，坐了8个多小时才到厦门。

我跟他接触了几十年，他做事基本上就是这个风格，能自己克服的困难一般不找别人，对身边工作人员都非常体贴关照，但是要求也很严。

厦门作为我国著名的沿海城市，一直名声在外，被称作“海上花园”。可是近平同志来了之后，却感觉和他想象之中的厦门不太一样：道路比较狭窄，比较脏乱，市政府对面还是牛场，百姓家里烧火用的还是蜂窝煤。所以他讲，这不是他想象中的“海上花园”。我想，可能从那一刻起，他萌生了要和大家一起努力改变厦门面貌的想法。

他工作总是充满激情，到厦门之后，几乎跑遍了整个厦门。他曾经两次去海拔最高（900米）的军营村（在原同安县莲花镇的西北部），对那里的人一直挂念不已。从我个人亲身经历来讲，有一件事印象深刻，就是他亲自帮助建立了同安县银城啤酒厂。

以前同安经济很落后，工业基础比较差，有十几家国有企业，产值总共还不到2000万元。但是当地水资源很好，他们想办一个啤酒厂，增加工业产值。本来市里不同意，因为当时市里已经有两三家啤酒厂了。同安县当时分管工业的副县长知道我跟近平同志熟悉，就让我带他去找近平同志。近平同志得知此事要跟宁夏联合，认为他们干劲很足，又是一个大跨度的联合，有实践意义，就主动先找宁夏方面的人了解情况，又亲自带人去同安实地考察、听汇报。经过一番沟通努力，这个啤酒厂于1987年兴建，1988年投产，年产2000吨，产值600万元，税收200万元。在当时，这对同安人民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他们打心眼里感谢近平同志。

2010年9月6日，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同志到厦门来，接见我的时候，我就向他报告说：“您当年帮助兴建银城啤酒厂的事，同安人民非常感谢您，写了个汇报材料，想让我给您看看，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他马上说：“怎么没有时间看！”过后我赶快请人把材料拿来，寄给了近平同志。

采访组：除了工作上的接触，您跟习近平同志在生活中还有什么接触吗？

苏永卯：工作和生活是分不开的。当然我们还会有一些工作之外的接触。近平同志曾经三次到我家里来，这是最让我感到骄傲和荣幸的。

第一次就是接到近平同志的当天晚上。吃了晚饭，我想带他去东街口闹市区走一走。走了一段时间，他就说：“老苏啊，我们坐下来喝点冷饮好不好？”当时也是我考虑不周，因为当时福州的天气比较闷热，从温泉宾馆到旗汛口（离东街口还有一小段路），走了半个小时左右，衣服都有点湿了，本来就应该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正好他又自己提出来，我就赶紧说好。到了冷饮店，我们一个人买了一杯冷饮，喝了一半，他突然问我：“老苏，你家住在哪里？”我说，我住在省委干部招待所里面的职工宿舍，又给他指了指具体方位。他听了就说：“走，到你家去看看。”

我当时心里很纠结，很矛盾。因为我岳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遭到迫害，我们全家都被下放了。在这期间，由于过度劳累和精神压力，我爱人身体非常不好，脚也肿了，腰也不好，还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虽然已经治疗了很久，但还是有幻听幻觉，有被迫害的妄想。这个情况我不好告诉近平同志，又担心他去的时候，我爱人的病会发作。所以一路上走着，近平同志说什么我都无心听、无心应，一直在想要是我爱人发病怎么办。

走到我家，我爱人开门，我就跟她介绍说这是北方来的习书记。进去后，我们就在厅里喝茶，他很关心地问了我一些问题，比如家里面积多大、孩子在哪儿念书等等。好在我爱人在房间里，情绪挺稳定，我也就放下心来了。

没过两天，我正式邀请近平同志去我家里吃个饭，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为了让他尝尝福建海产品，我做了鲳鱼、螃蟹两道菜。当我把鲳鱼整只夹到他碟子里，他说海鲜哪里有这么个吃法，一个人一次吃整条鱼，我说我们都是这么吃的。其实我是想让他多吃点。我们就这样一边吃着海鲜，一边喝着散装啤酒，一边聊天。没想到，就这两样在福建再平常不过的海鲜，近平同志一直记着。后来他跟洪永世同志（时任厦门市委书记）说：“我吃海鲜吃得最痛快的一次就是在老苏家。”

第三次就是我到厦门来工作后。1985年底或是1986年初，我正式搬到厦门，当时近平同志已经到厦门工作，任常务副市长。1987年7月的一个星期天，他打电话给我说：“老苏，你家住在哪里，我想到你家里去看看！”我说：“您不认得路啊，我去路口等您吧！”我家虽然离市政府不远，但还是有一段路的。他来了以后，我爱人精神还好，还给他包饺子吃。他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就跟我们有说有笑地吃饭聊天。

近平同志三次到我家的经历，一直感动着我们一家人，他亲切、随和的印象也一直铭刻在我们心里。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有没有跟您聊过他来福建之前的事情？

苏永卯：他给我说起过他在梁家河当知青的事情。他说：“我不到16岁就去梁家河插队，当时也没有带什么东西，除了日常用品以外就带了整箱的书，劳动休息的时候我就看书，晚上也看书。”我也曾下放过，但我那时候就没有心思看书，可见近平同志的意志力非常强。

他还说起当时在梁家河插队要“过五关”，就是：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其中过跳蚤关尤为难熬。我想到我下放的时候，虽然也不是很好，跟以前的生活有落差，听他一讲，我下放地的条件算是很好的，吃住都不错，劳动任务也不是特别重。当时他讲的这些话，对我是一种启发和教育。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后，您和他还有交往吗？

苏永卯：近平同志离开厦门赴宁德之前，我拿过去一些草绳、袋子，跟他一起整理东西。他生活很简朴，行李也很简单，只有一些衣服、一台小冰箱、一台小电视机，其他都是书和文字资料。

2002年10月，近平同志从福建调任浙江省主要领导。临行前，已经退休的我专门前往福州送行。此时，他刚来福建时的场景又浮现在眼前，恍如昨天。

后来我跟他之间也有断断续续的联系，他在宁德工作两年间，我去拜访过他三次。第一趟我是跟我们单位领导一起去的。后来两趟是我自己去的，他见到我非常高兴，跟我拉拉话。当时宁德是贫困地区，经济在全省排名最末，走的都是高低不平的沙土路，跟厦门相比差得太远了。我看过一些报道，知道他经常带队到最边远的山区调研考察，心想他这个地委书记当得真辛苦，真不容易。

他到福州工作以后，我又去过一趟。那次就是简单拜访，去坐一坐，看一看。后来也没有太多机会去看了。到了省委省政府工作以后，他到各个地区调研考察比较多，也经常会到厦门来，来了基本就住在厦门宾馆这边。

2004年8月，我到杭州去拜访他。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浙江省委书记，但还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接见我，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非常关心。

浙江的杭州、普陀山我都没去过，那次去本来想多待几天，稍微转一转，但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发现近平同志眼睛红红的，有血丝。我就问他的秘书：“书记的眼睛怎么了？”秘书说：“书记每天都忙到下半夜，眼睛哪能不红？”我一听，觉得不应该再麻烦他，很快就回厦门了。

近平同志这个人重感情，很念旧，很有人情味，越是基层的人，他越记得牢。后来他到北京工作，成为中央领导人，厦门的同志几次上北京拜访他，他都会问到我：“老苏现在退休以后生活怎么样？”我知道以后，感到很温馨，非常感念他对我的关怀。

2010年9月6日，省委办公厅通知我，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到厦门考察，要见见我一家，叫我到海悦山庄去。那次他是到厦门出席“9·8”投洽会，还要调研考察一些地方，事情多得很。尽管如此，那天晚上8点，他接见了我们一家人，我们很激动。

采访组：您跟习近平同志交往这些年，能不能给我们谈谈您对他的整体印象？

苏永卯：到你们采访的今天，可以说我跟近平同志认识整整32年了。我很庆幸自己在32年前，有机会成为他到福建后第一个见到他的人。之后这些年与他的接触和交往，又让我深深感受到他那种朴实平和的品质，感受到他心思细腻、体恤周全的性格。他为人很有亲和力，对老干部、老同志非常关心，为人处世和谈吐都非常有分寸。对普通群众、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非常关心，像我这样一个很普通的工作人员，他都那么关怀鼓励，让我感触很多，而且深深影响着我日后的为人处世、工作态度、工作追求。

他和人讲话都很客气，但都有一定的分量，不像有些领导，用很生硬的口气命令人，而是用很通俗的、像交谈一样的语气来做大家的工作，让人感觉是一种平等、平和的交流。他还经常会讲出一些新话，比如“大道不偏离，小节不丧失”“检身自省”等等，对我们很有启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几年，我们国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成果有目共睹，这些反映和评价在基层都能听到，可以说是有口皆碑。近平同志用他的人格魅力，影响了很多人。我们一些退休的老同志经常在一起聊天，都很挂念他的身体，有时候看到他很辛苦，都很心疼，但是党和国家需要他，没他不行。有他领航掌舵，是人民的福气。

我为我这辈子能够有机会与党的总书记像老朋友一样交往感到万分荣幸。我们是在不经意当中结下了友谊，我这辈子都很感念他，我衷心祝愿他保重身体，带领党和人民实现中国梦！

（转载自2019年7月29日《学习时报》）

近平同志曾亲口对我说：“我的价值观、人生观来源于我的家庭，来源于我在陕北艰苦地方上山下乡，来源于劳苦大众，所以我就选择走从政为民的道路，不会走别的道路。”所以他现在能非常坚定地说“不忘初心”，他不是激情之下说出这样的话，而是有着深厚家庭根源、社会实践根源的，这些使他能够坚定地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可以说，能够有近平同志这样一个领袖人物，是党之大幸、人民之大幸。

采访对象：

吕拱南，1939年3月生，福建厦门人，工程师。1980年12月起先后任厦门市计委科长、常务副主任；杏林台商投资区区委副书记、区长；市台办副主任、巡视员。厦门市委咨询委员会常设委员。

采访组：吕主任您好！习近平同志1985年来厦门任副市长的时候，您在市计划委员会工作，你们见面的时间比较早吧？

吕拱南：是的。近平同志刚来厦门当副市长，我们就见了面。当时，市计委的办公室在政府办公楼的二层，他在三层，他来二层走了一圈，跟大家一一见面握手，让人感到特别亲切。

近平同志任职厦门时，我是市计委的一名副主任。近平同志是副市长，跟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就是打个照面，不一定能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但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却是很深刻的。我清楚地记得，他那天穿着褪色的中山装，头发大概有半个月以上没理了，比较长。我形容他是“从农村出来的干部”。因为当时厦门这边的干部在着装上已经先走一步，不穿那种四个口袋、有盖子的中山装，而是穿没有盖子的三个口袋的中山西装了。

起初，近平同志分管农业、农村、同安县，以及经济协作办（主管国内省市到厦门来的企业的批准、管理，即“引进来”），这些都不在计委口。后来近平同志当常务副市长，我和他的接触也就逐渐多了起来。

采访组：在您后来和习近平同志的接触中，他又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吕拱南：随着接触的增多，我对近平同志的了解也逐步深入。在我看来，他为人忠厚朴实、淳朴坦然，不讲官话、说话实在，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考虑问题非常全面周到。

近平同志非常谦虚、低调、平和，对别人很尊重，如不管是什么职务的人，他都按厦门地方的习惯称呼，不会直呼其大名（连名带姓），使人感到亲切。每次到基层调研或者出差之前，他都会对我们这些同行人员做“安民告示”，明确意图、行动安排，要求我们自己做好准备，他很细致周到，甚至连住宿、交通都亲自安排或过问。

我想，近平同志这种优良品行，来自良好家风的继承与社会实践的磨砺。他出生在革命家庭，父母严格的管教使他与同时代成长的普通孩子别无两样。他跟我讲，他在北京胡同里长大，是地道的“胡同”孩子。吃苦、耐劳、奋发，从小就在他身上刻下深深烙印。父亲的勤奋、严厉、平易近人、工作上的认真、善待他人的美德，都一一被他继承下来。这些美德在他艰苦的陕北知青岁月中派上用场。

在陕北农村的七年时间里，近平同志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使他深深地了解群众所想、所盼、所求。广大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深深扎根于他的人生价值体系里。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但从未忘记基层农村的盼求，就再一次选择到艰苦的冀中大地为改变农村农民的面貌而奋斗。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指出，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出路，兴办经济特区是最前沿的开放形式，要大胆探索、敢闯敢试，杀出一条血路。面对国家战略机遇和人生锻炼的机会，他来到厦门经济特区工作，人生道路从此迈入更为重要的关键一步。

近平同志曾亲口对我说：“我的价值观、人生观来源于我的家庭，来源于我在陕北艰苦地方上山下乡，来源于劳苦大众，所以我就选择走从政为民的道路，不会走别的道路。”所以他现在能非常坚定地说“不忘初心”，他不是激情之下说出这样的话，而是有着深厚家庭根源、社会实践根源的，这些使他能够坚定地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可以说，能够有近平同志这样一个领袖人物，是党之大幸、人民之大幸。

采访组：请您回忆一下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主抓哪些方面的工作？

吕拱南：近平同志的工作方法很好，所以我们都愿意在他手下工作。他的思想境界也很开阔，给人以很大的启发。他刚来的时候，市里安排他协助王金水工作，后来他自告奋勇抓农业。

1987年，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以后，近平同志在主抓发展战略的同时，还主抓八大工程中的信息工程、筼筜港（筼筜湖的旧称）污水治理和特区道路工程及其他重大项目。我在他直接领导下，还联系厦门烟厂、同安矿泉水厂、同安银城啤酒厂等项目建设，每次都是近平同志亲自找我了解项目具体情况和进展，安排我去把一个个事情落到实处。他隔一段时间就会主动过问一次。近平同志是一个心很细的人，他不讲虚话，问的问题都很具体。我善于搜集与记录，背包里全是材料，要是忘了数字，就赶紧拿出来看，近平同志一问，我就能很快给他答案。这样一来，近平同志就比较多地找我了解情况、布置工作。

采访组：厦门国际银行是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习近平同志当年很关注这个银行的开办。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吕拱南：厦门国际银行是20世纪80年代经国家批准的首家中外合资银行，近平同志对这家银行确实关怀备至。他参加开业典礼并接见香港贵宾，还多次亲临指导工作。2010年来厦门时，仍然惦念着国际银行的近况。

经济特区兴办早期最急盼解决的就是引进境外资金与技术。近平同志在厦门最为重视的工作之一就是多渠道引资，以解决燃眉之急。他分管市计委工作后，特别重视金融业务与外国资金的吸纳，厦门国际银行的引进就是成果之一。

厦门国际银行是由香港的泛印银行、建发银行和内地的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合资方式成立的，可以非常方便引进香港资金到厦门特区，所以近平同志对厦门国际银行高度地重视、关心和支持。在各方面全力支持下，国家首先批准给该银行2000万人民币额度的贷款指标。厦门国际银行的成功经营范例，使香港的泛印银行、建发银行，厦门的大华银行相继经国家批准登陆厦门经济特区，厦门国际银行亦到厦门以外的地区设立分支机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在工作中有哪些特点？

吕拱南：近平同志看问题的角度往往和别人不一样，比如对待建立同安银城啤酒厂这件事。在20世纪80年代，同安县有两个“金娃娃”，一个是高岭土，是做飞机、导弹都要用的原辅材料；另一个就是矿泉水，打井进去，能喷很高，水质又好。同安什么工业都没有，所以对于高岭土，当时也就是做模具，价值太低；对于矿泉水资源，我开始没有想到是做啤酒的优质水源，只想到能做瓶装矿泉水，但价值也很低。近平同志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亲自来跟我讲，他跟银川方面达成了合作意向，告诉我银川方面会有啤酒花运过来，用他们的技术跟原材料，用我们的矿泉水资源和资金贷款，合作搞一个啤酒厂，还叫我帮他们解决资金贷款问题。他说：“我们搞特区建设，不要光为特区自己想，要注意内联外引，要想想其他的地区。”另外，他在抓主业工作的同时，又谆谆教导我们，切不可忘却，社会的稳定对经济特区非常重要，也要抓好，不要光搞外向型的经济工作。

近平同志虽然年轻，但涵养很好。有一次他带着我和另一名同志去集美区办事，等人等了半个多小时都无法安排到接见议程，他也没有不高兴，就说人家工作忙，下次再来。还有一次去北京某部委汇报国外贷款问题，本来都联系好了，结果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傲慢，说：“经济特区简化批准手续，要找就去找国务院，不要找我。我办不了。”说完就走了，把我们晾在一边。近平同志听完，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带着我们离开了。一直到单位门口他才说：“这个人真不会办事，如果解决不了问题，也要让人家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走。”

他从来不摆官架子，很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建议。筼筜港道路施工，因为筼筜港湖底下都是厚厚的烂泥巴，群众来信反映说设计施工紧迫没有处理，担心会沉降；另外，筼筜港的水排不出去，下大雨、涨潮时会淹没，退潮时会沉陷，问题都很多。近平同志当时就找我去，正好我学的是水电工程专业，我跟他讲了两条：第一，设计标准只有20年，如果要提高标准，那就要垫高，就要延期，八大工程就不能如期完成。他服从现实，说以后再垫高。第二，烂泥会不会沉陷的问题，跟道路载重、汽车载重有关，解决办法第一个是打桩，第二个是扩大承压面积，换沙，排水。他听完以后说：“就按你说的这个办。”

近平同志做事非常细致。有一次我陪他接待外商，他对外宾的住宿、谈判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到，甚至对安保都提出具体要求，让公安局派了部车去引导，做到有备无患。他在推动厦门经济特区工作时，交代说凡涉及国家资源、计划中的产供销问题、资金来源（特别是外汇）平衡问题，一定要勤跑省与中央部门，以求取得支持。例如，厦门经济信息中心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示范项目，为此他亲自几次到单位视察，对信息中心办公地点的选择、设置的科室、信息选择、设备的选择（型号与数量）、高端人才引进（共120人的编制）从不遗忘过问，特别交代他要定期听取汇报、进行检查，最后在明察细目后才核准数额上报。这是他细致的一面。

生活中，他酷爱读书，视野很宽阔，有很强的思维能力，常用以古比今的方法，深入浅出地谈论问题，强调重在实践与效果，绝不海阔天空。他也非常虚心向他人求教，在厦门工作期间，他多次对我谈及政协工作，极其重视来自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他常说，政协委员中人才济济，他们提出的意见建议一般都有理论根据和一定的事例佐证，我们必须虚心倾听、慎重接纳。

近平同志当时的秘书是厦大毕业的硕士生。他总是通过秘书联系厦门大学知名教授，向教授们借阅名著或登门请教。他经常读书读到很晚，如饥似渴地汲取精神文化营养，提升自己的业务知识与分析能力。他还和当时的一位副市长约定，只要彼此都有空，就利用中午吃饭的一个小时进行交流，一直持续了两年多。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走到哪里都关爱干部群众、关心职工生活。在厦门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吧？

吕拱南：近平同志关心关爱干部群众的例子俯拾皆是，体现在微小的行动细节中。比如1986年，他亲自审批兴建原厦门市计委经委宿舍，宿舍建成后，亲自来我家探望，使我终生难忘。我经常对周围的同志讲：“像习近平同志这样一位市级领导，是唯一一位到我这个普通家庭关心慰问拜访的市级领导，用现在语言表述就是‘我真值了’！”

他对那些肯钻研业务、好学上进、书写调研论文课题的同志，很乐意以文字加以肯定，题写序文，勉励他们继续登高望远。在他即将离任福建前往浙江工作时，还亲自写了一封勉励信寄给我，希望我在对台工作上继续书写好材料，把好意见寄给他。2002年，曾经与近平同志在厦门一个班子里任副书记的李秀记同志把自己工作时的文稿结集为一本书《从政二十春》，当时已到浙江工作的近平同志满腔热情地为他写了序言。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之后，您与他还有哪些交往？

吕拱南：近平同志去宁德工作期间，我没有到那里找过他。但他到福州工作后，我利用出差，倒是经常过去找他，因为那时候我到杏林区工作，后来又到台办工作，经常给他提供一些台湾方面的相关资料。他调到浙江去当省长的时候，还特别托秘书跟我说：“这一年我看了你给我的材料，充实了我对很多台湾问题的认识。如果你以后有材料，还可以给我。”

2010年，近平同志到厦门参加“9·8”投洽会，接见了福建代表13个人，其中就有我和郑金沐。他以回忆的形式肯定了大家对他任职福建期间的支持与重要事项，并要求大家继续努力工作。他亲切地叫我“拱南”，拉着我问了相关问题。直至今天，回想起那一段在他领导下工作的经历，回想起2010年他接见我们的情景，我心里仍然涌动着一股暖流。

（转载自2019年7月26日《学习时报》）

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我在他身边服务，有幸目睹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刻在我的脑子里，对我做人做事影响至深，也奠定了我以后的人生走向。近平同志做事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认真，从不敷衍塞责、马虎怠慢，更不空喊口号、说说而已。他做事之前一般都要做一些调研工作，提前想好能不能干，一旦决定了就一定要做好。这一点让我很受教育，也培养了我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

采访对象：

王太兴，1954年12月生，福建厦门人。1984年8月起到厦门市政府办公室工作，1988年3月任湖里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2002年9月任湖里区教育局局长，2007年4月任湖里区科技局局长。2015年退休。

采访组：王局长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您是他的秘书，请介绍一下您到他身边工作的过程。

王太兴：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1985年6月，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林义恭同志通知我，近平同志即将来厦门担任副市长，让我做他的秘书。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看《毛泽东选集》里有关西北战场的文章总提到习仲勋同志，而我知道习老是近平同志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好像书本上的人和事一下子走到自己身边，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刚刚到市政府办公室工作还不满一年，就能成为近平同志的秘书，确实没有想到。那个时候不能说心里没有忐忑，但还是很有信心地接受了组织上交给我的这项光荣任务。

我当秘书那一年，不到31岁，近平同志比我大一岁。他来厦门报到那一天，我见到他时，看他脸微微有点红。他告诉我：“今天我过生日，喝了一点酒。”我这才知道，那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一开始，他住在厦门宾馆，后来搬去了图强路。以后每年到他生日这一天，我们几个人就会买点菜，到他家里做点饭，聚一下，为他庆祝生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王太兴：我感觉他是一个很平民化的领导干部，没什么架子，很平易近人，也很贴近老百姓，是一个亲民的副市长。

工作中，他很注重深入群众开展调研。特别是他来厦门第一年，对这里的情况不是太熟悉，工作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了调研上。第二年工作逐渐上了轨道，接手分管更多的部门，任务也逐渐加重，去现场协调的次数多了起来，到基层调研的时间才相对少了一些。近平同志在厦门开展的调研活动非常广泛，工业、农业、乡镇企业、民政、部队、乡村他都去过。当年亚洲湾大酒店所在地还是一个坑道，是对台前线，我曾经陪近平同志去这个前线坑道开展过调研。

当时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他对道路也不熟悉，为了开展调研，他还专门购买了一辆厦门自行车厂生产的“武夷”牌自行车，由他骑车带着我，到社区街道或者工厂去调研。在调研过程中，他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一坐下来，就把烟递过去，沟通一下感情，然后才进入正题。别人泡的茶，他也不管卫生不卫生，该喝的就喝。厦门的夏天比较闷热，群众看他工作辛苦，给他切一个西瓜，他也不管周围苍蝇围着嗡嗡飞，接过来就吃。近平同志没一点儿架子，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从京城里出来的高干子弟。

近平同志语言很亲切，让人听着非常舒服，就像毛主席说的“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他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并根据说话对象调整自己的语言风格。场合需要的时候，他会引经据典。但平时跟群众以及跟我们工作人员在一起交流，他都是用贴近群众的朴素语言来交谈。

记得他刚来那一年，因为厦门岛内很多地方毁林采石，导致环境被破坏，开山后的石块大面积裸露，就好像一块块伤疤一样。当时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也是我们厦门的老书记陆自奋同志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着急，就在1985年底召集市人大、市政府的有关部门去现场调研，近平同志当时作为副市长也跟着一起去了。现场调研后，在1986年1月10日召开的厦门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近平同志讲了话，既讲了人大如何来监督环境保护，也讲了政府如何主动接受监督。他说，非常感谢与会同志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这些意见对政府改进各方面的工作，改进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都有很大帮助。过去主动提请市人大审议的事项几乎没有，这点以后确实应改正。今后凡是法定要提请市人大审议的，再也不能不送或者忘了送。有些还应该主动地、积极地和人大通气、协商，欢迎进一步监督，更加全面地监督。他的这些话都讲到了与会人员的心坎里，大家觉得他说得很中肯，听着心里很舒服。

他不仅在工作中平易近人，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在厦门工作期间，经常有同学好友来看望他。那个年代，厦门宾馆很少，只有厦门宾馆和鹭江宾馆这么两个，住宿比较紧张。近平同志经常让来厦门看望他的这些朋友住在自己家里。如果朋友想住宾馆，他都是自己来解决，从来不让公家买单。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在厦门担任副市长期间，是如何开展各项工作的。

王太兴：近平同志在厦门期间担任副市长，他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没有越过权限，同时又有自己的创见，在职责范围内尽力发挥自身的才智和作用。

那时候，厦门刚刚成为特区，大家都一心一意发展工业、发展经济，市政府领导暂时没有安排专人分管农业。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是农业发展最好的时期，近平同志当时就在市委常委会上主动请缨，提出他来分管农业。后来，他在厦门开展农业调研，推动了“三农”工作，得到广大农村干部的认可和支持。

当时近平同志经常和我讨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他从不人云亦云，对工作往往有独到的理解、独到的想法。有一次，我们聊到在中国当时经济形势下，工农业生产的“剪刀差”不断扩大的问题。近平同志认为，应该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增强城市的综合能力，抑制“剪刀差”的继续扩大。现在来看，我们做到了第三、第二产业反哺农业，已经实现了近平同志当年的设想，已很少再提“剪刀差”了。但在当时，他的这种想法很超前，所以让我很震撼，说明他不仅关心广大农民的疾苦，也很有战略思维，那时候就能够从国家层面考虑问题。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您与他在工作上、生活上都有很多接触，他的为人处世和工作方法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太兴：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我在他身边服务，有幸目睹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刻在我的脑子里，对我做人做事影响至深，也奠定了我以后的人生走向。

我是在近平同志关心下，于1987年12月12日入党的。受他的熏陶，我始终坚守对党的忠诚信仰，任何时候都没有发生动摇。

近平同志做事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认真，从不敷衍塞责、马虎怠慢，更不空喊口号、说说而已。他做事之前一般都要做一些调研工作，提前想好能不能干，一旦决定了就一定要做好。这一点让我很受教育，也培养了我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

记得1987年初，市里在厦门宾馆会议厅第一次召开领导干部述职大会。那阵子近平同志工作特别繁忙，第二天就要述职了，他还没来得及写述职报告。头天晚上，他忙完工作，已经晚上10点了，把我叫到他家，由他口授，我用纸笔快速记录，就这样整理出一篇7000多字的述职报告。记得当时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总犯困打盹儿，但他的精力却很充沛，将自己分管的计委、农委、体改委、协作办、民政局、市外办等各项工作，一条一条如数家珍地口授出来。写完以后，第二天他就拿着这份报告去述职，效果非常好。我想，如果不是平时工作扎实，有足够的积累，是很难做到对工作各个方面了如指掌的，也不可能用一个晚上就信手拈来，把那么多内容的述职报告整理出来。

近平同志总是坚持调研先行。1987年，市里开会讨论企业发行股票的事，他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说：“这个事情现在不应该急着做，更不能盲目做，要进行充分的调研，论证清楚之后再做。”他的建议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厦门企业1990年才开始发行第一只股票。事情一旦经过了充分的调研，他就大胆去干，从不畏首畏尾。从制定《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到为居委会干部提高工资待遇，都是在充分调研之后作出的正确决策。

近平同志严于律己，当时他工资都由我保管，从中开支，每个月除去买书、洗衣服、伙食费，还有看望老同志的费用，剩下的钱月底我再交给他。他自己从不铺张浪费，钱都用在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开销上。他从来不跑不送，每次外出开会，会议间隙的多数时间是待在房间里看书，从未借机拜访组织部或者相应主管局的领导，疏通关系。但在送礼这事上他也有例外，就是对待老干部。有一次，被称为军中“活地图”的雷英夫将军来到厦门，近平同志就叮嘱我买点厦门特产——香蕉，去宾馆看望这位老同志。

近平同志不仅自己不送礼，也从不收礼。别人知道他的脾气，也不敢给他送东西。有一次，他在梁家河插队时的队长带了几罐自己腌制的桃子到厦门来看望他，近平同志说：“你们来就好了，还带这些干什么，快拿回去。”

正是在近平同志影响下，我后来不论在什么岗位上工作，都一直自觉遵守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对钱财物从不动心，从不利用公款交朋友、拉关系、搞小圈子。当时还有人说何必这样，好像我这样做就不正常似的。正是受近平同志的影响，我才有勇气和底气坚持这样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后，您和他还有联系吗？

王太兴：1987年，我到新成立的湖里区担任办公室副主任。这个区刚成立，各方面工作都还没上轨道，近平同志希望我去啃这个“硬骨头”。后来，他离开宁德到福州工作期间，我去看望过他一次。那一次刚好赶上福州下暴雨，他在布置工作，我就在他办公室坐着等他。在那短短半个小时里，他先后给10个县委书记打了电话，叮嘱大家一定要去防汛一线察看汛情。后来他担任省委副书记时，我也去过两次。他很关心地问我工作上顺不顺利？有没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就是来看看你。”

随着近平同志后来工作越来越忙，我与他的联系也逐渐少了，但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后半生，对我的政治信仰、工作作风乃至为人处世都起到了导航作用。这些年，我一直秉承着近平同志的教导做事。现在，我虽然退休了，但今后仍然要按近平同志的要求做人做事。

（转载自2019年7月24日《学习时报》）

这个发展战略，解答了厦门特区怎么发展的问题，为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指明了方向，到现在还具有指导作用。其实，这个发展战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另一个是那21个课题，这些课题覆盖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规划，至今对厦门市制定五年规划还有借鉴作用。

采访对象：

郑金沐，1936年1月生，福建莆田人。1959年毕业于厦门大学，高级经济师。1969年6月到厦门市计委工作。1983年10月任市计委副主任兼市物价委副主任，1985年7月兼任市体改委委员，1986年8月兼任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主任。后任市体改委副主任、主任，市计委主任。

采访组：郑主任，习近平同志1985年6月到厦门任副市长，您是市计委副主任。你们是什么时间见的面？

郑金沐：近平同志来厦门当副市长以后，找市政府部委办领导了解情况，第一个找到的人就是我，我感到非常荣幸。当时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我知道他的父亲是习仲勋同志，从情感上非常尊重他。他的办公室在我楼上。我跑到楼上去，他们就跟我介绍说，这是习副市长。近平同志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个子很高，长得很帅，很平易近人，一点也没有架子。

那次叫我上去，他要我陪他去工厂调研。我记得他在工厂里也是很热情地和职工们打招呼、问情况，非常随和。

后来听陪同他去同安县五峰村（以前是苏区，闹革命的地方）的同志说，村支书请近平同志喝茶，当时山里老百姓用的茶具可没现在这么讲究，上面都积满了茶垢，黑不溜秋的，看起来有点脏。以前有领导下来调研，一坐下来，秘书就把保温杯端过来，喝的都是自己带来的茶水。没想到近平同志毫不犹豫非常自然地拿起杯就喝了起来。这个茶杯一端，他和村支书、和村民的距离也就一下子拉近了。我听了之后很感动。

后来我了解到大家对他的评价，跟我第一次接触他的感觉是一样的。我想，这可能跟他在陕北插队，一直跟农民同吃同住打交道有很大关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初到厦门工作，有没有跟您交流过他对厦门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初步印象和判断？

郑金沐：近平同志没有直接跟我讲过他对厦门的最初印象。他倒是公开讲过对厦门的印象，那是庆祝厦门特区成立25周年之际，厦门电视台记者去浙江采访他，他说，1985年中央组织部调他到厦门工作，他是从中央机关到河北，又从河北过来。他刚到厦门包括到福州，和预想的反差很大。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到过福建，总的感觉不像想象中认为的那样开放和先进，特别是从基础设施上看，从市容市貌上看，当时厦门确实是相对比较落后。有很多人到了厦门，感觉特区怎么是这个样子。所以，近平同志说：“在开始的过程中，工作之艰难是可以想象的。”

不仅是物质条件的落后，当时还有人说厦门是一个海岛，厦门人的一些思维方式被称为“岛民意识”“海岛意识”。因此，相比别的特区，厦门经济特区的创建工作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那就是观念上的更新。回首厦门经济特区25年走过的不平凡历程，近平同志对内涵丰富的厦门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厦门的人民群众是厦门建设的主体，多年来厦门的建设都离不开厦门人民的辛勤努力。厦门的同志创造了很多精神，最早是陈嘉庚精神，20世纪50年代有海堤精神，还有英雄三岛精神、鼓浪屿好八连精神、马塘精神，等等。这些凝聚成了一种艰苦奋斗、拼搏创新的厦门精神。曾几何时，改革开放这样一种东风，全方位的开放，厦门人树立了一种改革开放的厦门精神，这里边有自力更生，这里边有锐意创新，这里边有一种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内涵。厦门也从一个封闭的海防城市，建设成现代化的海上花园，为人所羡慕的一个美丽现代化城市。

采访组：1985年，习近平同志力促成立厦门经济信息中心，打造宏观经济的“千里眼”。请您谈谈整个建设过程。

郑金沐：近平同志对厦门经济信息中心建设非常重视。根据国家和省里对经济信息管理系统的规范和要求，厦门1984年就开始筹建这样一个信息中心，当时叫计算机站，1985年改为现在这个名称。

近平同志对厦门经济信息中心的筹建工作抓得非常紧，一环扣一环地推进。他认为，特区要发展市场经济，参加国际经济大循环，光有机场、码头、通信设施是不够的，还要打造宏观的“千里眼”，准确及时地掌握国内外经济信息。因此他非常重视市经济信息中心的建设，成立了厦门市经济信息管理领导小组，亲自担任组长，并把经济信息中心建设列为厦门市基础设施八大工程之一。

市里委托一家企业设计了总体方案，近平同志组织国内75名计算机和经济学方面的专家来厦门进行论证。要干事就要有人，我们这个信息中心是从计算机站发展起来的，开始只有十几个人。要搞这么大的系统，十几个人干不了。于是市里就批了120人的编制。编制解决了，还要解决办公场所，于是又拨款买了7层楼，一共5040平方米。

在近平同志力促之下，市经济信息中心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国家计委信息办非常满意，把厦门经济信息中心列为全国试点单位。到现在，信息中心运行已经30多年了，对推进厦门的信息化、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给厦门解决了“千里眼”的问题。

我认为，近平同志当时的考虑是非常超前而又非常周到的。在一般人看来，一个城市能建飞机场就可以了，哪里还能想到要建什么信息中心。别人看来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他却认为势在必行，还把它列为全市八大工程之一。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曾主持起草了“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的调研报告，您是重要的参与者。请您谈谈这件事情。

郑金沐：搞自由港这个设想，最初是省委书记项南同志提出来的。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厦门经济特区，同意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但当时我们这些人对自由港是什么、能发挥什么作用，只知道个大概，认识上很模糊。除了三大政策，即：人员进出自由、资金进出自由、货物进出自由，自由港还有哪些政策、哪些功能，大家都不清楚。这就好比送给你大餐，你都不知道怎么下口。

为了研究自由港政策和厦门今后发展问题，1986年8月，市委、市政府同意近平同志的建议，决定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由近平同志主抓，我担任办公室主任。他曾带着课题组部分人员到新加坡考察，回来就跟我们商量，“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方案到底怎么做、怎么写。他说：“我们要立足中国的实际、厦门的实际，不能全搬新加坡的模式，更不能搬用香港的模式，可以把它们作为重要参考。”他要求课题组的同志根据厦门的实际情况研究解决厦门自由港发展模式，争取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自由港的路子。根据近平同志的意见，我们经过深入研究，认为厦门发展自由港应该采取“三步走”加“双梯度”开放的模式。

什么是“三步走”？就是通过分阶段、分区域逐步扩大自由度。最初特区划定面积才2.5平方公里，后来扩大到全岛。岛内开放度也不太一样，原来那2.5平方公里的开放度高一点，老市区开放度就很低。根据厦门特区现状，划区分三步逐步推进，逐步增加自由港的因素，提高开放的梯度和开放的层次。第一步就是建立保税区。厦门保税区应该是全国最早提出来的。第二步就是以自由贸易区替代保税区。第三步就是有限度地全岛放开的自由港。

“双梯度”，就是在三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要保持“双梯度”发展。如果像刷油漆一样，先刷第一遍，等它干了再刷第二遍，一遍遍地来，这样会很慢，所以要搞“双梯度”推进。第一个阶段是保税区和特区双梯度，保税区开放力度大一点。第二个阶段是开放程度比较大但管理比较严格的自贸区和经济特区的双梯度。最后是自贸区和有限度的全岛放开的自由港的双梯度。

人员进出方面，特别是外国人的进出，近平同志的意见是近期可以采取落地签证的办法，远期可以借鉴香港的做法。后来我们也都这样做了。

商品进出方面，新加坡之前也是学香港一下子全部放开，那样它自己的工业一下子就会被打垮。但要是封死了，自由港就建不起来，于是它就先搞了保税区，一共建了8个。新加坡本国有600多个产品，它把这些产品排序，哪些是可以竞争赢外国的，那么这一类的外国产品就让它进来，其他产品就放到保税区去，逐步开放。这种做法，既实施了某些自由港的政策，又保护了本国的工业。我们真正在做的时候，资金、人员、商品三个方面的进出，都是用双梯度开放的办法。商品的双梯度开放其实是吸取了新加坡的教训。厦门还有很多老企业，一下子放开是承受不了的。在保税区，外国进口的产品可以实行比较高的开放，特区（非保税区）就逐步参照条件开放，到最后才实行整个厦门岛商品的自由进出。

关于资金自由进出，一开始邓小平同志提出，要考虑是不是发行特区货币。中央曾派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劭文同志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同志到香港、深圳考察研究，也到了厦门。他们调研后，感到现在发行特区货币没有条件，也不能采用香港的模式，即“内外兼容”的模式，而只能借鉴新加坡“离岸金融”的模式。“离岸金融”这个概念在全国也是从厦门率先提出来的。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市委、市政府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就是你们的成果吧？

郑金沐：是的，《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就是近平同志抓战略研究办公室的重要成果。而组织制定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是近平同志对厦门一个全局性的贡献。

我当时在市计委工作很多年了，一直都是搞“五年计划”、年度计划，从来没搞过什么发展战略，而且特区也很少有人关注发展战略。现在回忆起来，近平同志能提出“发展战略”这几个字就非常了不起。

为什么要搞发展战略？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邓小平同志1984年来厦门视察后，把厦门特区从2.5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130平方公里，而且说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需要组织一帮人来研究。第二个原因，是邓小平同志题字“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那么怎样落实小平同志的要求，把厦门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一点，这个也要深入研究。第三个原因，厦门特区最初是2.5平方公里，当时虽然也叫“特区”，但实际是个“出口加工区”，现在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厦门特区才由出口加工区转为综合性的经济特区。这样一个转变，就意味着要重新谋划。

基于这样三个原因，近平同志就建议市委、市政府组织一班人进行研究，成立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就是由此动议而来的。当时我是市计委副主任，兼任战略研究办公室主任。近平同志也不是一开始就叫我负责这个办公室，而是请一些同志来座谈，座谈完之后才跟我说：“老郑，你来抓这个事情。”

制定发展战略，我们都没有经验，他就带我们到北京向有关部门和专家请教。我们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就是于光远。到了于老家里，我们非常震惊，不仅客厅里是书，连楼梯上都是书。于老见了我们说：“近平，你又来了！”说明近平同志不是第一次来向于老请教问题了。拜访于老之后，我们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刘国光副院长和董辅礽所长请教，把我们在厦门搞发展战略的想法向两位经济学家作了汇报，他们都很支持。近平同志对刘国光副院长说：“能不能请您抽个时间到厦门来指导指导？”刘国光说：“我介绍老董的研究所跟你们合作。”于是后来董所长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就一直跟我们合作搞自由港研究。

拜访了这些名师大家之后，近平同志心里就有谱了，知道怎么来做这件事。他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的专家，还有厦门大学有关院系教研人员，还抽调了市有关部门的实际工作者，（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总共100来人开始做这个研究，围绕对台问题、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建设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这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了21个专题的研究。

这21个专题都是近平同志亲自审定的，其中有4个是在全国首次提出的。最后一个专题《厦门市城镇体系与生态环境问题》，是近平同志请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专章研究的，很有远见。现在他老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实在厦门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方面的深入思考了。那个时候我们只注重开发，把精力都放在城市建设上，哪里还会考虑什么生态环境问题，但他就考虑得这么长远。历时一年半，我们完成了21个专题的研究，制定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要说这个发展战略到底为厦门解决了哪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11个方面。

第一，解决了厦门特区发展模式问题，也就是厦门到底怎么发展。根据专家的研究讨论，邓小平同志说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所以厦门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建成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这应该是厦门的特色，没有这个特色，怎么赢人家？

第二，解决了厦门的城市定位问题。厦门应该是现代化国际性的港口风景城市。后来加上“旅游”两个字，变成“现代化国际性的港口风景旅游城市”。

第三，解决了厦门产业发展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据此，我们确定厦门要以发展工业为主，兼营商贸、旅游、房地产业。当时有人说厦门要根据自身港口城市的特点搞贸易，但这样就不能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如果只发展商业，没有工业，第三产业将缺乏自己的物质基础；如果只发展工业，不发展贸易也不行，工业也就没有市场。

第四，解决了厦门自由港的模式问题。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三步走”方案。

第五，解决了特区要发展什么经济的问题。确定厦门特区应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在当时争论比较大，有的专家说要发展商品经济，有的说要发展市场经济，到底应该发展什么经济？其实这两者都是说的要发展市场经济，为什么说意见会不一致呢？这里面有一个故事。《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本书在出版的时候，鹭江出版社的领导找了我，说：“你这本书要出版的话，有几个事情需要根据我们的要求来改。”其中一个，就是要把“发展市场经济”拿掉。这个要是拿掉的话，就麻烦了。我们不搞市场经济，难道还搞计划经济吗？然后我就到厦大去找了跟我一起主编这本书的罗季荣教授，把这个意见跟他说。他说：“要不然这样，就改为发展商品经济。”有的人稿子里按这么改了，有的人没有改，书里的用法就会比较混乱。后来定为“在国家宏观指导下按国际市场价值规律运行的市场经济”。但这个说法，人家听不懂。最后就干脆写成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样大家都能听得懂。

第六，确定了厦门的战略重点问题。

第七，确定了厦门机构改革的方向问题。我们提出“小政府大社会”，这在全国是首家提出来的。近平同志在厦门抓机构改革工作时，就根据“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撤销了8个工业局。这在全国是先行一步的。

第八，解决了国有企业的组织制度问题。

第九，提出建立特区金融体系。这也是我们在全国第一家提出来的。我们提出要建立一个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地方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多种金融成分并存、分工协作的特区金融体系。

第十，解决了资金自由进出问题。在全国首次提出了“离岸金融”。

第十一，解决了保护生态环境问题。这就是近平同志加上去的课题。当时他就提出，发展特区经济的同时，一定要防止环境污染，保持生态平衡，为厦门的子孙后代保护和创造一个美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这个发展战略，解答了厦门特区怎么发展的问题，为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指明了方向，到现在还具有指导作用。其实，这个发展战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另一个是那21个课题，这些课题覆盖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规划，至今对厦门市制定五年规划还有借鉴作用。

采访组：厦门在当时四个经济特区中是面积最小的，制定发展战略，很难在短期内体现出效果，为什么习近平同志当时还要牵头做这样一件事情？

郑金沐：当时，研究发展战略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近平同志却一抓到底，毫不松手。他说，作为领导者，既要立足于当前，更要着眼于长远，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画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

制定发展战略，重大意义就在于，在厦门经济特区初创的年代，从思考城市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上，梳理特区的各项工作，从一开始就为建设经济特区找准方向，避免大的波折和走上弯路。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要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指示。现在有些领导都是在任内赶快搞一个事情，成绩一出来，马上就提拔走人了。但近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就体现出一种甘于做铺垫、甘为后人种树的精神境界，这一点非常了不起。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交往中，有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

郑金沐：说起来，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政治意识强。这一点从厦门到中央一直是这样，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不是说他现在当了总书记我们这样讲。近平同志发展经济的理念很开放，但掌握一点，一定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在厦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就跟我们战略办的同志说，我们是搞经济特区，不是搞政治特区，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一定要体现这个，严格把握制定战略发展的方向，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要把厦门建成具有自由港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而且要把这点作为制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写进去，到本世纪末，把厦门建设成具有自由港特征的多功能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

二是战略意识强。他在厦门工作期间，组织制定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任福建省长期间，提出厦门应加快实施跨岛发展战略，要做到“四个结合”，即：提升本岛与拓展海湾相结合、城市转型与经济转型相结合、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凸显城市特色与保护海湾生态相结合。这充分体现了近平同志的战略眼光，更体现了他对厦门的关心和了解。

三是改革意识强。他在厦门工作期间，抓机构改革，抓物价改革，抓国有工业企业利税分流改革试点，抓金融体制改革。这些改革都比较超前。他抓厦门金融体制改革成效明显，改革方案被选入《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文集。这本书的编辑委员会顾问，福建省有两个人，一个是省委书记项南，一个是省长胡平。胡平同志当时评价说，近平同志在厦门谈的“金融七条”很有前瞻性，到现在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还是这七条。

四是大局意识强。1988年，他抓计划单列，省里对这个事情大体上是支持的，但有些具体问题看法不一致。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和行政管理权的划分有分歧，厦门市凡是高级职称都不能自己评。另外就是指标划转问题，比如资金、物资、粮食指标，我们总是跟省里说，多划一点给我们，就像姑娘要出嫁了要多给点嫁妆一样，因为中央直接划转的指标，是以省里划转的为基数。但省里却说，姑娘出嫁要对父母亲多做贡献啊，少拿一点。在这些方面，省市的看法不一致，近平同志就负责协调工作。他说，大家要从大局出发，从中央的意图出发，从省里的考虑出发，解决这些问题。这些话不是秘书给他写的，是他即席讲的。他一直在强调说：“我们是国家大局中的一颗棋，不能闹独立，要发挥特区的作用，不为难省里。”他懂得换位思考，工作方法非常好。

五是奉献意识强。《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近平同志已经到宁德工作了。我给他打电话，请他当主编，他说让我和罗季荣签字，这本书就可以出版了。他坚持我们三个都当主编。现在没有哪本书是这样的，一般都是一个主编，其他都是副主编。这就是他平时说的“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不在乎名利的奉献精神。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相识多年，您怎么看待他的为人处世？

郑金沐：近平同志非常念情，你对他一分好，他都会非常感激，不会忘记。2010年，近平同志单独接见我们原来在一起工作的十几位同志，每一个人，什么时候跟他认识的，他都能回忆得很清楚。有人说：“您的记忆力真好！”近平同志说：“如果我这都忘记了，那就真老了！”

近平同志公私分明。有一次他正在哈尔滨参加会议，市里派我和他参加福建省汇报团，到北京汇报情况。我跟他打电话，问他知不知道这个事情，他说知道，明天早上就能到北京。我又问他要不要给他家里挂个电话，派个车子去接，因为当时厦门的驻京办没有车子，我是跟代表团一起，住在省驻京办。他说不用，让我在省驻京办的公共汽车站等他，果然他是坐公共汽车赶过来的。

近平同志很重情义。梁家河的人来找他，所有费用都是他负责，包括医药费也是。有一次，梁家河的老支书来找他，说今年村里的枣子大丰收，想请他帮忙出口。近平同志问一共有多少数量的枣子，老支书说了个数字。近平同志说，这么少不好出口，也就是没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但他话锋一转，问老支书怎么来的，老支书说是村里大家出钱送他来的。于是他二话没说，就给老支书垫付了来回路费，还带他去鼓浪屿看了看。后来，我了解到，他那个月工资又光了。

采访组：在工作之余，习近平同志和您的交流多吗？主要集中于哪些方面？

郑金沐：工作之外我们都是闲聊，聊些上山下乡和看书的事情。近平同志说他当时上山下乡，满窑洞都是臭虫，晚上都没办法睡觉，第二天还要上工。他听说66粉可以杀臭虫，就把整个床都洒满了66粉，结果差点中毒。

这个事情他一讲我就有体会。我1958年参加福建省代表团赴安徽考察，考察完后要坐火车，我怕误点，就从省委宾馆搬到离火车站很近的招待所。我交代服务员让他一定准时叫我，服务员说，不用叫你都会醒的。我当时还不明白，一睡下才发现那儿全是臭虫，一晚上折腾得根本不能睡。

他书看得很多，晚上经常看书到凌晨一两点，最晚到凌晨4点。他最怕第二天有什么活动自己迟到了。所以他的闹钟设置了之后，还要再校对一次，保证做到绝对不迟到。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您个人有什么关心的地方吗？

郑金沐：近平同志对我个人非常关心。后来每次来厦门，他都会问我战略办的情况。比起“计委”，近平同志更喜欢叫“战略办”。他说战略办更亲切一点，因为这是他亲自抓的。近平同志开始是分管农业、体改委、战略办、司法，有时他还兼抓税收、财务等大检查工作。任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后，才全面抓计委、财政、税务、金融、物价、人事、编委等工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后，你们还有交往吗？

郑金沐：近平同志离开厦门时，我去为他送行，还有两个人也去送了，就是陈慧瑛夫妇。近平同志走之前问我，宁德怎么样，我说我还没去过宁德，但我听说宁德发展很吃力。第一个是交通不方便；第二个是没有电，有人说“福建福建，不是缺水就是缺电”，宁德更是如此；第三个是没有资源，还不如龙岩，龙岩虽然是山区，但是山里有矿，山上有木头，宁德山里头都是泥巴。

到宁德后，他根据那边的情况，抓扶贫，做出了很多成绩，得到干部群众认可。他很求真务实，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不是生搬硬套。后来他到福州当市委书记，听闻我到省里开经济工作会，还特地约我见面，听我对福州的看法和对福州发展的意见。

在我心目中，近平同志永远都是那个年轻富有创见、充满活力和干劲、愿意为党的事业不断奋斗的好领导。

（转载自2019年7月22日《学习时报》）

近平同志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要发财就不要来当干部，要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天底下好事你都要，上天不会同意的。”后来他到省里当领导，作报告时还讲过这句话，说明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第二句是：“我们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基层。我们一切工作，基层最重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是第一线，也是前线，也是火线。”后来他当了省委领导，到厦门视察时还讲到基层是第一线，是前线，说明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

王金水，1934年5月生，福建安溪人。1979—1987年历任厦门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1987年任厦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93年任福建省人大常委。1999年10月退休。

采访组：王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1985年来厦门工作的时候，您是市政府党组书记。请介绍一下你们初次见面的情景。

王金水：我们这些当时在厦门工作的同志都知道，近平同志到厦门那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用他自己的话说，到厦门有双重意义：一个是他32岁的生日；再一个他当过农民，长期在农村工作，到厦门任职是他第一次从农村到沿海城市工作，又是参与经济特区建设，所以记忆犹新。我记得他在一篇短文里是这样说的：“到厦门这个经历，对我人生的经历来说，是一种补充，是一种充实，对后来的工作，起了很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我认为，他对自己在厦门这一段工作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也看得出他对厦门的感情是很深的。

那时候，我是厦门市政府党组书记，第一次见到近平同志，是他来参加党组会议。当时他分管农业，后来还分管内联（经济协作）企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期间是怎样参与特区建设的？有哪些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王金水：当时我50多岁，近平同志30出头，他在厦门的时间虽然不长，只有3年多一点，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让我感到这个年轻的副市长与众不同。举几个具体例子。

1987年，我到市人大工作以后，还兼任市委副书记，组织部也还由我分管，经常宣布政府干部任命。市里任命新的重要领导干部，我都要跟他们谈一次话。我的习惯是这样：任命哪个口的干部，就请分管的市领导一起来谈话。近平同志分管农业口，所以任命农业口的干部，谈话时我就把他一起找来。后来他当常务副市长了，计委、财政等很多部门的干部都是他的部下。任命这些干部，我都把他找来，跟我一起谈。谈话时往往是我主讲，讲完后也请他讲一讲。当时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要发财就不要来当干部，要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天底下好事你都要，上天不会同意的。”后来他到省里当领导，作报告时还讲过这句话，说明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第二句是：“我们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基层。我们一切工作，基层最重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是第一线，也是前线，也是火线。”后来他当了省委领导，到厦门视察时还讲到基层是第一线，是前线，说明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

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到近平同志有一颗火热的心。有一次，他到办公室找我，说他最近走访了几个生产队，在离金门最近、最前沿的何厝村，看到民警抓了一个犯罪分子，民警骑着自行车，犯罪分子戴着手铐坐在后面。近平同志说：“派出所连一部摩托车都没有，有时候追逃犯，逃犯骑摩托车，我们的民警却骑脚踏车，这多危险啊。”他就问我，能不能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听到这个情况，我把财政局长请来，让他计算一下，厦门有多少派出所，财政上够不够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第二天，财政局长来找我，说拿不出这笔钱。当时厦门刚办特区，是“吃饭财政”，有时候发工资都有困难，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谈何容易。我就说，近平同志讲的这个事情，是个大事，一定要解决，不一定一步到位，可以分两三步走。半个多月以后，第一批最前沿的地方先配上了摩托车。

这个事，让我思考了好久。当时我是常务副市长，他是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公安政法不归他分管，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应该由分管政法的同志来考虑解决。而且按理讲，派出所是不能直接向市政府打报告的，要先向公安分局打报告，公安分局向市公安局提交申请，市公安局再向市政府汇报。财政局每个月都是集中在一两次会议上讨论基层拨款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按照惯例来做，没有半年是肯定下不来的。而且，如果是别人，考虑到不是自己分管的工作，也许不会说得这么直接。派出所所长给他反映这么严重的问题，他如果想应付了事，只要说一句话“这个事我支持，你们打报告吧”，也就没他的事了嘛！但他就能为了这么一个不是自己分管的、完全可以“应付了事”的事情直接找到我，希望帮助他们解决。我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只要是厦门的工作，只要是对工作有益的事，他都尽力去做。

第三件事是近平同志接替我任常务副市长后，做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主持制定了厦门市第一个发展战略——《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1984年，邓小平同志对厦门作了两个很重要的决定，一个是把特区扩大到全岛，第二个是可以享受某些自由港政策。但是，国家只给政策，没给钱。这条路该怎么走？怎么发展建设？这需要厦门自己来探索。当时近平同志为了制定好这个发展战略，花了很多精力，邀请中顾委委员、经济学家于光远，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等100多位专家来厦门调研、论证。同时组织300多人，列出20多个专题，做专题研究。最后制定的发展战略，好多专家都很欣赏。于光远对这个发展战略给以很高评价，他说：“厦门是第一个提到生态问题的；把厦门作为贯彻‘一国两制’、实施对台政策的试验区，‘两门对开’‘两马先行’是厦门首先提出来的。逐步开展离岸资金业务，实现资金流动相对自由，也是厦门的首创。”后来，市政府还没有讨论这个战略，近平同志就调离了厦门。他走前给我留下了一句话：“这个战略如果市政府讨论通过了，也请市人大讨论研究一下。”可见，他即使调走了，也念念不忘厦门的发展。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同志牵头制定的厦门发展战略第一个提到了生态问题，请您讲讲他在厦门工作期间是怎样重视自然生态问题的？

王金水：厦门有一个连着外海的天然湖叫筼筜湖，海水可以流到城市当中来，本来是一个很漂亮的风景区。20世纪80年代，厦门搞特区建设，工业废水都往这个湖里排放，到了夏天臭烘烘的，苍蝇蚊子满天飞，住在周围的老百姓叫苦连天。当时我已经到市人大工作，关于这个筼筜湖怎么治理，人大代表提出很多建议。有一次万里委员长到厦门视察工作，我送他到机场的时候说：“委员长您两次到特区，厦门机场的建设也是您下决心推动的，您要经常到厦门啊！”他回答我：“好啊，你们什么时候把筼筜湖治好了，我就来。”这是一句很重的话，说明当时筼筜湖的情况太糟糕了。

后来，市人大召开专门会议，通过了筼筜湖治理决议。我们制定了一整套治理方案，但要花钱——每年花1000万元来清理。20多年前的1000万元是天文数字，比现在几个亿还要多。这1000万元要不要拿、怎么拿，市政府感到很棘手，讨论的时候也有不同声音。当时近平同志已经是常务副市长，分管财政，他很支持这项工作，最终我们几个领导同志共同下决心，这笔钱就从近平同志手上批下来了。在人民群众的呼声下，人大代表提案，中央领导检查督促，连续3年，总共投了3000万元，终于把筼筜湖治理好了。这个事情是近平同志与我们共同参与的，我们都从这件事中得到一个教训，那就是：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生产。

在保护环境方面，我听说近平同志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对寿山石资源的保护采取了很多措施。我们国家有十大名石，福建就有两个：一个是福州的寿山石，一个是漳州华安的九龙壁。田黄是寿山石最优良的品种之一，现在还有一亩多地没有开采，就是近平同志在福州当市委书记时下令不准开采，才保护下来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与彭丽媛同志是在厦门登记结婚的，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两人结婚时的情况吗？

王金水：近平同志对厦门情感很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彭丽媛同志是在厦门结的婚。当时我是市政府党组书记，他给我和时任市委书记邹尔均说了自己要结婚的事。他当时说：“有一个事，要跟组织报告，彭丽媛今天到厦门了，明天我们要结婚。”我说，这是个好事啊。我们大家都为他高兴。第二天，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问他在哪里举行仪式。他说，不举办什么仪式了，就在厦门宾馆吃一个便餐。

当时他没有在厦门安家，住在市委宿舍，结婚那天请我们在外面吃了顿便餐。饭后，我们说民间都闹洞房，我们就去你们洞房喝茶吧。他很痛快地说：“来吧！”我们去了4个人，我一个，还有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林义恭、市计委副主任郑金沐和吕拱南。他原本没有任何准备，结果就发现茶杯不够用。他们夫妇自己喝水有两个茶杯，又拿出刷牙的两个茶杯，还有两个碗，这才凑齐了6个。彭丽媛到门口买了一大包糖果，花了5块钱。我们还开玩笑，说我们一共4个人，你这一包糖给我们谁吃？彭丽媛说，不好意思，没给你们准备礼物。吕拱南说，你有礼物，你唱歌就是礼物。她说：“行，我就送你们一首歌。”于是她就给我们唱了一首歌。后来有一种误传，说我是他们结婚的证婚人，因为我曾在一篇文章里介绍了这个过程。其实他们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就不存在证婚不证婚。

他们结婚那天正好是周六，近平同志给我讲，周日要带彭丽媛去漳州的东山县看一看。第二天，司机就开着车带他们去了东山，住了一晚上，住宿费、来回的汽油费都是他自己掏的。在30年前，他就是这么严格要求自己的。后来我在很多场合用近平同志的这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个人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受益终身；一个人如果养成一种坏习惯，受害终身。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的几年里，他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王金水：我与近平同志在一起工作的那几年，正是特区建设初期，可以说都在疲于奔命，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很少有周末，相互之间生活上的交往很少。但我知道，他有一种过目不忘的特殊能力。你看他访问法国，能把法国历史上几个名人的著作一口气说出来。我曾经问他：“你这种过目不忘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他告诉我，是逼出来的。他给我讲，他在耿飚同志身边当秘书的时候，不能带笔记本，开会时耿飚同志的指示也不能记录，只能凭脑袋记。他经常跑到卫生间偷偷用笔记下来，然后背，背熟了再烧掉。当时也没手机，打字机也是很原始的，一个字有几个号码，都是靠背。他的记忆力就是这么磨练出来的。

那时候我们工作很忙，只有周末偶尔能抽出一点时间。他就喜欢跑新华书店，我也喜欢，所以在书店就比较容易碰到他。后来我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时候，每年要到省里面开人大代表会议。省人大开会期间，新华书店都会在会议大厅卖书，休会的时候，我经常能在卖书的地方看到他。

当时，近平同志住在图强路，我和他是邻居。彭丽媛来厦门的时候，早上经常去厦门宾馆的食堂打饭。有一次，我去打饭的时候碰到她，就问：“近平怎么没有来打饭，让你来打？”彭丽媛说，他前一天半夜一直在看书，早上就起不来了。彭丽媛跟我说：“近平一看到书就‘醉’了。”所以说，埋头工作、埋头读书几乎是他工作、生活的全部。

我还记得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同志给我讲过一件事，他在厦门当市长的时候，到北京开全国人代会见到近平同志。近平同志问他：“你什么时候到厦门当的市长？同安的军营村现在怎么样了？”刘赐贵是非常实在的一个人，听了他的问话很不好意思，就实话实说自己还没有去过。回来以后，他给我讲了这件事，说当时自己整个脸都红了，没想到近平同志当年在厦门短短3年时间，连最偏远、最贫穷的地方都去过了，更没想到过了那么多年，他对厦门基层的百姓仍然如此牵挂。

近平同志很尊敬老同志。我从市委到人大工作以后，唯独他在有想法的时候，要么给我打电话，要么到我办公室，来听听我的意见。后来离开厦门以后，尤其到了北京，他每年都给我寄贺年卡，不是打印的，是亲自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到了第三年，我给他打电话，说你现在日理万机，不能再浪费这个时间，不要再给我寄贺年卡了，我也不再给你寄了，我们互相打个电话就行了。他同意了，就没有给我寄贺年卡。但是逢年过节，都有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讲很多祝福的话。

2010年他回到厦门，还在百忙当中把我们几个老同志找到一起聚聚，见面第一时间伸出双手和我们握手，对我们很热情。他给省委书记和北京来的各部门领导、朋友介绍我时，不说我的名字、职务，而是给大家介绍“这是我的老班长”。他离开厦门30年了，不仅没忘记我们，而且对每一个人都介绍得很详细。我们听了以后很感动。

我回忆的这些虽然都是生活细节，但是能看出一个人的高度和胸怀。

（转载自2019年7月17日《学习时报》）

编者按：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福州》《习近平在福建》系列采访实录生动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的科学理念、重大部署、宝贵经验和优良作风，为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提供了鲜活教材。系列采访实录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连载后，在全省各地、各界、各行各业产生了持续热烈的反响。全省上下怀着深厚的感情、强烈的责任，兴起学习热潮，进一步提高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激发了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的巨大动力。

为持续兴起“大学习”热潮，营造浓厚学习氛围，不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应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要求，本报今起持续转载《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福州》《习近平在福建》系列采访实录，以飨读者。

在1985年11月市委常委的组织生活会上，近平同志说：“我来厦门工作，用孙中山先生‘不要立志做大官，而要立志做大事’来勉励自己，地位变了，作风不能变。”我相信，虽然知道厦门当时还存在很多不足，要发展还有一定挑战，但他来厦门参与特区建设，想的就是要发扬优良工作作风，立志做大事。这应该是他来厦门特区工作的初衷。

采访对象：

李秀记，1937年1月生，福建南安人。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 1972年到厦门工作，1983年2月起任厦门市副市长，1984年2月任市委常委，1984年12月任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1988年9月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1992年12月任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95年8月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2009年退休。

采访组：李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到厦门任副市长时，您是第一个接触他的人。您还记得你们初次见面的场景吗？

李秀记：近平同志1985年6月中旬来到厦门，那一天正好是他32岁的生日。他来的时候轻车简从，自己搭了一个便车就来了。当时我主持市委日常事务，所以我就去接他。当时，从福州到厦门只有一条路，还不是柏油路，而是砂石路，灰尘很多，也很窄，我们经常去福州开会，走这条路需要8个多小时才能到。近平同志来厦门前，省委组织部提前打了电话，说大概上午8点钟出发。我就按照经验，下午3点提前到厦门宾馆等，等到大概4点多，才把他等到。

车子一到，车门一开，近平同志就微笑着说：“我是习近平。”我赶快迎上前说：“我是李秀记，代表市委、市政府来接你，欢迎你来厦门参加特区建设。”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穿着简朴、年轻精神、态度谦逊。

接上近平同志后，我带他住进了预先安排好的厦门宾馆2号楼底层的一个房间。按照厦门的习惯，坐下来后，就是喝茶。我一边喝茶，一边给他介绍厦门的情况。近平同志听完，很高兴地说：“今天对我来说有双重意义，第一我是来参加特区建设的，二是我的生日。”我赶快站起来，祝他生日快乐！聊到饭点，我们就一起去吃晚饭。按道理，过生日应该有个蛋糕，按厦门的习俗还要吃寿面和鸡蛋。但当时条件所限，没有蛋糕。当天饭菜里有海蛎煎、炒面线、土笋冻等一些厦门的特色菜。海蛎煎里面有鸡蛋，寿面就用炒面线代替了，也算是按照厦门的习俗给近平同志过了一个生日。

吃饭的时候，我们越聊越近，很快就像朋友一样敞开心扉。他向我介绍了他在陕西延安的7年知青生活，我说我也在陕西工作过，也是7年，但是在一机部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工作。我们在陕西期间都入了党，还是清华校友，现在又同在厦门参加特区建设，应该说是很有缘分的，也有很多共同话题。

近平同志记忆力很好。2010年9月5日，他任国家副主席时来厦门检查指导工作，跟我握手时，还提起来厦门第一餐吃的三道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刚来厦门那会儿，厦门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您当时向他介绍了些什么情况？

李秀记：厦门经济特区是1980年10月设立的，刚开始的时候只有2.5平方公里，而且是在一个多海滩山区的地方，经济特区管委会与厦门市政府是两个厅级单位，统一由市委领导。邓小平同志1984年2月来厦门视察后，经济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包括鼓浪屿）131平方公里。1984年9月1日，经济特区管委会与厦门市政府合并，市政府行使经济特区管委会职能。近平同志到厦门来的时候正好是在合并之后。如果说刚开始2.5平方公里是特区的初创阶段，近平同志来厦门后，正赶上厦门经济特区建设进入更快更好的发展阶段。

我给近平同志介绍厦门的情况，用了六个字来形容：“港、景、文、侨、台、特”。第一个字“港”，厦门有一个优良的港口，是不淤不冻的良港。港口历来都是通商的口岸，福建省的商贸活动从这里出海，这是厦门非常突出的一个特色。第二个字“景”，厦门风景优美，有鼓浪屿，有万石植物园，有集美学村，风景特别好。第三个字“文”，厦门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当时就有7所高校，厦门大学更是全国闻名遐迩的重点高校。据统计，当时厦门大中专毕业生所占比例是全国平均值的4倍，人文环境也比较开放包容。第四个字“侨”，厦门是个侨乡，是福建省华侨出入的口岸。厦门华侨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一带经商的很多，被誉为“华侨旗帜”的陈嘉庚先生祖籍就在厦门，他倾资办成的集美学村也坐落在厦门。办特区之初，厦门就是因为华侨多才从省里要下来了特殊政策。第五个字“台”，厦门与台湾一水之隔，用肉眼就能直接看到金门。过去30多年，厦门作为对台海防前线，经济建设上受到一定制约。直到邓小平同志来视察后，才慢慢把“台”这个优势凸显出来。第六个字“特”，正因为我们有上面说的这些特点和优势，中央决定设立厦门经济特区。当时给我们的特殊政策，就是特区范围内的税收可以按15%征收（一般是33%）。但一开始只有2.5平方公里，而且还有待开发。所以在邓小平同志来视察之前那3年，我们只做一些市政规划、“五通一平”之类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听我介绍后，近平同志问我：“你说了厦门的六个优势，那厦门还有哪些弱势或者弱点？”我以个人的观察，向他介绍了厦门的三点弱势。

一是城市规模小。整个城市就是围绕中山路那几条街，当时的城市人口只有28万。有本小说叫《小城春秋》，写的就是发生在厦门的故事，也从侧面说明厦门是一个“小城”。

二是经济基础差。一方面是基础设施差。当时我们的基础设施差到什么程度呢？厦门老百姓有句话说：“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自来水经常停。”我刚到厦门的时候住在市区，夜里12点以后只有一个公共自来水龙头有水，每家每户就挑两个桶，去那里接水，最初一担水一分钱，后来涨到两分钱。现在人们很难想象的场景，却正是当时厦门基础设施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特区设立之初，工农业总产值才11亿元，财政收入1.85亿元。1972年我刚从西安调到厦门工作，当时整个厦门市的工业总产值，还不如西安市一个西电公司。在之前的30多年，国家对整个厦门市也只投资了1200万元，还主要是用于海堤建设。这1200万元，我们精打细算，发动群众和解放军，用人海战术，移山填海，花了900万元修建了海堤，剩下的300万元兴建各类工厂。后来的罐头厂、橡胶厂都是用这300万元建起来的。那个时候，厦门引进外资也很少，引进的第一个外资是“印华地砖厂”，是一个印尼华侨办的外资企业。所以我和近平同志开玩笑，说厦门经济特区是从“一块砖”开始建设起来的。

三是市容市貌旧。当时的厦门基本上是一个“旧城”，像样点的建筑只有集美学村和鹭江宾馆，其他建筑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的。有人这样形容：“厦门像一个美丽的姑娘，却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

我讲完这些，近平同志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没过多久，也就是在1985年11月市委常委的组织生活会上，参会人员各自谈了自己的思想工作生活情况。近平同志说：“我来厦门工作，用孙中山先生‘不要立志做大官，而要立志做大事’来勉励自己，地位变了，作风不能变。”我相信，虽然知道厦门当时还存在很多不足，要发展还有一定挑战，但他来厦门参与特区建设，想的就是要发扬优良工作作风，立志做大事。这应该是他来厦门特区工作的初衷。

采访组：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当时的工作状态。

李秀记：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3年，参与市委、市政府重大问题的决策。当时市委书记邹尔均兼任市长，经常召开市委、市政府联席会议，个别还有市委全委扩大会议和领导干部会议。这些会议，只要近平同志在厦门，他都会参加，并就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发表意见。按照分工负责制，属于他分工范围的，他会非常认真地去负责组织实施。用通俗的话讲，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是组织决定的，他就尽力去干，而且能把事情干好。

厦门岛屿多，山区多。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的3年里，走遍了厦门农村、海岛，像“英雄三岛”（大嶝、小嶝和角屿），还有海拔1000多米的军营村等等。不仅如此，他还虚心学习，从来没把自己看成是什么高高在上的领导干部。当时我担任市委副书记兼纪检书记，记得有一次开大会，向党员通报整党工作报告，我看见近平同志专心听着整党情况，还认真做着笔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工作中，近平同志还特别注重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全市老干部他基本都走访过，还经常向老同志请教问题，听他们介绍厦门的历史，学习他们的工作经验。

近平同志这种平易近人、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以及注重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的工作方法，为他“做大事”奠定了坚实基础。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曾经牵头制定了厦门的发展战略，后来也具体指导过厦门的发展方向。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李秀记：是这样的。我理解，近平同志对厦门倾注的心血，集中体现在他对厦门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向的思考上，可以说他先后两次为厦门制定了发展战略。

第一次是从1986年8月开始，历时一年半，他作为分管计划工作的副市长，主持编制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实际上，市委、市政府之前也研究过类似的规划，邓小平同志来厦门视察后，原先的规划就需要重新考虑和制定。与之前编制规划不同，近平同志站得高、看得远。他邀请了北京的专家学者、厦门大学教授，以及在厦门实际工作多年、对发展规划有研究的同志一同反复论证，还广泛征求干部群众和老干部的意见。他很注意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接触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各方面情况。这个发展战略的成功制定，为2000年把厦门建设成为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提供了有力依据。

近平同志第二次为厦门发展指明方向，是他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虽然不是编制具体的发展规划，但却是更高层次的战略指导和大思路。此时，他牵头制定的厦门发展战略经过15年的实施，目标已经变成现实。2002年1月在省人代会上，近平同志在参加厦门代表团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了“厦门城市规划由海岛型向海湾型转变”的思想。同年6月，他到厦门调研，提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的战略。“跨岛”就是走出厦门岛，往岛外大片的土地发展，提出要将提升本岛与拓展海湾相结合、城市转型与经济转型相结合、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凸显城市特色与保护海湾生态相结合。按照“一环数片、众星拱月”的规划，发挥“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优势，加快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转变，把厦门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布局合理、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国际性花园城市。

这个发展战略跳出厦门本岛，将规划范围扩展到整个厦门，既符合厦门的实际、突出厦门的特点，又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富有科学性、前瞻性。包括现在我们提出来的“多规合一，建设美丽厦门”，建设“五大发展”示范市，都是在“跨岛发展”战略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

提出“跨岛发展”战略的时候，近平同志即将离开福建。他为厦门留下来的这个发展战略，在他离开福建以后，成为厦门市建设的重点。你们现在看到的整个岛外欣欣向荣的景象，包括海沧、集美、翔安、同安，都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发展起来的。通过“跨岛发展”战略，近平同志把厦门提升到整个国家的窗口和龙头作用上来，这是他留给厦门最宝贵的财富。

采访组：请您详细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指导厦门通过“跨岛发展”，发挥特区的窗口作用和龙头地位的？

李秀记：在2000年1月省人代会上，近平同志作为厦门选出的省九届人大代表，在参加厦门团讨论时，明确提出“要突出厦门特区的窗口作用和龙头地位”。其实，从邓小平同志视察开始，厦门经济特区就是技术、管理、知识、政策的窗口，也是改革开放、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的龙头，是福建发展的龙头。远在近平同志明确提出“窗口作用、龙头地位”之前，他在工作中就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年即将召开的金砖会晤，厦门市更是起到了对外政策大窗口的作用，成为国家的窗口。

我讲两个例子，一个是厦门会展中心的建设，一个是“9·8”投洽会。

我在厦门任职期间，担任了4任重点项目领导小组组长，包括机场扩建、厦门大桥、人民会堂，还有就是厦门会展中心。会展中心于1998年开始建设，2000年建成。这3年中，近平同志4次到会展中心工地检查指导。其中有一次，我记得是1999年8月，近平同志时任代省长，在他视察会展中心建设时，我向他汇报了会展中心规划设计、施工情况，并提出资金缺口问题。他听完汇报指示说：“厦门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要注重质量，把会展中心建成与国际接轨、国内先进、有厦门地方特色的展览中心。资金缺口问题，我带回省政府研究。”

其实我汇报时用的词是“国内一流”，他把“国内一流”改成了“国内先进”。在建设会展中心之前，我带队考察过德国科隆会展中心、意大利米兰会展中心，还有美国的一些会展中心，也考察过北京、上海、大连、昆明的展览中心。当时北京和上海都还没有建新的会展中心，我看过这些之后，断定厦门的会展中心要超过当时北京、上海的展览中心，于是就提出了“国内一流”的说法。近平同志没有批评我，也没有说“你不要提‘国内一流’”，只是改成了“国内先进”。这说明他的站位更高，也更实事求是。后来，省政府从省财政拨款3000万元，帮助解决了厦门会展中心建设的资金缺口问题。

第二件事就是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的“9·8”投洽会。他担任福建省领导和国家领导人期间，多次出席投洽会。这个投洽会的由来，近平同志非常清楚。邓小平同志1984年给深圳特区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给珠海特区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给厦门特区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我们自己领会到，与深圳和珠海相比，厦门特区的发展既不够快又不够好。1987年春节过后，很多干部群众反映，希望市里向深圳和珠海学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市委、市政府联席会决定派一个代表团，由时任市长邹尔均同志当团长，我（时任市委副书记）当副团长（习近平同志留在厦门主持市政府工作），到广东考察，学习深圳和珠海等地的先进经验。

我们去了深圳和珠海，也看了广州黄埔开发区，正好赶上广州在筹办春季广交会。回程的车上，大家就议论起来：广东有个广交会，我们能不能搞个厦交会？但又觉得跟广东一样，走在别人后面，也凸显不了厦门自己的特色。最后就定下来，办成以投资为主的投资贸易洽谈会。

之所以把时间定在每年的9月8日，是因为广交会在每年5月和10月，避免与他们冲突。另外，厦门7月、8月份台风多，就剩下9月份比较合适。经过综合考虑，我们在会上一起把投洽会时间定在每年9月8日。“9·8”，就是“久发”的谐音，取“一直要发展下去”的意思，也表达了对厦门发展的良好愿望。

1999年，近平同志作为省领导来到厦门，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他这样说道：“洽谈会举办13年来，已成为对外招商的全国性窗口，世界各国的客商通过洽谈会看中国的新发展，各国和兄弟省市通过洽谈会看福建和厦门的新变化，因此，办好洽谈会是向国庆50周年和迎澳门回归的重要献礼，也关系到福建和厦门的对外开放形象。”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是很看重厦门的窗口作用的。国家主办厦门投洽会（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是从1997年开始的，到1999年，刚好第三届。说13年来，是从1987年的“9·8”投洽会开始计算的。近平同志亲自参与过，所以对投洽会的情况非常了解。

后来，在近平同志关心下，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如期落成，第四届投洽会就在这里举行。他作为福建省委领导，连续出席了第三、四、五、六届投洽会。2010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投洽会。这一次，他拿起象征会议的“9·8”金钥匙，为投洽会开馆并剪彩，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给您的著作《从政二十春》写过序，请您讲讲序言背后的故事。

李秀记：我写《从政二十春》这本书是有原因的。记得1982年，我在市委党校学习，时任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同志找我谈话，说组织任命我为副市长，在市委党校学习完直接到市政府报到。我对老书记说：“我当官从政不一定在行，还是想搞工业。”但他说这是组织决定的，让我去报到，然后我就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20年后的2002年，我已经65岁，即将退出领导岗位。在当年团拜会上，我和这位老书记又坐在一起，他建议我写一本回忆录。我考虑了一下，决定把这20年来自己写的稿子有选择地汇编一下，出一本书。老书记认为很好。后来，我就出了这样一本书。因为这本书缘起于陆自奋同志的建议，所以书写好后，我拜托他给我写个序。但老书记说自己写不了序，让我请别人写。当时正好得到一个消息，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了。我心想，我与近平同志共事过，情况他比较了解，我们又有一些缘分，他如果还在福建担任领导的话，我不好去找他，他现在去了浙江，就正合适。于是，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听我说明情况后，很爽快地答应了：“那好啊，你把稿子送来，我马上给你写。”果然，稿子送过去不到一个月，这个序就写好寄回来了。因为近平同志在厦门任职的时候，我和他经常交谈，所以他在写序的时候也很实事求是，写的都是他了解的事情。他在序里写道：“也许从政并非李秀记同志的初衷，但厦门经济特区今日的欣欣向荣和明日的美好前景，足以让他欣慰，足以让他自豪，让他感到这20年从政人生的充实和荣光。”从这句话可见，他确实很了解我。在序言里，他对我在厦门所做的工作，包括对重点工程的贡献，都作了肯定，这让我非常感动。近平同志当年寄来的序的原稿我一直保存着，寄信的信封我也一直保存着，已经保存了15年。这是一件珍贵的资料，我还要永远保存下去。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很热爱厦门这片热土。在您看来，他的这种厦门情结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秀记：确实，近平同志有很深的厦门情结。厦门特区成立25周年的时候，我看到厦门电视台采访他的一个报道。他说：“我曾经是一个特区人，厦门是我的第二故乡。”简单的一句话，充分展示了他对厦门的深情和厚爱。

他和彭丽媛老师是在厦门结的婚。我想，这应该是他说厦门是他第二故乡的一个原因。还记得他结婚时住的房子，是我曾经住过的旧房子，一共只有62平方米。他们结婚的时候，彭丽媛老师送我一盒《长城谣》磁带，我还一直珍藏着。

近平同志的厦门情结，还体现在他对“厦门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提炼上。在一次新闻采访中，近平同志说：“厦门取得的成绩，是一任接一任、一代接一代的接力赛，靠的是厦门建设和改革的参与者，厦门人民群众才是厦门建设的主体，各方面的建设都离不开厦门人民的辛勤努力。”他赞扬厦门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很多精神：“嘉庚精神”“海堤精神”“英雄三岛精神”“鼓浪屿好八连精神”“马塘精神”以及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精神。最后他说：“这些形成了艰苦奋斗、拼搏创新、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厦门精神。”

1988年6月离开厦门后，近平同志无论担任宁德地委书记还是福州市委书记，都一直关心着厦门的建设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我每次去福州开会，他都会问起厦门的事情，有时候还特地到我住的宾馆和我长谈，了解厦门的建设和发展情况。

近平同志担任省领导后，依然十分关心厦门，每年都有3次以上到厦门检查工作。像刚才讲到的，2000年1月，他强调“要突出厦门特区的窗口作用和龙头地位”；还有2001年2月，他提出“希望厦门的同志要振作精神，增强信心，内聚人心，外树形象，再创特区辉煌”。

他当时讲这些话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当时刚好是中央查办厦门特大走私案接近尾声，厦门海关和厦门市有很多干部落马。我当时担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根据当时的情况，2001年8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了一次各级人大代表“回家”活动座谈会，请近平同志回到厦门，同人大代表见见面，给大家鼓鼓士气。我在介绍时说：“省长习近平‘回娘家探亲’，与在厦门的全国和省市人大代表围绕如何加快发展、再创特区辉煌这一主题进行座谈。”在座谈中，近平同志认真听取代表意见后指出：“特大走私案伤了厦门的元气，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中央与省里已讲得很清楚，厦门的成就是主要的，干部的主流是好的。厦门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没有改变，一定要振奋精神，统一思想，扎实工作，再创辉煌。”

厦门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一个影响重大的案子，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波折和坎坷。在这个关键时刻，近平同志回到厦门同干部谈话，起到了鼓舞士气、振奋精神、凝聚人心的作用，也充分说明了他对厦门的深厚情谊。

2010年9月，近平同志再次来厦门考察调研。那时他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可他仍然像以前在厦门工作时那样，进社区、访港口、看城建，一处一处地认真了解情况，看得很仔细。当时他在领导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还有更高远的目标，要共同努力，把厦门建设得更加美丽、更加富饶、更加繁荣。”

近平同志为厦门设定的更高远的目标是什么呢？是更加美丽、更加富饶、更加繁荣。2016年9月16日，近平同志出席在印度果阿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讲话中宣布，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将于2017年9月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厦门的高度信任和关心厚爱，体现了党中央对厦门的战略地位和特区窗口作用的高度重视，为厦门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支点城市、提升厦门国际性现代化水平提供了重大机遇。我们都期待着，厦门将以更加美丽、更加富饶、更加繁荣的海上花园城市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也都期待着，在这样一个崭新的、充满勃勃生机的厦门，再次迎接近平同志“回家”看看。

（转载自2019年7月15日《学习时报》）

3月11日，市委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在宁德》持续兴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热潮的通知，将在全市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撰写学习体会文章、开展专题调研等活动。

《通知》要求，要组织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要发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效应，围绕《习近平在宁德》等采访实录开展学习研讨，深入挖掘、传承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的好思想好传统好作风，进一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理论源头和实践起点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开设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专栏。自3月起，《闽东日报》将陆续刊发各地各有关单位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习近平在宁德》体会文章，在全市营造良好的学习宣传氛围，为深入实施“一二三”发展战略，奋力谱写新时代新宁德发展新篇章提供强大的思想理论支持。

开展专题调研推动理论研究阐释。组织开展“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专题调研，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和闽东精神、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深化改革、反腐倡廉等方面入手，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留下的好思想好传统好作风30周年、市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10 周年、撤地建市 20 周年等系列活动结合起来，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从理论高度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留给宁德的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形成一批有价值有质量的调研成果，形成一批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厚度的调研成果，为深入实施“一二三”发展战略、推进新时代新宁德建设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持续深化学习宣传活动，进一步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有新感悟、政治上有新升华。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思路举措，转化为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定信心和实际行动。

7月11日，宁德市委书记郭锡文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集中学习研讨《习近平在宁德》采访实录。

郭锡文指出，《习近平在宁德》采访实录20篇文章从不同角度生动、真实地还原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时的峥嵘岁月，是了解习近平总书记成长奋斗经历的生动读本，是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鲜活教材，从中可以深刻感悟到习近平总书记客观清醒、立足长远的战略思维，求真务实、从严治吏的领导作风，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真挚情怀、功成不必在我的广阔胸襟和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宁德的党员干部要带头学、用心学、深入学，学出忠诚、学出责任、学出担当，坚定不移把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闽东开辟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郭锡文要求，一要深刻领会感悟，追寻初心使命。从思想源头和实践起点上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和深刻内涵；以习近平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检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更加积极主动地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好；在思想上行动上跟紧总书记、捍卫总书记，进一步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二要强化学习宣传，营造浓厚氛围。在学习上走前头，学深一层、学透一些、学实一点。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学，把采访实录作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学习材料，以上率下、以上促下，结合岗位实际、联系当前全市重点工作，带着岗位需求学、带着具体问题学；组织干部深入学，把采访实录纳入党校各班次学习培训的重要内容，作为广大干部业务学习、岗位练兵的重要教材；发动群众广泛学，根据互联网时代宣传特点，用好各种宣传阵地、组织一批有深度有分量的新闻报道，深入开展宣讲、掀起新一轮“大学习”热潮。三要坚持学用结合，做到知行合一。深入学习领会，精准分析事例，从中学传统、学经验、学作风，找方向、找思路、找办法，不断坚定信念、开拓视野、增强本领、提升素质。要在推动发展上有担当，沿着习近平总书记为宁德指引的前进方向，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不断把宁德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在为民服务上有担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真挚的为民情怀，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多站在人民立场想问题、作决策、干事业；在改进作风上有担当，传承“四下基层”工作作风，贴近基层、排忧解难、推动落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断把作风建设引向深入。

市领导林鸿、谢再春作交流发言。市各套班子领导和其他厅级在职领导，各县（市、区）和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主要领导、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闽东日报记者 吴建明）

5月20日起，学习时报连载了《习近平在宁德》系列采访实录，生动再现了习近平同志客观清醒、立足长远的战略思维，求真务实、从严治吏的领导作风，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真挚情怀，以及功成不必在我的广阔胸襟。认真学习《习近平在宁德》系列采访实录，对我们更好地追本溯源，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的科学理念、宝贵经验和优良作风，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1988年，35岁的习近平同志作为年轻干部，来到宁德这个全省最贫困的地区，带着省委的重托，从深入调研入手，以建立“四下基层”制度开局，提出“弱鸟先飞”理念，倡导“滴水穿石”精神，带领闽东百姓开启摆脱贫困之路。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提出的许多科学理念、开展的许多生动实践，是习近平同志留给福建的极为宝贵的思想和精神财富，是我们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弥足珍贵的独特资源，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实践基础和重要思想源泉。

习近平同志带领闽东人民摆脱贫困的生动实践与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思想一以贯之。习近平同志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扶贫要先扶志”理念，为了帮助群众找到摆脱贫困的路子，走遍闽东的山山水水，九赴寿宁，三进下党，深入调研，现场办公，推动连家船民上岸，帮助少数民族脱贫等举措，为闽东人民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习近平同志推动闽东改革开放的理念与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思想一以贯之。习近平同志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行动至上”等理念，为落后地区树立弱鸟先飞的意识、立定鸿鹄向天的志向、丰满展翅高飞的羽翼、学习飞洋过海的技能指明了方向，至今仍是我们的重要工作法宝。我们要牢记习近平同志嘱托，大力弘扬“滴水穿石”的韧劲精神、“弱鸟先飞”的追赶意识和“行动至上”的优良作风，一起想、一起干、一起拼。习近平同志在闽东“反腐倡廉”的举措与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思想一以贯之。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狠抓反腐倡廉工作，严查干部违法违纪占地建私房、铁腕清退干部有私房又占住公房、指导推出“公务接待12条”，狠刹不正之风，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反四风”“打虎拍蝇”等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紧密相关，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如一抓反腐败斗争和作风建设的坚定意志。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习近平在宁德》系列采访实录、《摆脱贫困》等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深刻领会实录和文章中蕴含的丰富内涵，怀着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对事业的坚定意志，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打造政治过硬、本领过硬、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网信铁军。我们在主题教育中要承担双重任务，既要抓好自身学习，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又要结合工作特点，做好主题教育网上宣传工作。要发挥网络优势、主动设置议题、加强舆论引导，把主题教育的重要意义和进展成效阐释好、宣传好、引导好。要用好“两微一端”，积极转载跟帖、点赞评论，不断扩大《习近平在宁德》系列采访实录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切实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福建落地生根、入脑入心。要发挥网评队伍作用，积极传递正能量，引导网上主流舆论，为坚持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加快新时代新福建建设营造良好网上舆论氛围。（福建省委网信办）

（作者：许守尧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网信办主任）

学习时报：蔡局长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担任地委书记时，您是古田县委书记。请您谈谈第一次和他接触时的情形。

蔡天初：好的。第一次见到习书记，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对古田县非常关心，高度重视库区工作。我先讲讲当时古田县的基本情况吧。古田县是福建一个非常特殊的县，“库区”是古田县最大的县情，库区建设和移民工作是古田县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工作。上世纪50年代，国家“一五”计划将古田溪水电站列为全国第101个重点建设工程。1958年，库区建成，淹没了一座千年古城和4万多亩良田，形成水域面积37平方公里和大小岛屿36个，4万多搬迁移民需要安置。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当时全县包括扶持资金在内的各项补偿资金不足5000万元。又恰逢“大跃进”运动，提出了“三年搬迁任务，一年完成”的口号。移民搬迁，采取“先后靠、后外迁，先本区、后外区，先本县、后外县”的政策，造成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现在的古田县城就是1959年在人工湖旁边建起来的“新城”，到2019年正好60年。所以我们常说，古田县既是一个千年“古”县，又是一个甲子“新”县。

第一次搬迁30年后，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国家“七五”计划提出要建设水口电站。1989年，古田县又面临第二次库区移民，涉及两个条件较好的临江乡镇黄田镇和水口镇，需要移民2万多人。两次水电站建设，古田县累计移民和需要移民6.3万人，淹没村庄69个。第一次搬迁遗留的问题还没有全部妥善解决，又面临着建设水口电站新的搬迁移民任务，工作压力特别大。

习书记到宁德上任不到1个月，也就是1988年7月2日，他第一次到古田县调研。这也是他上任后到基层走访调研的第一站。

在得到习书记要来古田县的消息以后，我和班子成员都感到十分兴奋和激动，同时也有些紧张。激动的是习书记第一站就到古田县来，说明他对古田县的工作十分重视。紧张的是我1987年8月才从福安县委副书记任上调到古田县担任县委书记的，担心吃不透县情，汇报不好，心里十分忐忑。于是，我马上召集班子成员开会，就“如何汇报、汇报什么”征求大家意见，并准备了一份汇报提纲。

我是在汇报会上第一次见到习书记的。没想到一开场，习书记跟大家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这个古田是闽东宁德的‘古田县’，不是闽西龙岩上杭县的‘古田镇’，普通话要是发音不准，还会把‘莆田’和‘古田’混在一起。我这次来古田县，是‘看准了’才来的。”听了习书记的开场白，在场的干部都笑了起来，感到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我紧张的心情也很快平静了下来。我原本准备向习书记逐一汇报古田县的各项基本情况，没想到习书记紧接着就说：“我知道古田有一座很大的梯级水电站，是一个库区大县，现在库区移民的生活、生产情况怎么样？”习书记短短几句话，就直奔主题，讲到他关心关注的古田县的重点。

听习书记这么一说，我便抛开汇报提纲，如实汇报了库区移民存在的三个遗留问题：一是沿库后靠定居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出路问题；二是县城城关的市政建设和社会配套服务问题；三是各类移民房屋和土地的补偿问题。习书记听了以后说，民有所呼，官必有所应。我们要正视困难，不要回避问题，新官要理旧账，干部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要敢于担当，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班子成员更要拧成一股绳，团结带领干部群众，把一个一个问题都解决好。习书记的这番话给了我们很大信心和鼓励，他心里时时刻刻挂念着群众、关心着群众，还关注着干部队伍的思想情绪，让我们感到特别温暖。

汇报结束后，原本我们向古田溪水电站借了一艘大船，想请习书记上船沿湖转一转。习书记说，乘船游湖就不去了，我们还是到基层、到库区走一走。说完就让我带队到安置搬迁移民的黄田新镇去视察工程施工情况。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后来还曾再到古田县调研走访，请谈谈他对古田县的建设和发展还提出了哪些要求和设想。

蔡天初：我记得习书记一共来过古田县3次，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一次，第二次是1989年7月10日。当时，建设水口电站形成的库区淹没了闽侯县、闽清县、古田县和南平市的部分村镇。时任省委书记陈光毅和省长王兆国带领省直机关有关厅局负责同志共40多人，沿途视察水口电站的建设和库区移民情况。到古田县库区时，习书记和行署专员陈增光陪同视察。

第三次是在1989年8月，习书记来古田县开展专题现场办公，专题调研古田县应该如何搞好食用菌产业发展。习书记专程前往食用菌新品种生产基地，从装料、杀菌到接种、培养，每个流程都仔细察看，详细了解食用菌新品种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等情况。习书记3次到古田县视察工作，提出了很多先进发展理念，作出了很多重要指示，很多都是我第一次听到，让我印象极为深刻。

习书记说：“古田县不要把库区工作看成难事，只看到困难重重，更要看到并发挥库区本身的优势。”他指出：“古田县发展山区经济要坚持因地制宜、综合开发的方针，要把新老库区的工作装到一个盘子里考虑，新老库区一起开发，通过改善移民安置区的生产资源条件、基础设施条件，扶持移民发展生产，使其形成良性循环，具备自我发展的条件，将重点工作放在发展生产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从库区工作的角度来谋划古田县发展定位，而“新老库区”这个概念也是由他第一次提出来。习书记站在全局高度来概括古田县的经济发展，给我们指明了方向，给了我们很大启迪：不是说搞水口电站淹没了两个村镇，我们就只考虑把这两个村镇建设好，而是其他事情也要一并考虑进来，新老问题都要解决、一起解决。

习书记还对我们说，搞好库区工作，特别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群众提出来的问题不要怕，不要回避，一定要深入到基层去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你越是害怕困难、回避困难，困难就越多，群众意见就越大”。他指出，抓好移民新村安置问题，必须坚持“三靠”：一靠政策，做库区工作不能离开国家出台的相关规定、条例和文件，而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二靠党员，要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干部的骨干作用，不能只靠县委书记一个人、只靠领导班子几个人，要把广大党员干部动员起来。三靠群众，要走群众路线，坚持库区事务公平、公正、公开，民主决策。后来，我们按照习书记的指示要求，专门开展县领导驻乡信访接待活动。1989年6月15日，首次县乡两级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在凤都、凤埔两乡进行，有数百名群众前来上访，县里通过信访接待，了解了情况，解决了问题。我们组织骨干力量，组成援库工作队下基层，还组织县直机关各口包村工作队下乡入户，对群众关心的重大利益问题，采取公开公平公正的方法研究解决，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1989年8月16日，我们在黄田镇尝试用抽签方式分配宅基地，一块宅基地规划好以后张榜公布，进行两轮抽签，第一轮抽序号，第二轮按序号抽宅基地，杜绝了“打招呼”“递条子”“走后门”的现象，避免了很多矛盾和纠纷，得到群众欢迎和好评，取得了很好效果。此后，包括“安置选址”“三通一平”以及各项补贴发放也都坚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处理。习书记提出的“三靠”工作法，让我们尝到了甜头。

谈到发展古田县经济，习书记说，要搞好综合性立体开发，搞以种养为主的开发性生产。“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古田县，耕地资源匮乏，是个名副其实的山区农业大县。习书记分析了古田的粮食、食用菌、水果等农业产业优势，侨台优势，文化优势，以及潜在的旅游等优势后，他指出，古田县山区多是劣势，也是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要扬长避短，尽其所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区特色农业和加工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才能更好地推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更快实现脱贫致富。在召开全县库区开发性生产工作会议上，县委落实习书记指示，提出搞好四个开发，即“山上开发、田园开发、庭院开发、科技开发”。除了抓好庭院食用菌生产和3000亩“造田计划”外，还根据古田水域面积大的特点，做好“库湾养鱼、池塘养鱼、网箱养鱼”工作。为了落实好开发性生产，县里组织建设食用菌专用房、种植古田特色的绿麻竹、搞湖面库湾网箱养鱼、扩建食用菌农贸市场、开山种果办果场等。如今，古田淡水鱼的养殖已获得省授予的无公害产品标志证书；山地果树开发项目，在库区建设了几个万亩水果基地，甜橙、水蜜桃、油奈、柿子、杨梅五大品种成了古田县的品牌水果；古田的油奈还被引入省“星火计划”发展项目，等等。

习书记到库区黄田、水口新镇调研时，还提出发展库区经济要因地制宜。水口新镇原计划迁至朝天桥，后选址在象鼻山和西瓜洲一带。在夏季，仰仗大山深处独特的气候和地理条件，闽江水面上雾气升腾、高洁而优雅，水流又在弯口村360度神奇“调头”，宛如一幅风韵别具的水墨画卷，悠然神秘。习书记见到这样的景象以后赞不绝口，说水口真是一个好地方，水库可以防洪、发电、灌溉、供水、水产养殖，也可以搞旅游开发、建立摄影基地等，发挥综合效益。他还说，要巩固传统优势，扩大现有优势，发挥潜在优势。言下之意，就是传统优势、现有优势、潜在优势，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丢，要统筹兼顾、齐头并进。习书记对古田情况十分了解，他还给我们出主意，结合黄田镇和水口镇历史上是“铁路、公路、水路交通枢纽”的特点，发展“水陆运输、中转搬运、养殖捕捞、饮食服务”和“食用菌产业”相结合，多管齐下，多轮驱动，把各行各业都带动起来。

习书记还对县委工作和县委书记工作提了明确要求。他在一次谈话时说，对于一个县来说，不要随随便便就提什么国际发展战略，要建设什么一流大都市，还是要踏踏实实做好基层工作，不要空谈战略规划。习书记告诫我们，做事一定要务实，要反对空喊口号。习书记还要求我们县委书记要有全局观念，要严格要求自己。他说，县委书记身边常常前呼后拥，大家都跟着你干，责任非常重大，一定要有全局观念，要严格要求自己，要到基层去。特别是在闽东宁德这样的贫困地区，主要的工作就在基层，就在农村，要常到基层去走一走看一看，才能解决问题。当时，由于库区淹没了大量土地，堤坝的地基都是新的，针对这个情况，习书记提出了“三防”，即防洪涝、防崩塌、防事故。他说，库区工作就是要务实，要到基层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是要修多宽的马路，建多漂亮的房子，钱不能花在表面文章上面。目前看来，最重要的还是要把钱花在“三防”上面，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降低群众生产生活的风险。

采访组：菌菇种植是古田县的支柱产业，习近平同志当时对这一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哪些工作思路和明确要求？

蔡天初：古田县原本耕地条件有限，又由于水电站建设淹没了大量土地，耕地面积更加不足，群众为了生存，就开始搞食用菌生产。当时，我们古田县在白木耳（即银耳）的人工栽培上取得了突破，又在香菇产业上取得了进展。靠着食用菌产业，古田县库区移民的生计有了保障，心也渐渐安定了下来。习书记非常支持古田县发展食用菌产业，他说，库区工作遇到这么多困难，就是要有开拓创新精神才能解决群众面临的问题，才能稳定群众的思想。

然而，人工栽培食用菌要利用阔叶林做原料，在当时也有人反对我们，认为这样破坏了环境。习书记对古田县食用菌生产中产生的“菇林矛盾”十分关心，因为他一直十分重视环境和生态保护。他指出，食用菌促进了闽东的经济发展，但必须处理好食用菌和其他产业的关系，特别是和林业的关系。食用菌发展比较快的地方，可以搞林菌挂钩。于是，我们尝试着用新疆的棉籽壳来代替木材，还充分利用秸秆类、果树枝丫类、木材加工厂的下脚料、麦麸等进行人工种植，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样既充分利用了土地，减少了树木的砍伐，又缩短时间，还提高了产量和产值。习书记非常支持这些做法，他肯定食用菌生产是古田县一个很重要的产业，要大力推动。随后，古田县的食用菌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就是习书记非常重视食用菌生产的科研。他说，要先掌握好食用菌生产技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才能够占领市场。我们要开展好国有的科研，民间的科研也要大力支持。为落实好习书记的指示，我们下大力气组织县科委、科协搞食用菌生产研究，特别是鼓励民间成立“食用菌研究所”，攻克人工栽培的难关。通过这些举措，在菇棚的搭建、菇段的排放、菌种的生产、新品种的开发等方面，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很大突破。后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古田县的食用菌产量这么高，全世界的白木耳基本上都是古田县产的，还有很多人慕名前来参观学习白木耳生产技术。我告诉他们，在我们古田县，光是研究食用菌生产的民间机构就有30多家，他们不断开发、不断研究，1989年10月成立了县竹荪技术研究会，不光成功研发出人工栽培的食用菌第三代新品种“竹荪”等，还先后研究出茶树菇、蘑菇、黑木耳、姬松茸、猴头菇、草菇、金针菇等60多个品种的人工栽培方法。我们的民间科研力量这么强大，首先要感谢习书记，这正是他对民间科研大力支持的结果。水口镇朝天桥村是经历过3次移民的特殊村，全村90%以上家庭种银耳，光这一项收入每年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从“上访村”变成小康村。黄田镇双坑村，是全移民新村，县农技人员带技术下村，帮助群众种绿麻竹，这项种植人均年收入超过1000元。习书记后来总结说，古田县的群众探索出了一套工厂化栽培食用菌的生产技术，形成了一个个专业村，这是古田县人民的创造和发明，是一项重大科技成果，一定要进一步推广和发展，其他山区县也可以学习古田种菇和经济作物的经验。

1989年8月底，习书记打破常规，召集地委、行署班子成员和9个县委书记专门到屏南偏远的大山里举办一期读书班。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县委书记谈发展一县一品”。我汇报了菇棚升级改造问题，也就是用先进实用技术提升食用菌生产方式，拓展食用菌产业发展。记得习书记听完汇报，肯定了古田食用菌产业发展壮大取得的成绩，还对市场作了一番精辟的论述：“要用智启动市场、用力拉动市场、用情激活市场、用品征服市场。”后来我们就按这个指导思想来开拓食用菌市场。1989年10月，在开发区兴建古田县食用菌市场，周边安排60多家配套行业，还设立展览厅和业务洽谈室等服务设施，成为国内第一个食用菌市场，日客流量千人，成交量20多吨。乡镇也相继建了16个食用菌专业市场。

习书记在总结古田食用菌产业发展时指出，古田县坚持一县一品，以食用菌特色产业带动县域经济发展，路子对、效果好。要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扩大宣传推广、创新营销手段、形成特色品牌；要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拓展物流、包装等上下游产业；要注重产学研对接，做好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要提高产业组织化程度，努力推动食用菌产业做大做强做出特色。在习书记的支持和指导下，我们动员移民家家户户种植食用菌，既抓安居，又抓乐业，走“食用菌开发的路子”。在当时，就实现了全县年种植食用菌11亿袋、产值60亿元，有20多万农民从事食用菌相关产业。古田县也逐渐成为“中国食用菌之都”，古田也有了“四个乡”的美名：“水电之乡”“食用菌之乡”“华侨之乡”“文化之乡”。现在，古田县的食用菌产业，特别是人工栽培银耳，占据了全国95%、全世界90%的市场份额，对于古田这样一个库区移民县来说，这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都得益于当年习书记对食用菌产业的支持和指导。

关于搞好综合性开发，习书记还讲，要敢走出家门，去外面闯天下。那时候海南刚刚建省开始搞开发，古田县当地有一个农民叫张钦灿，他想组织一批古田人去海南岛种植食用菌，问我能不能去。我把这事情向习书记作了汇报，习书记说，要鼓励大家走出家门，出去闯天下。1989年，这个人就去了海南种植香菇、白木耳等食用菌。现在他已经在三亚建设了一个综合性农场，还种芒果、香蕉、菠萝等，有5000多古田人在那里创业。他还成了海南省的劳动模范，企业也被评为海南省先进典型。现在，古田县大约有3万多人在外从事食用菌产业的营销相关工作。

记得习书记第三次来古田县现场办公的时候还指出，只搞农业食用菌生产还不够，还要搞更多的开发性生产型工业建设项目。1990年1月6日，按照他的指示，我们在黄田镇烟台岗兴办古田抗生素厂，于1992年6月30日投产，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习书记还非常关心古田县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先进典型。我们有一个专门搞菌菇栽培研究的技术能手叫彭兆旺，被称为“袋料菌棒栽培香菇”技术创始人，研究出人工栽培菌菇技术，并无偿提供给广大农户。这项技术使香菇生产周期从2-4年缩短为8个月左右，成本降低50%-60%，产量提高5-6倍，使得古田县的食用菌产业一举超过日本。日本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说在日本生产食用菌又是盖房子，又是装空调，还要用计算机控制温度和湿度，而你们古田县就在田里面盖一个草棚，就能够生产出食用菌来，真让人感到非常惊讶。彭兆旺为了研究人工栽培食用菌技术，花了8年时间到四川成都附近的菇林去研究食用菌的生长。后来有一天，他在闽江边看到有一个菇菌掉到水里泡了以后，长出菇来。他茅塞顿开，原来人工栽培菇菌要在适当的时候用水泡一下再拿出来，由此他攻克了人工栽培食用菌的技术难关。习书记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和福建省委副书记期间，曾两次专程到彭兆旺的生产基地视察菌菇生产情况，对他开展的食用菌生产科研十分支持，鼓励他“让山区农民摆脱贫困，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彭兆旺在上海成立了菌棒制作基地，国内完成80%的工作量后直接出口。他们出口的香菇、白木耳都不采摘，直接装运，因为轮船航行还需很长时间，这样菌菇可以在船上继续生长，等到岸以后直接采摘上货架，这样不仅更加新鲜，还节约了生产时间和成本，开创了“移动农业”的先河，大大提高了效益，为世界食用菌生产技术发展作出了贡献。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蔡天初：印象最深的就是1988年11月27日，宁德召开地委三级扩大会，习书记在会上的讲话可以说是“让人震撼”“耳目一新”。在这次会上，他提出了“滴水穿石”“弱鸟先飞”“四下基层”等几个十分重要的思想理念。关于“滴水穿石”，习书记指出要“根本改变贫困、落后面貌，需广大人民群众发扬‘滴水穿石’般的韧劲和默默奉献的艰苦创业精神，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关于“弱鸟先飞”，习书记说“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我们的群众都要来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四面八方去讲一讲‘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辩证法”。“四下基层”，即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当时在宁德干部队伍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任干给一任看”。习书记把这句话改成了“一任接着一任干，任任干给群众看”。

习书记很看重党员干部作风问题，在宁德狠抓反腐倡廉，对干部的要求相当严格。当时地委发了许多文件，要求整顿作风，以严肃态度清理干部违规建房。当时古田体育场四周有不少违法违规建房，群众反映强烈，占地盖房的很多领导干部都是本地人，甚至个别县领导也包括在内，中间关系网非常复杂，拆除的阻力也很大。我向习书记汇报了此事，习书记说，反腐倡廉没有死角，要惩治腐败，就要抓到位。这番话让我们感受到了他抓廉政建设的意志和决心。习书记告诉我们，不要有顾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有了习书记做后盾，我们一口气把所有违规建设的住房全部拆除掉了。

习书记爱读书、爱思考，特别爱看县志。记得他第二次到古田调研时，晚饭后，他问我，能不能找一本《古田县志》，他想读一读。我当时也不太清楚，就嘱咐县委办公室的同志去找一本《古田县志》。过了一会儿，办公室同志拿来一本民国时期出版的县志，我当时就觉得，习书记交代的这个任务应该是完成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习书记对我说，“古田县志有3种版本，一本是民国的，一本是清乾隆年间的，一本是明朝万历年间的”。我当时就愣住了，我在古田县当县委书记，都不知道这些。这说明他看书不只是看个大概，而是看得很深入。他还告诫我，要多看看县志，能从一个侧面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变迁，对工作会有很大帮助。他说现在的县志都是表格资料性质的，不像过去主要是记载事件和历史，所以过去的县志和现在的县志都要看。事后，我专门去了县档案馆和图书馆找了几种不同版本的县志，认真学习，收获很大。

习书记还很善于思考总结经验，他不仅自己总结，还支持鼓励广大干部群众一起思考总结经验。习书记在宁德期间总结自己平时工作中的思考和经验，写了《摆脱贫困》这本书。1989年9月5日，在为《闽东四十年1949—1989》作的序言中，他写到：“我相信，这本小册子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再立新功。”1989年12月28日，他为“1990年中共宁德地委工作会议典型材料汇编”《滴水集》写了序言，他写到：“《滴水集》的汇编，旨在讴歌时代精神，弘扬社会正气，通过英模人物和先进集体的典型示范作用，将艰苦创业的精神发扬光大，成为推动闽东各项工作的巨大力量。”《滴水集》中很多详实的具体做法、例子，成为各地学习推广的良好典型。比如，古田县瑞岩小学校长苏玉桂适应山区艰苦办学环境、创新探索教学方法的典型经验得到推广后，原本教育不算拔尖的古田县，第二年升学指标排到了全地区第一。

习书记很爱游泳。他曾对我说，在工作忙时通过游泳消除疲劳是个好办法。他还开玩笑地说：“游泳要赤脚，可以更接地气。”他在古田调研时，晚上就约我一起到游泳馆游泳，每次都能一口气游3000米。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工作以后，和您还有哪些接触和联系？

蔡天初：习书记1990年5月调到福州担任市委书记，我还继续在古田县工作，我们的联系相对就少了。有一次，我去福州看望一位老同志，没想到竟然与习书记在楼道里迎面相遇，更没想到他和秘书手里竟然各抱着一箱“快熟面”（方便面）。见到我这个老部下，习书记很高兴地腾出手来与我握了握，我问他，你怎么去买这么多快熟面？他的秘书说，习书记工作很忙，经常错过饭点，就一个人在家吃“快熟面”。我当时听了很感动。

还有一次，省里召开省委扩大会，在会议休息期间，我正巧遇到习书记。想不到，习书记还惦念着古田县的经济发展，他对我说：“古田食用菌产业是个大文章，古田要好好总结经验。”我心里十分感动，牢记习书记嘱托，回去以后，写了好几篇文章发表在《福建日报》上，宣传推广古田县食用菌产业发展的经验。

后来，习书记到省里工作，我1992年底调到了省体育局，又在工作上得到他的指导，筹建体育馆和游泳跳水馆；看望一线运动队的运动员、教练员；到贵安、集美、漳州、东山体育运动训练基地视察工作。习书记还多次就如何发展福建的体育事业与我谈心。他曾跟我讲，你以前在古田县当县委书记，是一项综合性工作，你现在搞体育，不要以为是一个单项工作，这也是一个综合性工作。他说，不管你干什么工作，都要学会“弹钢琴”，十个指头要协调好，要有全局观念。体育不仅仅有竞技体育，还有全民健身运动，还有体育产业，还要搞好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这四个部分的内容都要抓，缺一不可。习书记提的这几点指示非常深刻，为我搞好体育工作指明了方向。他还说，落实好“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搞体育不要只看到金牌，只抓金牌，也要注重全民健身，要把全民健身列入省政府每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中，要为群众提供公共健身场所，提高人均活动场所面积，提高体育活动人口数量。后来，我们就在全省搞了一个“全民健身路径”工程。完成后，我写了一封信向习书记汇报，告诉他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全民健身路径”的建设情况，希望他抽空过来看一看。习书记很高兴并给我回信，说他一定来看。记得是在2000年10月中旬，那天他早上6点多钟就前来视察。他说，要看就早点来，看一看群众晨练的情况。他看了我们在闽江边搞的这条“全民健身路径”后很高兴，特意在那里坐了一会儿，亲自上前去摇了摇健身器材，还走到篮球场投了个篮，没想到球直接进了。我现在都还记得非常清楚，他进球后说了很有意思的一句话：“看准了就要投”，现在看来，简简单单一句话很具深意。

习书记还提出，教练员、运动员要注重学习，要多看书、看报，他对加强教练员、运动员思想政治和文化教育这项工作非常重视。按照他的指示，体育局于2003年筹建集培养竞技体育专业人才和社会体育管理服务人才为一体的福建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为了加强体育运动项目管理，福建省计划成立10个“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我向习书记汇报了这件事情，得到他的支持，在省委常委会上顺利通过。福建的这种做法很快在全国得到推广，在国家体育总局和各省都成立了各级“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当时，我还邀请习书记担任“福建省技巧、体操协会名誉会长”，没想到他欣然答应。后来，我请他来参加省武术协会换届大会，他不仅出席，还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他对武术也很有兴趣，武术文化是我们国家代代相传的国宝。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蹦床运动也是在习书记支持下发展起来的。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后，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同志来福建慰问，他说他去国外考察时，发现了一种蹦床运动，但我们国家还没有引进。他认为福建人瘦小、灵活，开展这个项目很有优势。我和省体操技巧运动管理中心负责人杜辉雄教练向习书记汇报以后，他当即就表态全力支持。于是，福建省成立了全国第一支蹦床队。后来，福建省的蹦床选手多次在国际大赛上为国争光。

习书记离开福建以后，工作更加繁忙，我们联系更少了。2010年，他和彭丽媛老师一同回到福建，专门找我们这些和他共过事的老同志一起见面，还拍了照片。记得当时省委书记孙春兰同志准备向他介绍我们，没想到他说，“你不用介绍了，我比你对他们更熟悉。”我们感到，他还是当年那个平易近人的习书记。

今天你们采访我，让我再一次回顾了30年前的点点滴滴，感到就好像又回到了当年与习书记一同工作的年代。可以说，他的思想方法、工作思路、作风谈吐都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让我受益终身。真希望他还能再到古田县看看，到宁德看看，看看30年后的今天福建农村发展的新面貌。

采访组：张学清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时，您是行署副专员。他刚到宁德时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张学清：习书记到宁德时正值夏天，天气热得很。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却像一袭清风，让人耳目一新。他给我的最初印象可以总结成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开场不把锣鼓敲”。在一般人印象中，新官上任三把火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习书记却不然。他刚到宁德那天，我们班子成员集中到老地委大院二楼的会议室，原本以为会是一次隆重的欢迎仪式，可没想到习书记一点也不摆领导的架子，不仅着装朴素，而且也没有因为到一地主政就高谈阔论或是立下“豪言壮语”。相反，他只是言简意赅地向大家表了个态，表示在宁德一定做好自己的工作。这个见面会很快就结束了，让我们这些参会的同志感到有点意外。

二是没想到人刚来就“失踪”了。习书记到任以后，我们都做好了他找我们谈话了解工作的准备，但等了好久，我们发现他谁都没找。大家都很奇怪：新来的地委书记怎么好像“失踪”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刚到宁德没几天，就立马下乡去调研，一走就是一个月，一走就走遍了宁德的9个县，而且还去了相邻的浙江省部分地区。

三是没想到他要换种方式带领宁德干部“冲一下”。有一次他在和我谈话时说起，他到宁德上任之前，福建省委主要领导曾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到宁德能够好好地“冲一下”。习书记说，他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我听了感到很兴奋。因为当时我和所有宁德人一样有着共同的心愿，就是希望宁德能够抱上“金娃娃”，改变落后面貌。应该说，当时宁德经济发展的担子很重，从外部环境讲，全国正处在治理整顿阶段，通货膨胀严重，各地发展都受到制约，都在“收”;从内部环境讲，宁德作为“老、少、边、岛、穷”地区，欠账太多，关键是穷。而且，宁德为了国家和地区战略发展需要，做出了很多贡献甚至牺牲。比如说，原来古田溪水电站是福建省装机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但发出来的电主要供福州使用;宁德三都澳港是世界少有的良港，但为了国防需要，一直没有开发。听习书记说要“冲一下”，我心想，我们自己本身有港、有电，如果习书记再能拉来大项目，宁德一定能够快速脱贫。可没想到，他又对我说，宁德经济发展，慢不得，也急不得。我心想，这要怎么“冲”呢?没想到没过几个月，他就在地委工作会上提出“滴水穿石”的观念。

习书记说，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要受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地理因素等诸多方面的制约，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他提倡立足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而不是不甘寂寞、好高骛远的空想;他提倡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而不是新官上任只烧三把火那种希图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他提倡锲而不舍的韧劲，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他当时就讲，“几任干部一本账、一任接着一任干、任任干给群众看”，与当今提出的“功成不必在我”是一脉相承的。

可以说，当年的习书记给宁德带来了全新的发展理念，而且的确用这些全新理念带领宁德“冲”出了新局面。

采访组：从您当时分管领域的角度看，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哪些全新的发展理念?

张学清：我当时协助专员分管财政工作，习书记虽然是党委一把手，但对经济发展非常在行，提出很多新颖而且切合实际的观念。比如，他认为闽东的经济建设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问题，闽东要发展，就要走一条“大农业”的路子，即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农业，以农业商品观念替代以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观念。再比如，大家都知道习书记在宁德提出“弱鸟先飞”的发展理念，他意识到当时干部群众普遍存在“等靠要”思想，希望国家多拨资金，多安排一些计划内原料，但他指出要把解决原材料、资金短缺的关键，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来，这种思想意识的转变是“先飞”的第一要义。他还强调商品经济建设不能搞政治和经济“两张皮”，各县的五套班子都要围绕经济建设来做好本部门的工作，搞“经济大合唱”。他在基层调研时听到有不少同志反映乡镇非经济工作牵扯了乡镇干部的大部分精力，就提出要杜绝这类状况，强调乡镇干部的主要精力和时间要用在经济工作实践上。这些观念和要求，在今天看来都是有现实意义的。

习书记专门就闽东财政经济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充分展示了他的辩证思维。他认为，财政经济绝不是只管收支的钱袋子，而是调节经济的大杠杆;运用财政杠杆的调节作用，决不能简单认为是给某某地方多发几个钱，向某某地方多收几个钱，而应产生于正确处理好财政经济的几种关系，比如全局和局部的关系，紧缩与发展的关系，多办事与量力而行的关系。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提出正确处理增加财政收入与搞活企业的关系。当年宁德很穷，我做财政工作有切身体会。1985年我刚接手工作时，宁德一年的财政收入才5000万，还比不上邻市一家酿酒厂产生的利税贡献。后来我向习书记汇报工作时谈到这些，他却对我说，要有大财政观念，不能把增加财政收入理解为“卡紧企业”，只有企业发展了，财政收入才有源源不断的活水，水涨船高、泉大水足就是这个道理。

习书记讲话通俗易懂，经常用很形象的语言表达一些抽象的道理。比如谈到利税大户和普通企业的税收问题时，他指出既要抱好西瓜，又要捡好芝麻，一点一滴都要做好，积少成多。增加财政收入要与搞活大中型国有骨干企业相结合，要有“先予后取，培植财源”这样远见卓识的财政观，讲究“欲取姑予”的艺术，不做“竭泽而渔”的蠢事。他还强调，在当前治理整顿、紧缩银根的情况下，财政部门更要通过资产融通，大力支持工农业发展。这些话在当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在增加财政收入问题上，他还强调要处理好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既要积极争取外界支持，更要深挖自身潜力发展地方经济。这与前面讲到的他提倡“弱鸟先飞”也是一致的。

我有一组数字，1990年福建全省财政收入209亿，宁德只有2.3亿;但从增长幅度看，全省“七五”期间财政年均增长17.3%，宁德年均增长27.3%，超出10个百分点，进步是显著的。从具体工作上讲，乡财建设、特产税管征在全省都得到认可，习书记在宁德开展经济工作的成效也得到了广泛认可。

采访组：在具体工作中，习近平同志给您留下哪些深刻印象?

张学清：习书记在宁德期间，有两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治理宁德标会“会灾”。“标会”是一种民间融资形式。农村里相识的村民你出一些，我出一些，大家把钱集中起来，轮流使用，有人把它当作救急良药，有人把它当作理财工具。但由于这种形式是游走在法律之外的，风险极高，不断发生“倒会”卷款潜逃事件，让不少老百姓血本无归。这在当时的宁德一度风靡。我记得1988年底的时候，原宁德县(今蕉城区)出现了一起涉及2万多人的“倒会”事件，涉案金额大，超过亿元，一些机关单位的干部也牵涉其中，影响极坏;性质复杂，其中正当的民间融资与非法的金融诈骗卷在一起;时近春节，一个县的城关镇近一半人牵涉其中，许多人为了要账到对方家里搬东西、砸东西、打人甚至非法拘禁，已影响到社会稳定。

1989年元月，地委连续两次专门听取关于这次“会灾”事件的汇报，问题集中到两点上：一是如何定性，二是如何处理善后。当时基层有个说法，希望政府出一种“会票”，当作官方担保的“中间人”，可这样无形中会给政府带来负担。面对这些问题，年轻的习书记明确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不要随意定性，要按证据办事。他考虑涉及的普通百姓较多，不宜轻易定性，但对其中个别明显属于金融诈骗性质的，该抓就抓，绝不姑息，对于大多数群众还是要持保护态度。第二，政府“会票”不能发。他提出，要重视民间调解方式在此类事件处理过程中的应用。这个话一出，解决方法就很活了。比如我暂时还不了这个钱，就让我家族中有声望的亲人做担保，平息各方争执;家里有什么物产，也可以用来抵一部分欠账。总之，就是运用各方愿意接受的民间调解方式来解决民间纠纷，而不是盲目把矛盾上交给政府。我们当时觉得习书记这个意见非常好，就是充分发挥民间力量来解决老百姓自己的事，事半功倍。第三，他强调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各级政府要加强力量，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控制事态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确保老百姓过一个平稳的太平年。

当时“会灾”导致许多群众跑到地委行署办公楼上访，甚至经常出现闹访现象，我们的干部一度很挠头，不知所措。习书记这样子一表态，大家心里都有了主心骨，开始沉下去耐心做群众工作，县里也组织公安、信访、财政、银行各领域大量干部，深入涉案群众家中帮助解决问题，慢慢就把“倒会”问题平息下去了。可以说，没有习书记当时提出的成熟沉稳的指导思想，没有他当时快速反应的应变处突的能力，没有他对基层工作、对群众的殷殷深情，是很难很快把这件事妥善解决的。我们大家都很钦佩他。

还记得在那一年的年终考核中，省委组织部向班子反馈对习书记的评价，有句话得到大家一致认可，那就是他到宁德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树立起很高的威信”。确实，虽然我们与习书记在宁德共事只有短短两年时间，但他领导有方，指挥有力，作风过硬，大家的心情都很舒畅很愉快，对他是口服心服。

另一件事就是他支持在宁德开展“三教”活动。“三教”就是重教、支教、爱教，营造全社会重视教育、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浓厚氛围。习书记当时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那时省里也下达明确要求，要在1990年之前实现教育“一无二有”，即无危房、有课桌椅。上世纪80年代末，虽然改革开放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但国家的贫困面貌还比较普遍，像我们宁德，很多学校没有专门的校舍，学生们在寺庙、祠堂里上课的比比皆是。还有一些就干脆在危房里上课，学生自己从家里搬着小凳子来读书。那时候教育系统有一组统计数据，宁德农村的教学危房有14万平方米，建在祠堂、寺庙里的校舍还有23万平方米，课桌椅缺少3万套。习书记把这件事当成扶贫惠民的一件大事来抓，1988年9月19日，他召集班子成员办公会，专门研究教育问题。他讲到：一是要肯定成绩看差距，把教育搞上去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二是一定要下决心解决薄弱环节，办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这包括我们提到的改善办学条件实现“一无二有”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解决各地欠发教师工资的问题，稳定教师队伍;三是强调要分层次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不久后，也就是1988年11月，在地委工作会议上，习书记提出把开展“三教”活动作为新一年一项重要工作来落实。1989年1月还正式出台了实施意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切实落实领导责任，把是否开展好“三教”活动作为年终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采取地、县、乡共同出资的办法，限期解决“一无二有”问题，凡是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的，不准盖新的办公楼、宿舍楼;验收工作安排在当年年底，要用解决群众关心的教育问题成效检验各级干部的工作成效;拖欠教师工资问题也要同步解决，等等。后来，宁德的这项工作成果得到了省里的高度肯定，充分体现了习书记把教育事业当成民生工程抓紧抓实的务实作风与为民情怀。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把“四下基层”作为工作常态，当时您在参与过程中有哪些体会?

张学清：习书记在宁德提出“四下基层”，是他亲民务实工作风格的又一体现。当时我分管信访工作，但却是“新手”，之前没接触过，心理上有一点畏难情绪，甚至有一点担心。担心什么呢?一是怕没事找事，引火烧身;二是怕群众的工作难做，万一碰到胡搅蛮缠的怎么办;三是担心群众提出的问题解决不了;四是担心“四下基层”的机制难以持久，最后变成“半拉子工程”。当时和我有同样想法的同志还有一些，大家也都很期待，想看习书记会怎么干。没想到，他工作起来非常有章法：首先要求工作人员在基层发布公告，告诉群众我们要在哪天在哪个地方现场接访、现场办公;随后组织各有关部门，要求大家主动谋划，预判群众可能会提出的问题，提前考虑应对方案，并做好内部分工;最后，要求当天接访结束后各部门要自行小结，明确每件事落实部门和时限，争取尽快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后来，他本人亲自带队到基层接访，倾听群众所急所盼，可以说是以上率下，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宁德“四下基层”的工作机制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当时省委还专门把全省各地信访局局长带到宁德展开现场观摩，学习我们的好做法。这项工作在宁德一直持续到今天，从未间断。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三进下党”的事迹至今被广为传颂。您当时有没有参加，有哪些切身感受?

张学清：我参加过一次，就是习书记1988年7月19日第一次步行到下党那次。他带领班子有关成员和相关委办局的18名负责同志一同深入下党乡，既是去调研了解情况，开展现场办公，也可以说是带我们进行一次现场教育。

下党当时实在太穷了。不要说基本的公共设施建不起来，平时吃饭只有盐巴调味，连酱油是什么都不知道。当时人多去了几个，连开会场所都没法子解决，在廊桥上开会、吃饭和休息，就是习书记亲自敲定的。我们看了以后，确实很受触动，觉得不把这样的乡村百姓拉出穷窝，就对不起自己的头衔和职位。我相信习书记一定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后两次再进下党，都是他自己主动去的，那里百姓的生活始终牵动着他的心。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到福建省委工作，和您还有工作交集吗?

张学清：我1996年离开宁德到省直单位工作，任省物价委主任，那时候习书记已经在省委任副书记，分管“三农”工作。当时全省刚刚宣布村村通路、村村通电、村村通广播，是一件为民惠民的实事。但在通电问题上，就出现了“三乱四电”现象，即乱收费、乱加价、乱集资，人情电、关系电、权力电、偷窃电。反映最突出的就是乱收费乱加价问题，惠民的好事一度出现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乱象，当时《人民日报》还对福建这方面问题进行过披露。习书记对此事非常重视，亲自听取汇报并出席专题工作会。我们当时下了决心，一定要把电价压到1元以内，习书记知道以后非常支持，还支持我们开展舆论监督，提倡全省农民凡是遇到电价超过1元的有权拒付。在开展集中整顿的第一年，我们就为全省农民减负5个亿，第二年又减少3亿多，受到广大农民的好评。

2000年2月，我调任省地税局局长。那时候习书记已经是省长了，主管财政金融工作。他交给我两项任务：一是“带好队”，就是带好税务这支队伍。当时地税系统是从省到乡镇垂直管理，整个队伍有12000多人，都是“吃皇粮”的，要管好不容易。二是收好税。他下达给我们一个硬任务，就是帮劳动厅(也就是现在的社会保障局)做好社保费的收缴工作。起初，工作实施起来我才发现面临三大阻力：一是企业方面的阻力，因为收费就牵动企业，企业的负担客观上就会加重;二是随着企业负担加重，反映到政府层面，有的地方就会担心影响引进外资，继而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三是来自我们税务系统内部，不少人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毕竟税务局按理讲是依法收税，社保费收缴当时不是我们的分内工作。在认识没有统一的情况下，这件事的确很难办。

我向习省长汇报了自己的为难之处，他听了表示很理解，说完成这项任务，如果在人手、设备上有困难，都没关系，他会帮助我解决，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各方面的思想工作。他说，要给大家讲清楚，这个事是关系到福建社会保障工作落实、关系到社会安宁稳定的大事，税务部门要认识到这个做法的深远意义，统一思想，好好地收。他还说，针对企业担心的问题，完全可以给企业开诚布公讲明白，相信对方都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我们引进一家企业，不管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如果连这种基本的社会责任都不愿意承担，那么我们引进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简单几句话，我听出了习省长的信心和决心，也看出了他高瞻远瞩、着眼全局的领导风范。后来，为了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落实，习省长多次牵头召集相关领导和部门开会研究讨论，还专门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最终决定从2001年1月1日起，把地税征收、财政监督、社保发放作为一个工作体制确定下来，全面实施社保费地税全责征收。

那次开征前，全省社保费只能收到两三亿，有时候连这个数字都收不上来;2001年新体制实施后，当年就收了34亿，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厦门。今天来接受你们访谈之前，我特地打电话问省税务局社保处的处长，现在我们全省收取的社保费已经达到920亿。可以说，当年习省长为国家的社会保障事业、为全省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也亲身感受到他真是一位沉稳睿智、远见卓识的领导。

采访组：在日常接触中，习近平同志留给您怎样的印象?

张学清：和习书记共事过的人，相信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他为人沉稳、务实亲民、正派清廉。现在回想起来，他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展露出一个大国领袖必备的素养。或者说，在宁德，在福建，他的宏才大略已经初显端倪。原福建省军区司令员陈明端当时对习书记就有一句评价：习近平年纪轻轻，讲起话来有条不紊，真有大将风度。我们都很认同!

习书记在工作和生活上对自己要求都很严格。1989年3月，他牵头制定了《关于地委、行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主要包括12条：在职期间不准以任何名义占地营建私房;不准个人介绍基建工程;不准贪污受贿和索贿;不准违反招工、招干、招生、毕业生分配、征兵、复员转业军人安置和人事调动的有关规定，私自安插子女、亲友，谋求特殊照顾;不准在干部的提升、晋级和调配选拔上，违反组织原则和人事干部工作程序;公务往来不收礼，不向基层单位索要各种产品、礼品，索购紧俏商品;下基层不准大吃大喝，要严格要求按接待标准办伙食，按规定缴纳伙食费;不准公车私用，如特殊情况私事要用车，要向车辆管理单位缴纳用车费;不准利用职便以任何名义参与经商办企业;不准弄虚作假骗取荣誉或奖励;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带头抵制各种不正之风，不准为违法乱纪的人和犯罪分子说情袒护、徇私枉法;教育管理好家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个多月后，1989年5月15日，又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廉政建设的若干补充规定》，共5条：不准购买新的进口豪华汽车;不准修建超标准的办公楼、宿舍;领导下乡要轻车简从，不要到当地边界迎接上级领导;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除有关人员外，不要层层增加陪同人员;今后领导干部生病，各部门、单位不要用公款赠送慰问品，不以各种理由，用公款向领导赠送礼品，如有违者，财务部门不予报销，领导干部要把物品退还有关部门、单位或上交。你们看，他在30年前就针对作风问题提出如此细致的要求，直到30年后的今天，仍然强调反腐败要持之以恒，充分体现了他对作风问题一抓到底的决心，也体现了他身体力行的坦荡气概。

他在宁德经常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生活上要实行“最低标准”，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他到任以后不换车、不换司机、不换办公室，住就住在地委大院旁边的职工宿舍里，吃就吃在职工食堂，从没搞过特殊、开过小灶。

2010年9月5日，对我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晚上，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来福建视察工作，和我们几个在宁德共过事的老同志一起再叙情意。他当时讲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说福建是他成家立业的地方。他解释说，自己在厦门成的家，后来在福州生了女儿。而立业主要从宁德开始的，所以对福建对宁德有着特别的感情。他讲得实在，我们听了也很感动。

这一次接受你们的采访，我感到可谓正当其时。中共中央刚刚提出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通过访谈对曾经与习总书记交集过程进行点滴回顾，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体现。这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解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理解他对人民的深切情怀。

 采访组：您一直在宁德从事新闻宣传和社科研究工作，从研究的角度对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的情况多有了解。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如何理解宁德工作实践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发展中的位置。

邱树添：近30年来，我主要在宁德的新闻宣传和党务战线工作，尽管与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接触并不太多，但他在宁德、在福建工作期间，很关心宁德的建设和发展，我有幸多次随同他下乡调研视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工作。尤其他当年去过的那些乡、村，我后来抽空基本上都去过，因为工作关系有些地方还多次去过，算是“补课”，十几年来也利用空余或工作便利做过一些田野调查和资料收集研究。因此，对他的施政理念、总体谋划有了更深的思考。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从政生涯的宁德篇章，是他治国理政思想的理念萌发、理论雏形和实践源头，也可以说是重要策源地。他提出的许多令人耳目一新、津津乐道的理念和思想，都可以从宁德听到先声，找到破译密码。因此，对总书记宁德的从政经历深入挖掘梳理，全面展现他的心路历程，很有意义。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刚到宁德时，听说当时人们对他的期望值很高，他是如何回应人们这种期望的?

邱树添：习书记刚到宁德，给大家的印象就很深，因为他很与众不同。首先，他为人朴实随和。他的衣食住行都很简朴，说话办事也很和气，见人习惯先笑一笑。第二，就是博学。他爱读书，一到宁德就找各地的县志来看，懂的东西很多，什么事情都能讲出些新鲜话来。第三，做事大气。今天，我们从《摆脱贫困》这本书里可以感受到，当时他所谋划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个地委书记层面的思考。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他很有精气神。人们在私底下悄悄议论，说仔细看习书记走路的样子，多精神，人家没有说到了咱们贫困地区就无精打采的。放到以前，我们宁德的领导到省里开会都不敢往前坐，就是因为没底气。习书记却不是这样的。

习书记的父亲习仲勋同志是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加上他本人也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过，大家普遍认为他比别人有更多人脉优势，更容易向“上面”要特殊政策、要支持帮助，所以对他期望值确实很高。那一段时间，修建福温铁路、开发三都澳港口和建设中心城市这“三大梦想”，一度成为宁德社会上下的热议话题，宁德的干部群众中弥漫着一种急躁情绪。穷则思变，求富心切呀!再加上习书记这么一个背景，大家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能发生变化，抱个“金娃娃”。

面对广大群众的“高温”，习书记表现得非常沉稳，通过开展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及时给大家作了必要的降温。他提出要发扬“滴水穿石”精神，倡导“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任接着一任干。当时许多人听了，心里落差就很大，对“滴水穿石”的思路不太理解。有人说：“这个‘滴水穿石’要滴到什么时候呀?一滴一滴，得滴到猴年马月才石穿啊?”习书记很讲究领导艺术，面对这种尖锐的质疑，没有着急上火发脾气，而是十分耐心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是简单地灭火降温、简单地否定，而是添薪添水、烧温水，否定中有肯定，肯定中有否定。他对大家讲：“‘三大话题’的设想是好的，只是目前的条件还不具备。我们要积极筹划，条件一旦成熟，就可以大干一场。”其实仔细想想，1988年，全国都在搞治理整顿，怎么可能给宁德这样一个地方开口子“放水”呢?由于宁德是台海前线地带，国防建设需要远远大于地方发展，整个“一五”到“六五”期间，国家和省里对宁德的投资极少，根本就没有工业布局。一眼望过去，连根冒烟的工厂烟囱都见不到。那时大家开玩笑说，宁德除了火葬场有根大烟囱在冒烟，其他的地方都不大冒烟。什么基础都没有，连电都供应不上，拿什么去发展工业?拿什么搞“三大话题”?

习书记提出，为宁德百姓谋取利益，首先要立足实际，确定阶段目标，先搞以吃饱穿暖为主题的摆脱贫困、脱贫致富。经过反复的宣传讨论，他很快就把干部群众的思路引导到这个方向上来，从而为闽东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现在回过头来看，习书记当时作出那样的决定并不容易。但实践证明他的决定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

在贫困面前，习书记不是光要求立足实际，还强调自力更生，强调“滴水穿石”的关键在于不停地“滴”。他在调研中发现，宁德的贫困意识严重，言必称贫，认识上有问题，自信心不强，内生动力不足。表面上看是老百姓讲实惠，认为讲半天大道理，不如给一点小钱，搞个项目支持一下，帮助解决几个困难，实质上是“等靠要”思想，是一种典型的贫困意识。宁德明明有那么长的海岸线，为什么偏偏喜欢讲自己是山区?因为大家觉得是山区自然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戴着贫困帽子，争取国家更多救济。

当时，像这种贫困意识，可能不光宁德人有，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存在，只不过宁德更严重一些。当然，宁德的区位确实比较封闭，不管是陆路还是海路，资源都进不来，产生“等靠要”思想有其客观原因。但反过来想，一直戴着贫困帽子，就能解决贫困问题吗?所以习书记提出，要真正摆脱贫困，还是要自力更生。2017年春节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网与宁德福鼎市赤溪村村民代表视频连线，充分肯定“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鼓励闽东人民继续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久久为功，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采访组：面对宁德的落后面貌和复杂情况，习近平同志是从哪里开始入手改变这种局面的?在您看来，他有什么成功之道?

邱树添：习书记一到宁德，就下乡到基层搞调研。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去深入了解宁德。一方面，从书本上了解历史上的宁德，翻阅各县的县志;另一方面，从基层了解现实的宁德，下乡了解实情。在掌握大量情况基础上，采取了一些措施，摆脱贫困的努力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习书记1990年调任福州的时候，宁德的经济发展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和潜力。尽管还处于“经济老九”的位置，贫困的帽子还没有摘，但是摆脱了贫困线，把温饱问题解决了。当时《人民日报》还专门刊文，报道闽东摆脱了贫困线。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如果要说习书记的宁德经验或成功之道，按他讲得比较多的主要有两点：一个是靠党的领导，另一个是靠人民群众。这既是他教导大家的工作原则，也是他自己的心得体会和行动准则。我个人认为，还有一点是很值得一提的，那就是他的创新创造。党的领导是方向，人民群众是基础，他个人的智慧就体现在超常的创新创造上。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习书记的思路和智慧归根到底还是来自基层，来自人民群众。他与群众的关系，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深入”和“密切”。因为深入而密切，又因为密切而深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提出“四下基层”工作制度，您认为这项制度是如何推动闽东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

邱树添：我体会，习书记提出的“四下基层”，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方面面的建设，其中蕴含着许多尚未破解的政治密码。

“四下基层”的一条主线是转变干部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但核心和关键却是促发展。从信访接待到现场办公到调查研究，再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都有内在的逻辑，是相辅相成的。当时，一些机关干部整天浮在上面，不下基层，那怎么为老百姓谋发展呢?如果发现了基层的问题，又如何找到思路、为百姓排忧解难呢?这四项制度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四下基层”的第一个方面是信访接待下基层。宁德山高路远、交通闭塞，即使坐车到最近的一个县城也要两三个小时，老百姓跑来跑去上访更不方便，信件寄来寄去也不现实，贫困老百姓哪懂得寄信，深山老林里面也没法寄信。况且，坐车是要花车费的，老百姓宁可走路走一天，也要省下5块钱的来回路费。再说了，他们跑上来以后，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谁，两眼一摸黑，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习书记推出信访接待下基层，就是要主动贴近百姓，可以看出他对老百姓的态度，他是真正关心百姓疾苦。上级部门固定时间到各个县里去接访，变老百姓的“上”为干部的“下”，了解情况更加直接。

第二个方面是现场办公下基层，以及第三个方面调查研究下基层，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宁德这个地方，多年来交通极其不便，要解决基层发展问题，更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关键还是要深入基层一线去处理。现场办公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一时拍不了板、定不了案的，就在调研当中解决。调研形成的成果又反过来促进各个部门到基层进行现场办公，无形中提高了工作效率。不然的话，工作变成了马拉松，那还怎么摆脱贫困，弱鸟还怎么先飞、快飞?如果说信访接待下基层还是为百姓方便考虑，那么调查研究和现场办公下基层主要就是破解发展中的问题，帮助百姓找到脱贫致富之路。

第四个方面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政策最能稳人心。如果大家思想不稳定、不统一，就难以解决好发展问题。这就需要加强新闻宣传，通过加油鼓劲来推动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不能光靠几个干部跑几个村子，那样覆盖面太小，还要依靠宣传工具依靠媒体，当时最主要是依托报纸。所以习书记很重视办报办刊办台，他不是为了宣传个人，而是为了把它作为一种工具和抓手。一份地方报纸的发行量至少也有一两万份，影响力相对大。如果仅靠干部的嘴巴去宣讲政策，一个个都磨破嘴皮也说不清，影响面也有限。在他的推动下，停刊20年的《闽东报》很快复刊，《闽东通讯》随后创刊。他离开宁德之后不久，电视台也建立起来了。这些都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有效途径和舆论阵地。

因此，我认为习书记主政宁德最大的政治密码就在“四下基层”里面，“四下基层”提纲挈领，环环相扣，既谋一时、谋一域，也谋一世、谋全局。抓住这个主题，可以感受到习书记当年的谋划和意图，把握他在宁德施政的大致脉络。

采访组：您刚才谈到，“四下基层”工作方法蕴含着习近平同志宁德施政的政治密码。那么在这种全面性的工作布局之下，闽东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哪些积极变化?

邱树添：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是习书记在宁德工作的最大特点。现在很多人看到他出手反腐倡廉，带头抓党的建设抓思想政治工作，重视新闻舆论阵地建设和宣传工作，就联想到一个党务干部的形象。实际上，习书记对经济也非常在行，他最提倡的是“经济大合唱”，强调要把党的建设、党委领导当作推动经济发展的总抓手。他说：“每首歌，每支乐曲，都有它的主旋律。主旋律是歌曲的主体和灵魂。一个地方的工作，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也有主旋律——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墙上挂多少面锦旗，少了经济建设这一面就不风光。经济工作的主旋律要求每个部门、每个单位自觉配合，主动协调，总指挥就是地方党委、政府。”

在闽东工作期间，他首先提出农业发展要立足宁德实际，大念“山海经”，即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就是如何挖掘好山海资源的问题。宁德区位特殊，既有大面积的山区，还有更大面积的海域。其中陆地面积才1.34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就有4.46万平方公里，是陆域面积的3倍多。这些特点决定了宁德要发展，必须依赖山海资源的联动，念好“山海经”。他还特别强调两点：第一，单靠传统的农业肯定不行，在山上靠种田效益太低，没有前途。第二，他所说的农业不是小农经济，属于现代化大农业范畴，一个重要支撑就是工业化，着眼于农业产品再加工。所以他提出也要大办工业，工业农业两个轮子并转。

其次，老百姓脱贫致富，要靠项目和产业支撑。他提出山区农业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重点发展林、果、茶和饲养业，项目要分“短中长”期，提倡“种养加”结合。短期养鸡养鸭，还可以养长毛兔、生猪等。中期产业就是发展林、茶、果等，还有比较传统的蘑菇、食用菌等产业。短中期项目投资少、见效快。长期的就是抓特色产业，解决发展后劲问题。闽东的果品很丰富，晚熟龙眼和荔枝都有一定名气。不难看出，这些要求和他现在提出的精准扶贫理念，以及“扶贫脱贫要下绣花功夫”有异曲同工之妙。

习书记在宁德抓经济，尤其重视海上的养殖产业。他引导大家念海经，主要是从养殖业入手，依靠科技搞好深加工和综合系列开发。早期宁德的渔民主要搞一些外海的捕捞，不太懂人工养殖，效益比较低。习书记来了以后，先是推广对虾养殖，随后又把目标锁定在大黄鱼身上。大黄鱼又称国鱼，像黄花姑娘一样，非常娇贵，头颅左右长着两粒白色坚硬的“矢耳石”。现在野生的基本上见不到了，如果有，一斤大约要5000块钱。由于长期过度捕捞，这种渔业资源早就枯竭了。怎么办?习书记就让当时的水产科技人员去研究、去攻关，解决大黄鱼的人工养殖问题，他离开宁德之后不久，这项技术获得关键性突破，后来还拿了农业部科技进步奖。所以实现规模化养殖，今天大家都可以吃到大黄鱼了，宁德的三都澳也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大黄鱼海上养殖基地，被中国渔业协会授予“中国大黄鱼之乡”的称号，每年有30万的网箱养殖量，产量大概10多万吨。有了山上的特色农产品，再加上海上的人工养殖，老百姓就可以唱好山歌、念好海经、耕山牧海奔小康了。

此外，在经济发展中，他特别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他说：“弱化了的集体经济实力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既无力兴办农村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事业，也无力满足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他经常到自己挂钩联系的乡镇走访调研，帮助当地推动产业发展，鼓励乡镇办水电，搞茶园。他还经常请一些知名企业的负责人来宁德开座谈会，为宁德乡镇企业发展出谋划策。

为了营造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舆论氛围，把经济的大合唱烘托好，习书记还千方百计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抓典型示范带动。他把脱贫致富方面小有成就的人邀请到地委机关，不管是种香菇发财的，还是卖茶叶致富的，都请来给全区副科级以上干部作报告，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给老百姓添志气，从思想上脱贫。人们都说，这是“泥腿子坐讲台，山鸡飞上了凤凰台”。

可以用一组数字说明习书记在宁德抓经济的政绩。他1988年到宁德，1989年宁德财政收入就达到1.9亿元，增加了5000万元。而1987年整个宁德地区财政收入也就1.1亿元，1988年也才1.4亿元左右，这意味着财政增幅将近40%。何况还是台风频发、大灾之年。宁德这样的起点，有这样的增幅，是很不容易的，如果对经济不内行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成功的秘密，就在于唱好了经济“大合唱”，实现了工业、农业两个轮子一起转，抓实了项目，壮大了集体经济。当年全区人均纯收入554元，比1987年增加200多元，基本解决了绝大多数贫困户的温饱问题。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很重视挖掘山海资源，把发展林业作为振兴经济的一个重要抓手。在您看来，这与他一直以来倡导的绿色生态建设有哪些内在联系?

邱树添：我认为，习书记在宁德时期抓林业建设，不仅仅是绿化荒山的考虑，更是将其作为闽东人民摆脱贫困的一个重要出路。甚至说，他在宁德提出的“三库”(水库、粮库、钱库)绿色生态理念，是他后来在福建省提出“两生”思路(即划定“生态红线”、建设“生态福建”)，乃至后来在浙江省提出的“两山”思想理论源头。

上世纪80年代，闽东的林业问题比一般地区要严重一些，因为这里是全国第一批开展大规模食用菌种植的区域之一。食用菌栽培要用椴木，于是老百姓除了日常烧火做饭，还要大量砍伐树木，作为栽培食用菌的“土壤”。久而久之，森林资源遭受严重破坏。

1989年2月，宁德地区召开规模空前的林业工作会议，习书记在会上强调：“林业不但蕴藏着很高的经济利益，而且还有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林业在发展经济和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还非常有创见地提出：“森林是水库，是钱库，是粮库。”这里的钱库，就相当于把森林当做金山银山。他还在《闽东的振兴在于“林”》 一文中说，闽东的发展，山是载体，财富在林，广种林木是闽东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他还特别讲到三个“重要”，即林木是财政增长的重要来源，工业农业乡镇企业的重要依托，出口创汇的重要基础。这些都深刻体现了他对生态的重视。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习书记不仅提出从经济效益角度看待林业建设的创见，而且有针对性地提出，要以稳定的政策体制打消群众的顾虑，从根本上提高大家造林的积极性。

他抓住解决林业政策和祖宗山权两大难题，提出坚持“谁造、谁有、谁受益”的原则，做好林权“三定”工作。地区行署还制定出台《关于发展我区林业生产若干问题的意见》，就“巩固林业‘三定’成果、自留山、集体山地承包经营、集体林木承包经营、山地开发利用、控制森林资源消耗、发展食用菌原料、封山育林、林业违规处理”等9个事关林业发展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习书记还提出，促进林业发展还要抓住完善林业责任制和健全林业经营机制这两个关键环节。特别是完善林业责任制方面，地、县(市)、乡(镇)实行领导干部任期林业目标责任制，层层签订造林绿化责任状，把林业工作列入任期和年终考核内容。同时还在各县(市)、乡(镇)创建造林示范点，对推动全地区造林绿化起到了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

可以说，习书记在宁德提出的绿色生态论述，既有总体思路，又有具体抓手，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造林热情，而且取得了显著成效。他提出的“三库”理念是他一系列执政理念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至今仍然在闽东这片沃土上散发着夺目光芒。

采访组：在推动闽东摆脱贫困、发展经济过程中，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畲族群众的福祉。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邱树添：习书记重视少数民族福祉，是因为他太了解中国国情，太懂得百姓疾苦了。曾经宁德最贫苦的有三种人。一种是居住在山上的，又叫“山客”或者“山哈”，以畲族居多。历史上他们是外来人，在平原地带没有生存空间，只好跑到山上去，在山林之中生活。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住着茅草房，冬天冷得要死，夏天热得要死。下起雨来，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条件非常艰苦，病死率很高。还有一种也是外来人，从海上漂过来的，叫做连家船民，生存保障就是一条船，五六米长，一两米宽。又称“疍民”“海上吉普赛人”。由于长期生活在船上，他们一般个子都很矮，腿长期站不直，形成“内八弯”，腿脚呈曲蹄状。旧社会有句话讲：“曲蹄爬上山，打死不见官”，意思就是这种人如果上了岸，有人把他给打死，官府都不予受理。可见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之低。第三种人是居住在地质灾害多发、滑坡地带的人。因为灾害多发，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

对这些情况，习书记都非常清楚，所以不管是他在宁德期间，还是到福州、到省里工作，对这些少数民族群体的生产生活状况始终非常关心，大力促成了与他们有关的“造福工程”的实施。可以说，各民族群众共同摆脱贫困、致富奔小康，这是习书记心中最深的牵挂。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非常重视新闻工作，直接推动了《闽东报》复刊，并且对办好报纸、加强新闻宣传工作提出明确而具体的要求，您在《闽东日报》工作多年，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邱树添：在我党政权建设中，习书记深知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对新闻工作的重视，主要集中体现在宁德的“一报一刊”上。“一报”就是《闽东报》(1993年改为《闽东日报》)。这份报纸从复刊到成长，他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当时福建全省只有宁德没有地方党报，而闽东发展中的困难不少，迫切需要依托报纸来统一思想，落实好地委行署的决策和部署。于是，习书记指示，地委研究很快成立了一个复刊筹备领导小组，由地委副书记牵头当组长，行署副专员、地委宣传部长配合，从各个部门抽一些人，前后大概半年时间就把报纸办起来了。当时办报条件非常有限，可以说一穷二白。没有多少钱，习书记硬从财政的“牙缝”里挤出10万块钱当启动经费。没有办公地点，他就去借军分区的房子，甚至“动用”自己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把租金也省了。

1989年11月1日，《闽东报》正式复刊，习书记专门写了复刊词，刊在头版上。此后又不断帮助解决报社方方面面的困难。1990年5月，他离开宁德时，在基层与新任地委书记陈增光交接中，也不忘在市直机关召开最后一场座谈会，就是5月3日在《闽东报》会议室召开的新闻宣传座谈会。1996年8月10日是报社大楼奠基的日子，那时习书记已是省委副书记了，他特地从福州赶来，与前后几任地委书记共同参加奠基仪式，可见对这份报纸的重视和感情。他到了省里之后，还经常看《闽东日报》，曾两次对《闽东日报》作出重要批示。一次是2000年9月14日，我和时任报社总编及总编办主任3人一起采写了一篇关于宁德蕉城区特困乡洪口脱贫致富情况的文章，登在《闽东日报》头版头条上。已是省长的习书记看到这个报道之后，就在上面做了100多字的批示。还有一次是2000年11月9日，《闽东日报》写了一份内参，反映城区边上一个村子道路不通的问题。他再一次专门做批示，要求地委行署认真加以重视。后来我们陪着当时的地委书记到现场察看调研，最终把这个路修好了。

习书记还曾3次为《闽东日报》撰文题词或发贺信。第一次是刚才讲到的，撰写复刊词;第二次是1999年复刊10周年的时候，他已经是省长，还专门题词“为振兴闽东服务”;第三次是2004年6月16日复刊15周年的时候，他已经是浙江省委书记，还特意发来贺信，其中特别讲到了“三贴近”原则和服务“三个文明”建设的要求，希望《闽东日报》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另外，“一报一刊”的“一刊”，是《闽东通讯》。1990年创刊，地委主办。当时也是习书记写的发刊词，后来也对这个刊物有很多关心和关注。

关于如何做好新闻宣传工作，习书记有自己的鲜明观点。他有两篇重要的文献值得深入研究，一篇是为《闽东报》撰写的复刊词，题目是《坚定方向弘扬正气振兴闽东》;另一篇是《摆脱贫困》一书中收录的新闻工作会议讲话，题目是《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在《闽东报》复刊词里，习书记开宗明义地指出“坚定方向、弘扬正气、振兴闽东”的办报方向，提出了明确的办报宗旨。一般来说，地委书记能讲到办报宗旨已经很可以了，但是他又讲出了“四为主”的编辑方针，要求报纸“坚持以经济建设报道为主;以正面报道为主;以地方消息为主;以新闻报道为主”。他甚至还引经据典，援引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工人〉发刊词》的话，讲报纸该怎么编。可见他是下了一番功夫，是很内行的。现在再读这篇二三十年前的复刊词，感到很多话仍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示性。

1989年5月，习书记在地区新闻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的讲话，其中阐述了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新闻观。他说：“我们的党是从人民中产生的，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性和人民性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强调的党性，饱含着人民性的深刻内涵。新闻工作者就是既要宣传党的主张，又要充分体现人民的愿望、要求，把两者统一起来。”如果把这篇讲话同他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放到一起对照来看，我们就会感受到，思想极为深刻，内容一脉相承，对推动工作的作用不言而喻。所以我认为，宁德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之源，也是他新闻宣传思想的源头，他当时所讲的这些话，其实不仅是站在宁德地区的层面来谈论新闻宣传，而且是站在全局的高度提出的新闻宣传观。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直把自己当成闽东人，他说过“宁德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您认为，主政宁德对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有哪些影响?

邱树添：我想这个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总的来讲是重要策源地和练兵场。首先，从思想层面上来看，一个人到了30多岁，逐步进入成熟期。宁德岁月，加深了他对基层、对群众的理解。他早些年生活工作过的陕西梁家河和河北正定，地形不像闽东这么复杂。陕北主要是一些塬梁，在宁德随便走到哪一个山都比那边最高的山还要高，境内海拔一千米以上的山峰有696座，像总书记去过的下党乡，四面八方都是这种山，那真是“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如果不谈生活水平，单从环境来看，这里的条件也更艰苦。厦门是一马平川，没有山，也没有住在深山老林里的人。在梁家河，坐车坐半个小时把周边都转遍了，去哪里也不可能像到下党那样，下了车还要走两三个小时才能进去。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讲，这种经历加深了他对国情的了解，促使他去思考一些现实问题，如何跨越东西南北如此巨大的差异来实现发展。如今，身为总书记的他仍然面临着解决差异的问题。所以说，从北京到农村，从农村到城里上大学，再从北京返回到县里，再从特区到宁德这么一个“老、少、边、岛、穷”的地方，必然在思想层面上给他带来深深的触动和感悟。

其次，从工作层面上看，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德这样贫困的地区，需要面对两个方面的考验。第一是责任担当问题，能不能沉下心来帮助这个地方谋发展。第二是水平能力问题。光有党性和责任感，缺乏智慧也不行，必须有创新能力和推动发展的能力。按部就班做事容易，创新创造很难。尤其是在体制机制上存在各种阻碍的情况下，不改革不创新，宁德怎么摆脱贫困?穿衣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都倒逼着他去想办法、去尝试，拿出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来。如今，他也要应对国内外各种复杂的形势，由此提出了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与当年也是一脉相承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铁腕惩治腐败，“打虎拍蝇”，重塑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实际上，他在宁德就提出，经济发展需要廉洁政府，廉洁政府具体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就是党政干部的廉政问题，这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败，绝不允许有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谋私利。他到宁德后，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一方面明确经济发展的大思路，一方面整顿作风，确定了坚持惩治腐败、促进改革开放的方针，强力反腐。1989年1月开始，突出肃清干部违法乱纪占地建房、以权承包工程和贪污受贿，并把严肃查处干部违法乱纪占地建房确定为惩治腐败的突破口，对惩治腐败的斗争作出全面部署。与此同时，狠刹歪风，着力抓好查处吃喝、请客送礼、赌博、拖欠公款等问题，让人民群众看到地委转作风是动真格的。此外，他还强调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赖以生存的温床，建立一套系统、全面的制度来制约和监督权力使用，实行了“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建立廉政责任制。他还破天荒地提出要正确区分违法乱纪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失误，保护改革者的积极性，鼓励干部为人民事业敢为天下先;既要敢于惩治，又要善于激励，自始至终把握好政策，等等。这些提法，又与今天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举措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高压反腐，扭转风气，还有我们前面谈到的，当年的“四下基层”工作制度与如今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呼应，都是管总的东西;讲党性与人民性关系问题与现在提出的意识形态工作要求的呼应，也是一以贯之的。他当时还兼任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军民共建、军民融合发展也有许多重要论断。

所以，我们今天回顾习近平总书记的宁德岁月，似乎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他来到宁德这么一个偏远贫穷的地方，却孕育出超前于那个年代的思想观念，产生出了影响他未来治国理政一系列重要思想的雏形。看似偶然，但偶然中往往喻示着必然。因此，我认为，宁德就是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策源地和练兵场。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陕北的梁家河是他的第二故乡，河北的正定让他触景生情，而福建的宁德则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他不是随意而谈，都是真情的流露。我理解，只有那个可以完完全全身心融入的地方、让人能有充分发挥才智的地方、人物风景相亲相吸的地方，才值得在梦里相约，在回忆中流连。

习近平总书记虽然不是福建人，但他在福建工作了17年半，身体里天然地奔腾着红色革命热血;老区虽然比较贫穷，但这里也有最纯朴的革命情怀。闽东的干部群众发自内心地亲近他，真诚地支持他。他1990年1月写下《闽东之光》一文，满腔热情地说出“知我闽东、爱我闽东、建我闽东”的话语，还有他在给宁德地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临别赠言中动情地说：“人虽然即将离开闽东，但我留下了一颗热爱闽东的赤诚之心，我会时常牵挂、关注闽东的工作，积极为闽东的发展进言献计。闽东的点滴变化，都会给我带来无比的喜悦和欣慰。”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言为心声，言行如一，说明他已把自己当成一个闽东人来看待。他以实际行动给闽东干部群众树立了榜样，也由此获得闽东人民的衷心爱戴。他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明确提出的“滴水穿石”精神，是闽东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闽东人将永远不辜负他的嘱托、期待，永远秉持闽东精神，继续创新发展，为建设美丽家乡、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拼搏。

 采访组：连县长您好，今天能在寿宁县下党乡采访您，我们感到很荣幸。下党是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最牵挂的基层乡镇之一，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年寿宁县和下党乡的基本情况。

连德仁：上世纪80年代，闽东是福建全省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寿宁县地处宁德东北部，藏于大山深处。明代通俗文学家冯梦龙曾在寿宁当过4年知县，他说寿宁是“县在翠微处，浮家是锦棚，三峰南入幕，万树北遮城，地僻人难到，山多云易生”。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可见当年寿宁山路崎岖，跋涉艰难，被人视为“畏途”。

寿宁号称有“三件宝”：“地瓜当粮草，棕衣当被倒，火笼当棉袄。”棕衣就是蓑衣，火笼就是当地人冬天烤火取暖的工具。这句话的意思是，那时候人们没什么东西吃，只吃地瓜;没有被子，就用出门遮风避雨的蓑衣当被盖;冬天没有棉衣穿，就抱着火笼、围坐在火炉边取暖，真是穷到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房不遮风”的程度。按照当时的贫困线标准，年人均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农户就叫贫困户。这样的贫困户，当时占寿宁县人口的36%。

下党是1988年建乡的，是寿宁县西部最偏远的山乡，那里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当时，下党是省级特定贫困乡，是宁德地区四大特困乡之一，也是全省唯一的“五无乡”，即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全乡总人口约7500人，农林牧渔总产值只有186万元，贫困率达到70%。

那时的下党，群众生活极其艰难。没有公路，生产、生活全靠肩挑背驮;没有电灯，农户家里就用火篾(注：就是一种用毛竹制成的竹片，也有的用做篾器剩下的废料制成，燃烧时间短、亮度小)、油盏(注：即油灯)。真可谓是“朝迎山村风寒，夜伴泥瓷灯盏”。下党的老百姓有“三怕”：一怕生病，二怕挑化肥，三怕养大猪，都是因为没有路，进出尤其是挑重物运输是非常艰苦的。这里闭塞到什么程度呢?宣传队到乡里放电影《上甘岭》，放映结束，小孩子们以为真的在打仗，就蹲在地上到处找子弹壳。有的困难群众没有吃过酱油，有的连一件能穿出门的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有的农户家里，一半人住，一半是牲畜，人畜混住在一起，卫生条件很差。

这就是当年习书记来宁德任职时，寿宁和下党的基本情况。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第一次来下党的经过。

连德仁：习书记1988年6月刚一上任就来寿宁县调研，第一次到下党乡是1989年7月19日。当时我是寿宁县常务副县长，主管农业、农村工作，听说他要到下党乡调研，县里就让我参加接待。

下党从来没有接待过地委书记这么大的干部，也没有正式的办公场所，干部平时都在王氏祠堂里办公，“办公室”紧挨着牛棚，场面寒酸不说，气味都令人窒息。一下子来这么多人考察、调研，在哪里歇脚、在哪里开会?乡里找来找去，决定就在咱们现在所在的这座鸾峰桥上歇脚、开会。鸾峰桥是下党的一宝，始建于清嘉庆五年，是寿宁县木拱廊桥中最为壮观的一座，也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可是当时这座桥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堆的全是杂草和牛粪，非常脏。

为了迎接习书记一行，县委指派武装部长和妇联主任提早到下党组织群众来清理廊桥，洗刷了三天才洗干净。大家又把自己家的凳子、桌子、脸盘全拿来，给习书记他们歇脚、洗脸做准备。廊桥旁边有个小学校，也收拾出来准备给他们开会用。

7月19日清早6点多，习书记带着18个地直部门负责人，连同县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一共30多人，从寿宁城关出发。9点多，车子开到平溪乡的上屏峰村。所有人下车，带上我们给准备的草帽、毛巾、木棍，顶着烈日、冒着酷暑，沿着崎岖的山间小路，步行15华里，2个多小时才到达下党乡下党村。

因为下党穷，外人很少来，那条山间小路平时走的人也很少，全都是横生的树杈和高高的杂草。当时的下党乡党委书记杨奕周就拿一把柴刀，在习书记前面开路，一边走一边砍树杈、劈野草。还有老百姓自发地跑到中途的凉亭里，给习书记送草药茶和绿豆汤。

11点多，习书记他们到达下党乡，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他们在鸾峰桥这儿简单洗了洗，就开始开会，进行现场办公。听取乡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汇报后，习书记作了讲话，对下党乡的发展进行具体指导，并决定率先解决通乡公路、水电照明和办公场所这三大问题。

开完会，习书记一行就在鸾峰桥上用餐。虽然下党条件不好，但老百姓都竭尽所能地拿出饭菜来招待这位远道而来的“地府”，泥鳅、田螺、糯米糍等都是土菜，但代表着下党群众的一份盛情。习书记他们就在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桌凳前，端起老百姓精心准备的乡村小菜，香喷喷地吃了起来。午饭后，习书记等稍作休息，就进村入户，访贫问苦。下午3点多，他们又途经溪后、大坵下、下屏峰几个自然村，步行20多华里到达溪源村，晚上8点多才回到寿宁县城，整整一天，往返一共14个小时。许多同志的脚底、脚趾都磨出了血泡。

采访组：第一次下党之行给习近平同志留下了什么印象?那一次他在下党讲了些什么?

连德仁：下党乡群众的淳朴、热情、坚韧和对摆脱贫困的渴望，给习书记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时很感慨地说：“下党这个地方，我来了一次，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党不摆脱贫困，我们就愧对乡亲父老。”

他在现场办公会上，对寿宁和下党的干部说：“我到寿宁来了几次，感到这里并不是那么令人生畏的地方，反而觉得这里青山如黛，绿水长流，是大好河山，有广阔的开发领域。寿宁民俗上有山区的狭隘性、落后性、好讼性。民风上却热情好客，很欢迎外来干部，而且又有革命老区人民的可贵品质。所以我感到，寿宁的气候虽然是冷的，但人情是暖的。这就是寿宁的特色。”

他还说：“寿宁的经济发展比较慢，但这不能说主观努力不够，更不是干部群众不努力，而是受客观条件的制约。闽东是交通断层，国家投入少，寿宁获得的投入更少，这就导致这里发展滞后、经济落后，文化教育上不去，人才留不住;投入少，产出就少，财政就拮据。寿宁虽然经济实力排在后面，但是寿宁干部的精神状态是好的，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当然，他也对干部提出了要求。习书记说：“我知道冯梦龙在寿宁当过知县，写了一本《寿宁待志》，还留下了很多美名。当年一个封建朝代的官员都能跋涉半年来到这里，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更要勇于担当，挑战困难。”

习书记这一番话，讲得入情入理，听了让人如沐春风。很多干部都说，没想到习书记这么理解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对改变寿宁面貌的信心决心更强了。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当年第一次来下党之后，并没有马上回到宁德，而是在寿宁县城召开了一个现场办公会。请您讲讲那次会议的主要情况。

连德仁：习书记7月19日来下党调研后，确实没有马上回到地委，也不像有的地方领导，调研时承诺一个样，回去执行又是另外一个样。他抓落实要求立竿见影。

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1989年7月20日，习书记在寿宁县政府会议室召集开会，和他同行的18个地直部门的干部与县直对应的18个单位的干部面对而坐，就寿宁县、下党乡的建设工作现场研究、现场拍板。习书记说：“这次大家和我一起到下党乡实地调研，相信都很受教育。以后各个部门都要到贫困地方去调查研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任何原因、种种情况，都不能成为不下乡的理由。”习书记要求地、县相关部门负责人对下党乡的发展建设要优先考虑，并在政策上予以倾斜，在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解决群众困难。他让每个部门的负责人或者代表表态，你拿多少钱，他拿多少钱，现场就定下来。最后决定支持下党乡建设资金72万元，主要用于水电照明和公路建设，以尽快解决生产生活用电和交通问题。有个部门领导说了句很形象的话：“习书记啊，我们把口袋里的毛都拔拉出来啦!”意思是已经尽全力支持下党建设了。大家哈哈大笑，深表同感。

采访组：请您再讲讲习近平同志第二次到下党的情况。

连德仁：习书记第二次到下党是1989年7月26日，他陪同时任福建省长王兆国同志到下党乡视察灾情、慰问灾民。7月21日晚，下党乡发生百年不遇的暴雨洪灾。下屏峰村30多座民房被毁，土墙坍塌，5位村民遇难，受灾群众62户，332人。王兆国省长和习书记一行冒着大雨、蹚着大水赶到受灾现场，视察灾情，部署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看到村民们灾后的损失和难受的情况，他一一进行了慰问，并从宁德地区的财政经费里拿出钱来，给受灾最重的32户村民每户发放了1500元救灾款。这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那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41元钱。他一下子给每个受灾户拨了1500元。同时，他还单独拿出15万元资金，用于公路、防洪堤坝的修复和学校修缮，以解燃眉之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第三次来下党是时隔7年以后，当时他已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了。请您讲讲他那次来的经过。

连德仁：习书记第三次来下党是1996年8月7日。当时他是省委副书记，距离上一次来下党已经7年时间，离开宁德工作也已经6年时间，但他对下党的感情更浓了。他一到下党，就开门见山地说：“整整7年之后的今天，我又到了下党。7年来，我一直牵挂着下党。”

他带领省交通厅、财政厅、老区办和扶贫办等部门负责人一起察看了下屏峰村的灾后重建点。当时由于资金短缺，下屏峰村水尾的石拱桥只建了石拱，桥面并没有铺平，只用施工搭设的木板桥作为临时通道，不太安全。习书记一行就从这条临时通道走到河对岸，沿河视察水毁后修缮起来的防洪堤工程。村委会干部请他到村委办公楼里歇息喝茶，他谢绝了，直接到群众家里慰问，所到之处不时和乡亲们打招呼、握手致意，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老百姓知道习书记对下屏峰灾后重建特别关心，非常感激。习书记离开下屏峰时，村民们都自发燃放鞭炮欢送习书记。

回到下党乡党委办公地，他又听取了乡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汇报，为乡里修桥、铺路、发展生产拨了100万元人民币。他说，这100万交给你们乡里分配，原则就是按照现实困难情况，实事求是，把资金用在刀刃上。当时，乡政府交给习书记一个报告，是关于下党经杨溪头村与浙江庆元县对接的公路立项的事情。这是一条省际公路，如果能够尽早立项并修通，对下党的经济发展将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习书记看后，当时就把报告签了，直接交给一起来调研的省交通厅长。1998年，这条省际公路就建成通车了。

采访组：那时的下党应该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习近平同志对此有什么评价?

连德仁：习书记第三次来下党虽然时隔7年，但他并没有中断和下党的联系。当年那个拿着柴刀给他开路的乡党委书记杨奕周经常去找他，跟他讲下党的情况，他也真诚地把老杨看作自己的农民朋友。习书记说：“7年前来下党的那段历史，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我们好几次在宁德开会时讲到下党，讲到宁德地区一些贫困地区的标志时，都将这里的一些情况，作为一个典型来介绍，大家感觉很受教育。在各自岗位上工作的领导干部不要忘记，这一方土地上还有很多父老乡亲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现在来下党已经不需要跋山涉水了，坐着车一阵风就到了。过去的特困户，现在有的脱贫，有的奔小康，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他当时还对宁德的扶贫工作提了几点希望：一是在更新观念、提高素质上要有一个新的飞跃;二是拓展思路，把路子摸得更清楚一点;三是要把脚步迈得更扎实;四是继续发扬老区革命精神和新建区、特困区的拼搏精神;五是各级干部要更加关心特困区，对这些地方多一点理解、关心、支持和照顾。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直非常重视扶贫工作，在宁德期间一直把帮助广大群众摆脱贫困作为头等大事紧抓不放。您当时作为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县长，对他这种理念有什么感受?

连德仁：习书记对我们寿宁脱贫致富的关心不仅体现在对下党的牵挂上。实际上，他前后一共9次来寿宁县实地考察，从不同角度了解寿宁经济发展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脱贫致富的方向和举措。

1988年8月2日，习书记刚到宁德工作不久，就在陈增光专员陪同下走了闽东9个县市，寿宁县是第七站。习书记走访了麻竹坪水库和竹管垅乡、清源乡、芹洋乡的部分贫困村，察看了县茶叶精制厂、植绒厂、光仪厂、线毯厂等10个企业。同年11月3日，习书记陪同省委书记陈光毅到寿宁检查指导工作，到武曲乡和竹管垅乡的桥仔头自然村了解脱贫致富情况。可以说，寿宁大部分乡(镇)、企业和学校都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作风深入，一竿见底，踏石留痕，是习书记的风格体现。在武曲乡，他听取乡政府汇报;在南阳镇山坑村，他倾听村干部们的呼声;在三祥新材公司，他了解企业转型发展的思路;在鳌阳小学，他与教师座谈了解实际困难;在竹管垅桥仔头，他进村入户，了解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瓶颈;等等。为了改变寿宁面貌，习书记提出修公路、建电站、筑堤坝、建学校、解决办公场所等一系列帮扶举措，为寿宁人民摆脱贫困注入致富的源泉和前进的动力。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闽东期间就扶贫工作提出不少很有创见的理念，比如“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等等。从他对寿宁县的具体指导看，您认为都有哪些鲜明的理念和具体的举措?

连德仁：习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紧紧围绕闽东地区如何脱贫致富、加快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弱鸟先飞”“滴水穿石”“四下基层”等许多创新理念、观点和方法，深刻回答了推进闽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寿宁是农业县、山区县、贫困县，习书记要求县里要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关于农业，他说粮食生产是根本，发展什么都要把搞好农业、种好粮食作为大前提;他还提出要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就是要山水田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立体农业，要面向市场，追求农业生产的商品率，用农业商品观念代替原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观念。

关于工业，他指出寿宁办的企业劳动密集型的多，高精尖的产品比较少。要把工业办好，就要走向全省和国际市场，做别人没有的或比别人好的产品。他知道寿宁茶叶生产是支柱产业，强调要搞精品茶叶，生产、加工、包装都要上一个台阶。有一次他到南阳镇森鑫玩具厂考察，当他了解到一个小小的工厂年产值就有6000多万、产品销往东南亚各国时，非常高兴，还连连表示这样的企业品牌要树起来，政府部门也要做好服务工作。

他强调摆脱贫困首先要思想解放，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我们宁德素来是“老、少、边、岛、穷”，安贫乐道、“等靠要”心理比较严重。但习书记当时商品意识和竞争意识非常强，这有可能与他在厦门这样的沿海开放城市工作经历有关。他鲜明提出扶贫先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不要言必称贫。他说：“把脑袋瓜的问题解决了，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出来。”

习书记到闽东工作时，我们县的扶贫工作已经开展了3年，但各项工作才刚刚起步。他说扶贫工作要升层次、上水平。“虽然扶贫规划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扶贫这项事业是长期的，不是说3年时间到了就宣告结束了，不是低水平脱贫就可以说明问题。”

习书记十分重视典型引路。他抓扶贫，就抓下党。他在全地区干部会上多次讲下党这个典型，他说下党搞好了，对全地区的脱贫有指导意义。

他对各级干部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主要抓“做”功，而不是“唱”功。要以一村一户为对象，身子扎下去想路子、解决问题;要有比较明确的脱贫手段，比如推广“一村一品”;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跟进，才能实打实地上一个新的台阶。“不能希望一口就吃成一个大胖子，不能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习书记这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恍如昨日。实践证明，把脱贫作为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一任接着一任干，“功成不必在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的“精准扶贫”“全面小康”和当年的“摆脱贫困”，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既是量的变化，更是质的提高。

习书记还讲，要把脱贫与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他举了寿宁农村人畜混居的例子，他说：“人跟牲畜住在一个屋檐下，这屋内卫生状况解决不了，怎么能够健康起来。”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考虑，体现了他虑事周详、思考深刻的品质。

采访组：那么习近平同志当时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

连德仁：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习书记时，感觉这个大干部真年轻啊!三十出头的样子，很有内涵，又非常平易近人。由于他每次来我都陪他，一来二去的就熟悉了，他见到我就“老连”“老连”的叫我，很亲切。而且从他讲话也能看出来，他不像有的读书人讲话那样文绉绉的，而是非常接地气，说的都是老百姓能听懂的话。

我认为，当时闽东地区的落后面貌和群众脱贫致富的期盼，激发了习书记强烈的为民情怀。他一而再、再而三，跋山涉水，三进下党，下党成为他最为牵挂的地方。在他的推动下，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这个“四下基层”制度在闽东蔚成风气，直到现在仍在延续。

他在基层调研，总是走在最前面，到老百姓家里看望慰问，也从不讲究。有的老百姓衣衫褴褛，手也不怎么干净，可他从不在意，进门就过去跟他们打招呼，握着他们的手进行交谈。有时候进了农户家里，就直接掀开锅盖看看老百姓吃的什么，对生活用度问长问短。老百姓都说习书记是打心眼里关心我们。

采访组：您后来跟习近平同志还有联系吗?

连德仁：我与习书记个人交往不多，有一点是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我个人的业余爱好是写作，1990年时，我把自己担任副县长十年期间撰写的文章结集成册，出了一本38.5万字的书，叫《从政文稿》。当时是以内部书号印的，只印了3000册，我送了习书记一本。后来有一次他来寿宁调研，我到寿宁宾馆去向他汇报工作。他一见我来了，就说：“老连，你的《从政文稿》我看了，不错!你要写上5本书。”习书记的鼓励对我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现在我已经写出4本了，也先后给他寄过，我还要加把劲再写一本，继续发挥余热。

1992年9月，他把《摆脱贫困》一书送到我手中，并亲自写下“德仁同志阅存，习近平”9个大字。2002年4月25日，我陪同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书记在清源乡调研时留下我们之间唯一的一张合影，我把这张照片印在《三农絮语》一书中，作为永久的纪念。

现在距离习书记主政闽东已经过去30年了，他在闽东大地、寿宁大地上践行骨肉相连的群众路线，留下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留下了清正廉明的公仆形象，留下了亲民爱民的执政理念，留下了踏石留印的务实精神。如今，寿宁县、下党乡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头绿了，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了;电灯亮了，广大农村实现用电全覆盖;道路通了，下党通了柏油路，寿宁通了高速公路;衣食足了，温饱问题解决了;楼房高了，寿宁新城高楼林立;实力强了，县级财政收入是当年的100倍，2015年寿宁还荣获“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县”;市场繁荣了，商品琳琅满目，物价相对稳定;教育发展了，2014年高考上本科线997人，2位学子被北大录取;看病方便了，老百姓的健康指数进一步提高。那个昔日近七成百姓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下党乡，2016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2.4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305元，总人口贫困率下降为2%。

我想，寿宁和下党脱贫致富的显著成效，就是我们寿宁人民、下党乡群众对总书记这些年来殷殷牵挂的最好回报。

采访组：王总编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时一手主持了《闽东日报》的复刊工作，您作为当事人，请谈谈当时的情况。

王绍据：《闽东日报》创刊于1952年4月，前身叫《新农村报》，1958年7月改版为《闽东日报》，曾被评为全国三家先进地方报纸之一，《人民日报》1960年6月12日曾刊发《闽东日报》代表介绍经验的文章。1961年，因经济困难，《闽东日报》又改为《闽东报》，隔日出刊，后改为周三报。1969年在“文革”时期停刊，一停就是20年。

1988年，习书记来到宁德之后，感觉这里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基础不好，指导基层开展工作有困难。这种情况下，他提出由地委宣传部研究恢复《闽东日报》。我觉得他应该是受到原省委书记项南同志影响，项南书记有一句名言：“不懂得利用报纸做工作的领导是手工业式的领导。”就是说，没有新闻舆论就不利于开展工作。所以习书记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报纸办起来。可是《闽东日报》要复刊，人、钱、物什么都没有，怎么办？习书记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解决。

第一件事就是物色合适人选。当时有两种方案：或者请《福建日报》的记者、编辑来帮助复刊，或者高薪到外面请人来办。后来，这两种方案都没有成功。一是《福建日报》的记者本来就有很多事情，这边复刊工作量很大，两头兼顾不下来；二是当时财政非常困难，捉襟见肘，一些地方干部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何谈高薪请外援。最后决定就地取材，在宁德本地寻找办报人才。我当时在福鼎县当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兼新闻科长、广电局长，主要负责新闻方面的工作，算是有一点经验。于是，这项光荣的任务就落到了我头上。

其实，当时我对他们物色人选的事一无所知。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89年8月26日，习书记的秘书打来电话说：“老王啊，我们习书记有事情找你，你明天到他办公室来一趟。”我当时听了，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8月27日早上7点钟，我就动身出发，从福鼎到宁德走了4个小时，到了地委大院，我热得气都喘不上来。习书记在办公室里，一看到我来了，马上走出来，亲切地和我握手，说：“绍据同志，你辛苦了！”他看到我满身是汗，赶紧从橱子里拿出一条崭新的毛巾给我擦汗，还端了一杯茶过来，让我先歇一歇。我本来觉得很拘束，但见他这么亲切，感觉距离一下就拉近了。

习书记让我坐在沙发上，和我谈了起来。他说：“这次我们研究准备办一张报纸，想请你来负责复刊的具体工作，尽快把《闽东日报》重新办起来。你有什么困难，都可以跟我说。”听他讲完，我吓了一大跳，一时没反应过来，脱口就跟他讲了三句大实话。我说：“习书记，我一没有文凭，小时候家里穷，13岁就辍学了；二没有办过报纸，毫无这方面经验；第三，现在宁德地区财政这么困难，要办一份报纸谈何容易啊！”他听了以后，稍微思考了一下，针对我说的三点困难一一给我吃定心丸。他说：“文凭不是问题，关键是有敢于担当的责任心。我看到你1984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读者来信，当时你敢于揭露宁德贫困状况，为广大群众疾呼，引起广泛讨论。就冲这一点，就说明你对闽东有感情，对党的事业有担当，我相信你。关于经验问题，你毕竟在基层写过新闻稿，在复刊工作中还可以边实践边学习，不断积累经验。经济上，现在我们财政确实非常困难，但地委决定从‘牙缝’里挤出10万块钱给你作为‘起家本’，相关人员由你组织，用两个月时间把报纸拿出来。”

就这样，习书记和我谈了20多分钟。我完全没想到，我与习书记素未谋面，第一次见面，他就对我如此信任，又如此坦诚，打消了我所有的顾虑。我下定决心不辜负他的期望，把《闽东日报》重新办起来。8月28日我回到县里移交工作，第二天就到宁德上班了。

采访组：《闽东日报》复刊期间，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习近平同志当时是怎样帮助解决的？

王绍据：那个时候报纸复刊就是一切从零开始，一无所有，先在军分区一个小阁楼里租了两个房间，开始“招兵买马”。考虑到从事新闻工作要有一定的学识和素养，我们就先从教师里招人，这样上手比较快，也能保证办报质量。

时间一长，又面临一个新问题：军分区的房子很贵，两间房的房租一个月要600多块钱，那个时候是不得了的。租了半年多以后，我实在是觉得负担太重，就找到习书记说：“书记，我们就这10万块钱，想方设法省着花。可光房租这一项就要用掉好多钱，我是真心疼啊！”他听了之后，告诉我他心中有数，他来解决。后来，在习书记的协调下，我们的房租就全部免掉了。少了这一项负担，我们更加心无旁骛地做着复刊工作。两个月时间，我瘦了20斤，但能跟着习书记做这项有意义的事业，我感到很值得。

终于，1989年11月1日，《闽东日报》复刊了。那个时候不叫《闽东日报》，叫《闽东报》，因为是一周一期，后来变成一周三期，直到1993年才变成日报。习书记亲自为《闽东报》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复刊词《坚定方向弘扬正气振兴闽东》。他写道：“期望《闽东报》重展当年雄姿，紧扣时代脉搏，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新闽东的宏伟大业中奏出时代的强音。”他亲自拟定了办报宗旨和编辑方针，提出要大力宣传本地区各条战线的新成就、新人物、新典型、新经验，探讨新问题。还要帮助广大干部群众了解信息、拓宽思路、增长才干，促进闽东经济振兴，推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采访组：在《闽东日报》复刊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就办刊等问题和您聊过哪些想法？

王绍据：我们当时住得很近，他在地委宿舍，我在军分区，他平时经常到军分区散步，晚上有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找我闲聊。他经常和我讲一些办刊的想法。讲得最多的有这样三条：一是新闻工作要把握时代脉搏，既要结合当前形势传达好、宣传好、贯彻好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又要着眼闽东实际，为振兴闽东服务；二是报纸要形成一面旗帜，成为地委的喉舌，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三是报纸内容要接地气，要反映群众真实的心声和呼声。他很推崇毛主席讲过的一句话：“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做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单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可见，他对办好《闽东日报》、对做好闽东的新闻工作有很深入的研究，也有深刻的思考。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调离宁德后，对《闽东日报》还一直关注吗？

王绍据：1990年6月，习书记就调到福州去了，但他一直关心着《闽东日报》的发展。《闽东日报》复刊10周年的时候，他写了一个题词“为振兴闽东服务”，15周年的时候，他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又专门发来了一封贺信。1996年，报社从军分区搬出去，在法院旧址上盖新大楼，8月10日举行奠基仪式。当时习书记已经是福建省委副书记，但他是我们的老书记，又是推动《闽东日报》复刊的决策人，我们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他发了请帖。本以为他公务繁忙，脱不开身，可没想到当天他专程赶到这里，就为了出席仅有10分钟时间的奠基仪式。这对我们闽东报人是一种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还是2000年，我带队走访全省特困乡洪口乡，考察了这个曾是全省最困难乡镇的脱贫历程，写了一篇7000多字的《走近洪口特困乡》长篇通讯，发表在《闽东日报》上。没想到习书记注意到了这篇通讯，还一口气作了100多字的批示，大意是：看到这个特困乡有这么大的变化，他感到非常喜悦；但是这个变化还是阶段性的，我们的扶贫工作还需要继续努力，希望全省各地都要继续努力。他离开闽东，仍然牵挂着闽东，也一直关心着《闽东日报》的发展，还特别乐于看到《闽东日报》在闽东脱贫致富路上发挥应有的作用，我想这也是他当初推动报纸复刊时的初衷吧。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直牵挂着宁德的扶贫状况。您作为新闻工作者，当年有没有和他一起下乡调研的经历？能给我们讲一些具体的事例吗？

王绍据：1998年、1999年，习书记担任省委副书记兼省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我跟他下乡的机会比较多，每次到宁德都是我陪他去调研。他的调研工作非常深入，而且非常务实，尤其关心贫困群众和弱势群体的生产生活，解决连家船民上岸和茅草房搬迁问题就是典型例子。

连家船民是福建最危困的一个群体，广泛分布在沿海地区，主要在闽东，大概有13000多人。他们一生都在海里面漂泊，一家人挤在一条船里面，船就是房子，就是所有家当。连家船民过去被人歧视，叫作“曲蹄”，因为他们世世代代蜗居在船里，脚都是弯的。船上的漂泊生活非常危险，遇到狂风暴雨，船一翻，一家人的性命都没了。所以习书记下定决心解决连家船民上岸问题，给他们在岸上建了房子。

上岸问题解决之后，他并没有认为这件事就结束了，又去找那些连家船民搞回访，我跟他一起去过。结果，我们发现不少人上岸之后又回到了船里。这引起了他的重视，房子都建了，为什么他们不愿意住在里面？带着这份疑问，他坚持打破砂锅问到底。1998年夏秋之交，我陪他到霞浦县盐田乡，走进船舱，和船民面对面交谈。习书记个子很高，而连家船的船舱很矮小，他几乎就是趴着进到船舱里的。我们找到船老大，问他：“岸上已经给你们建了很好的砖瓦房，你们为什么不上来？”船老大见到习书记，很吃惊，没想到这么大的领导会跑到船上来找他。他很感动地说：“想不到你这个大官会来到小船里，我就给你们说真话。我们这些人一辈子靠海为生，上岸后只有一个房子，有什么用？我们吃什么？哪有钱买菜、哪有钱买衣服？”习书记听后，回到机关就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后来又回到连家船聚集较多的福安县开了一个现场会。他说：“解决连家船问题，根本的是解决船民上岸、定居、乐业一整套问题，不仅有房可住，还要有业可就。”他还提出很多具体务实的意见，比如给连家船民建的房子不能建高层，照顾他们的居住习惯；要让他们能够养鸡养猪，能靠养殖业解决生计问题，等等。这个现场会开完以后，他立即要求做好相应的实施和推广工作，连家船民上岸问题从此得到彻底解决，人上岸了，心也上岸了。

另外，我感到习书记对宁德文化建设也非常重视，把闽东的锦绣河山和灿烂的文化传统比作“闽东之光”。我们闽东的确有很多特色文化，尤其是畲族文化。畲族没有文字，但有独立的语言，他们的歌叫作畲歌，在一些饮食服装方面很有特色。当时习书记对这些内容都很感兴趣，还多次开会强调要多从文化角度找到闽东的闪光点，做到知我闽东、爱我闽东。他还就怎样传承畲族文化、保护畲族文化提了很多意见，鼓励闽东搞旅游开发。这在当时来讲，都是很超前的观念。

采访组：当时您陪着下去调研，习近平同志一般都和群众聊些什么？问些什么问题？

王绍据：习书记很接地气，问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话、群众听得懂的话，比如说家里有几口人，今年收入多少钱，收入靠什么，每样能卖多少钱，等等。而且他不是随口问问就算了，了解之后还会认真计算一下。比如说养猪收入多少钱、卖茶收入多少钱、种蔬菜等经济作物多少钱，把这些零散的加起来，和之前地方政府汇报时讲的数字作比对，就知道那些数字是否有水分。比如稻谷，亩产1000斤就不得了了，平常也就是七八百斤，如果有的地方报1500斤，他就知道肯定是虚报了。习书记在陕北当过七年知青，对农活很在行，在这上面搞猫腻骗不了他。他和群众聊天都问真情实况，基层干部不敢给他讲假话。他的务实，正体现于此。

采访组：2016年2月19日，您在赤溪村与习近平同志进行了视频连线。您认为当时为什么选择赤溪村这样一个地点？

王绍据：赤溪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可以说就是中国扶贫的一个缩影。1984年，我在福鼎县委报道组组长任上，也算是基层一个普通的通讯员，有一次到赤溪村调研，震惊于当地的贫穷落后，那真是“祖祖辈辈吃番薯度日，买不起鞋子光脚板”的辛酸景象。我写了一个情况调查《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寄到《人民日报》，没想到《人民日报》6月24日在第1版上以读者来信形式刊发出来，当时乔石同志作了批示。批示传真件很快传到福建省委，又传真到我们福鼎县委，1984年6月下旬，赤溪村扶贫工作就正式开始了。这是我们党最早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扶贫工作的村，所以叫作“扶贫第一村”。30多年间，赤溪村经历了“输血”“换血”“造血”三个扶贫历程。输血扶贫就是缺什么给什么，缺钱给钱、缺粮食给粮食。换血扶贫就是实施搬迁，因为当地陆地条件太差，作物很难种植，既然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就搬到条件好的地方去。最后是造血扶贫，如果不能发挥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扶贫最终是扶不起来的。赤溪村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激发群众的脱贫意识，敢于同贫困作斗争，现在依靠开发旅游资源和村民自主创业，赤溪村已经实现了脱贫致富，成为中国许多贫困山村脱贫致富的一个典型。

2014年是《人民日报》刊登赤溪村贫困状况30周年，《闽东日报》刊登了整版“中国扶贫第一村的嬗变”，由福建省委办公厅摘其要报送到国家民委，国家民委把相关内容做成简报，呈送给习近平总书记。他看了赤溪村的变化，作了200多字的批示。 2016年2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脱贫路上的赤溪村》，第10版整版刊发了长篇通讯《“中国扶贫第一村”脱贫记》，这两篇文章中都提到了我。据说总书记在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把这两篇稿件都看了。我想，习书记选择在赤溪村视频通话，代表了他对宁德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也代表了他对宁德人民的深深惦念。而他选择与我视频连线，可能也是看了这两篇新闻稿的缘故。

采访组：请您给我们讲讲当时视频连线的具体情况。

王绍据：当时我完全没想到自己能和总书记视频连线。2016年2月，《人民日报》两篇报道刊发不久，市委宣传部长给我挂电话说：“你最近不要离开宁德，北京有客人可能要找你。”我没想太多，就说可以。到了2月17日，《人民日报》福建分社的社长给我打电话，说：“下午会有车来接你，咱们一起去一个地方。”我问去哪里，他说：“现在你不要问，你就跟我来。”下午见了面，坐上车，他才告诉我去赤溪村，一路上也没再解释什么。

2月18日下午，人民网总裁和我们连线，他说：“请大家明天一定要精神饱满，总书记要和你们视频连线！”我当时听了感到非常震撼，总书记要跟我们对话！那我要怎么说呢？我觉得，习书记在宁德和我们是很亲近的，无论如何都要带着真感情和他对话。

2月19日，视频连线开始，先由赤溪村党支部书记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1分钟，总书记再和他进行对话后，就轮到我了。看到总书记就像站在我们面前一样，我一下子就激动了，铆足了一股劲，大声地说：“总书记，新年好！请允许我代表乡亲们给你拜个年！回想你在宁德工作的日日夜夜，我们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我们大伙都非常想念你呀！赤溪村脱贫致富有如此变化的今天，印证了你在批示中的16个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其实心里还有很多话想对他说，但时间所限，我最后讲了一句话：“总书记，乡亲们热切盼望你回宁德走走，到赤溪村看看！”这一讲，一下子就把总书记的感情牵动了起来，他深情地讲道：“绍据啊，看到你我感到很高兴。一听说你已经退休了，我很感慨，当年我们一起下乡的时候你还是个小伙子。当年，我们的下乡调研还是比较深入的，所以现在我特别注重倡导在地方工作的同志能够深入基层，新闻战线的同志也要多接地气，这样才能了解真实情况。你几十年前报道赤溪村的情况就很有新闻价值。赤溪村脱贫致富的历程就是全国扶贫工作的历程，要很好地总结。绍据，你是当地的‘活地图’‘活字典’，要很好地帮助大家总结扶贫经验，提供一些实际情况，为下一步全国全面摆脱贫困、建成小康社会发挥余热。最后，也祝你们新春愉快，生活幸福、事业兴旺！”原本计划4分多钟的视频连线，总书记跟我讲话就讲了3分20秒。听着总书记的亲切话语，望着他充满喜悦的神情，我一直热泪盈眶。

采访组：那一次视频连线对赤溪村、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绍据：当天下午，很多朋友甚至在国外的朋友都给我打电话表示祝贺，打得我手机一直发烫。回家后我也不敢随意出去，很多陌生人看到我都高兴地和我打招呼说，“你真厉害啊，能跟总书记视频连线”。直到4个多月过去了，我在街上走，还有出租车司机在我旁边停下来，说：“我认得你，你是和总书记视频的那个人！”说着，还让我免费坐他的车。我知道我是沾了总书记的光，这代表着大家对总书记的尊敬和爱戴。

这次视频连线对赤溪村的影响就更大了，总书记相当于为赤溪村做了一次广告。第二天就有很多人慕名而来，想帮助赤溪村尽快致富。我举一个例子。视频播出以后，厦门有一个人专程自驾来到赤溪村，看到村里很多女同志包着头巾，他问是什么原因，女同志就说是患了偏头痛，到处都治不好。他就拿出家里祖传的秘方免费为她们治疗。他后来连续来了8次，带着自己熬的药，把村里的人都治好了。村民们做了面锦旗送给他表示感谢，他说：“这要感谢总书记呀，没有总书记的视频，我也不会知道赤溪村，更不会来到赤溪村。”

采访组：作为曾经和习近平同志一同工作过的新闻人，您还有什么切身感触吗？

王绍据：总的来说，在我与习书记有限的相处中，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在习书记身上，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一种务实精神。具体体现为五个“实”：一是为人朴实，他从厦门到宁德来当地委书记，可以说是一方主官，但他从不摆阔气，办公、开会的地方都原封不动，住也是在地委提供的旧宿舍里。他穿的衣服非常朴实，我看穿得最多的就是三件：夹克衫、中山装，冬天还有一件羽绒服。二是待人诚实，就是非常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经常主动跟别人打招呼，和什么人都能聊上几句。三是讲话真实，他怎么想就怎么说，不会拐弯抹角，正确的事情就支持，错误的就反对，不做“好好先生”。四是工作踏实，从来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干，不讲虚的，也不好高骛远。就我们闽东扶贫来讲，他一直坚持“弱鸟先飞”“滴水穿石”，这是他治理闽东的名言，也是科学的发展理念，是他经过仔细调研、总结经验后针对闽东实际情况提出来的。五是领导务实，他在宁德不论是扶贫、创收还是开展文化活动、发展经济，都是贴近宁德实际、贴近老百姓生活去做的，而不是急于烧“三把火”，或是搞什么“大干快上”。

我在新闻宣传口工作了一辈子，从农村出身的农民通讯员到小县城里的一个专职新闻干部，成长为一个地方党报的总编辑，我感谢习书记的信任和重托，感谢他对我一片赤诚的肯定与鼓励。正是他在闽东期间所体现出来的对闽东振兴的殷殷期盼，鼓舞着我在新闻战线上不断做着鼓与呼的工作。他对闽东方方面面工作投入的大量心血、为宁德建设勾画的长远蓝图，我都努力通过新闻宣传的手段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闽东、了解习书记的施政方略。他30年不曾更改的对闽东的厚望，是我们进一步扎扎实实做好工作的动力。我会按照他的嘱托，做更多为闽东发展发挥余热的事情。